卡夫卡的中国引渡人

“有了幽灵，有了历史”

1985年冬，浙江海盐一间临河的屋子里，文学青年余华正在阅读卡夫卡。那年他二十五岁。五年前，他在宁波靠近甬江的一间昏暗公寓里阅读川端康成。余华认为卡夫卡和川端康成是对他影响深远的作家，他将二者进行对比：“川端康成是文学里无限柔软的主征，卡夫卡是文学里极端锋利的象征；川端康成叙述中的凝视缩短了心灵抵达事物的距离，卡夫卡叙述中的切割扩大了这样的距离；川端康成是肉体的迷宫，卡大卡是内心的地狱；川端康成如同盛开的罂粟花使人昏昏欲睡，卡夫卡就像是流进血管的海洛因令人亢奋和痴呆。”

1989年，诗人北岛抵达布拉格。一位建筑师带领他和朋友晚上出去喝酒，经过老城广场边上的卡夫卡故居时，建筑师说，在你脚下有个巨大的矿脉。

北岛将回忆写进诗歌《布拉格》：“有了幽灵，有了历史/地图上未标明的地下矿脉/是布拉格粗大的神经/卡夫卡的童年穿过广场/梦在逃学，梦/是坐在云端的严厉的父亲……”

北岛在《布拉格》中使用了老鼠的意象，卡夫卡在短篇小说《猫与老鼠》中这样写道：

“唉”，老鼠说，“这世界一天一天的变得越来越拥挤了。一开始，她是那么的宽广，以至于让我感到害怕。我跑啊跑，所幸的是我终于在远处的左边和右边看到了墙。但是这些长长的墙迅速地合拢在了一起，最终我已落入最后一间房间。那房间的角落里有一个陷阱，而我正朝着那方向跑去。”

“你只要改变一下你的方向就可以了。”猫说着便吃掉了她。

比余华和北岛都要早，叶廷芳和诗人何其芳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寻找卡夫卡。那是卡夫卡被视作颓废派作家的时节，从干校回京后，叶廷芳得知外文书店的通州仓库要清仓，那里有数百万册外文原版书，他便约何其芳一起去“淘书”，淘到了翻译自东德版本的卡夫卡小说，一本是《卡夫卡选集》，包括两部长篇《城堡》《诉讼》和若干短篇小说，另一部是《美国》。叶廷芳怕买了有麻烦，询问何其芳的意见，何其芳说：“当然要买！搞研究先不要管它进步与反动，研究以后再来下结论嘛。”

比他们还要早，李文俊在六十年代通过英文版翻译卡夫卡的小说，后来他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翻译福克纳上，他译介的《喧哗与骚动》影响了一代文学青年，他也被誉为中国最有分量的福克纳译者。而他也是新中国最早翻译卡夫卡小说的译者之一，1966年，他和曹庸一起翻译了《〈审判〉及其他小说》，收录了《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某科学院的报告》《审判》六篇小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当时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

一只布拉格的寒鸦

卡夫卡给未婚妻菲莉斯·鲍尔（Felice Bauer）写信说：“我是中国人，我要回家了。”

卡夫卡曾经多次提到未曾抵达的中国。他曾经用一篇小说来想象中国长城及其权力隐喻，也曾在1912年11月24日写给菲莉斯的信中，提到袁枚的《寒夜》：“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作家古斯塔夫·雅诺施曾拜访过卡夫卡，发现卡夫卡喜欢阅读中国经典的捷克译本，办公桌抽屉里摆着五本有黑色装饰图案的黄色精装书籍，分别是《论语》《中庸》《道德经》《列子》和《南华经》。（作家卡内蒂认为雅诺施把《礼记》误认为《中庸》）雅诺施在《卡夫卡谈话录》中回忆：“卡夫卡博士不仅钦佩古老的中国绘画和木刻艺术；他读过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翻译的中国古代哲学和宗教书籍，这些书里的成语、比喻和风趣的故事也让他着迷。”

卡夫卡对中国古典哲学的评价很高，他认为儒、释、道经典汇合而成一片大海，人们很容易在这大海里沉没。他点评《论语》：起初，人们还站在坚实的大地上，但到后来，书里的东西越来越虚无缥缈，不可捉摸。他点评老子“格言是坚硬的核桃，我被它们陶醉了，但是它们的核心对我却仍然紧锁着”。然后他说起庄子，在署有庄子名字的书里画线，如“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体”，并点评道：“我想，这是一切宗教和人生哲理的根本问题、首要问题。这里重要的问题是把握事物和时间的内在关联，认识自身，深入自己的形成与消亡过程。”接着，他用铅笔框住这段话：“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与之相靡，必与之莫多。狶韦氏之囿，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汤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师，故以是非相赍也，而况今之人乎！圣人处物不伤物。”

在诸位中国哲学家中，卡夫卡尤爱庄子，庄周梦蝶的故事疑似被他化用到小说里，在《猎人格拉胡斯》中，格拉胡斯对市长说：“我总是处在通往天堂的大阶梯上。我就在这漫无边际的露天台阶上游荡，忽上忽下，忽右忽左，始终处在运动中。我从猎人变成了一只蝴蝶。”

卡夫卡生前不能说穷困潦倒，也谈不上默默无闻，但确实没有大的名气。在他生前，他的朋友兼小说家布罗德、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都认为他是一位出色的虚构天才。比布洛赫更早，德国表现主义戏剧家卡尔·斯泰因海姆曾大加赞扬卡夫卡的作品，他在1915年称，应该把当年的冯塔纳奖金转授给卡夫卡。只可惜，卡夫卡的第一部小说集《观察》第一版印了八百册，五年后都还有一大半没卖出去，销售数据远不如流行小说家。据他自述，他知道在布拉格有一家书店，几年来只售出十一册他的小说，其中十册是卡夫卡自己买的，他于是很纳闷，究竟是谁买走了那第十一册。卡夫卡生前名声不显的另一个佐证，在于他作品的第一个法译本直到1928年才出现，彼时他已经去世四年。法国是欧洲文学的重镇，当一位新潮作家声名鹊起，法语世界很快就会引进他的作品，而卡夫卡的作品却姗姗来迟，由此可见，说他生前名声不显并不夸张。

有趣的是，Kafka在捷克语中有“寒鸦”的意思，这或许是最贴切地象征卡夫卡命运的动物。卡夫卡本人也说：“我是一只寒鸦，因为我的翅膀已经萎缩，因此，对我来说不存在高空和远方。我迷茫困惑地在人们中间跳来跳去。他们非常怀疑地打量我。我是灰色的，像灰烬。我是一只渴望在石头之间藏身的寒鸦。”

卡夫卡于1924年去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布罗德等人的热心推荐下，西欧文坛逐渐认可卡夫卡作品的价值，他像是一个新锐作家，被批评家们兴奋地谈论着。

从“卡司卡”到“卡夫卡”

有趣的是，中国文人发现卡夫卡的时间也不算晚，早在1923年即卡夫卡去世前一年，就有中国文人注意到了卡夫卡。这名文人不是在历史浪潮中昙花一现就销声匿迹的隐者，恰恰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小说家茅盾。

1923年10月，茅盾在《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十号《海外文坛消息》第一百八十三条“奥国现代作家”中提到了卡夫卡。只不过，他把Franz Kafka译作“卡司卡”，同时错把卡夫卡归入“抒情诗家”，张冠李戴地称他是“表现派戏曲的创始人”。

1930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二十一卷第一号，学者赵景深在《最近的德国文坛》中简单介绍了卡夫卡，译作“卡夫加”。1936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版《两栖集》称其为“喀夫喀”。1934年，翻译家赵家璧翻译了德国雅可布·瓦塞曼的论文《近代德国小说之趋势》，发表于该年6月1日的《现代》杂志第五卷第二号，其中一节叫“犹太作家考夫加”。

国内第一篇专门介绍卡夫卡的文章是孙晋三1944年11月15日在重庆《时与潮文艺》第四卷第三期上发表的《从卡夫卡（Kafka）说起》一文：“卡夫卡的小说，看去极为平淡，写的并非虚无缥缈的事，而是颇为真实的人生，但是读者总觉得意有未尽，似乎被笼罩于一种神秘的气氛中，好像背后另有呼之欲出的东西，而要是细细推考，却又发现象征之内另有象征，譬喻之后又有譬喻，总是推测不到渊底，卡夫卡的小说，不脱离现实，而却带我们进入人生宇宙最奥秘的境界，超出感官的世界，较之心理分析派文学的发掘止于潜意识，又是更深入了不知凡几。”

孙晋三是清华大学1935级外国语文系学生，曾任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主办《时与潮文艺》，译介世界文学，在当时算是一位小有贡献的文艺界人士。1949年后，他迁居台湾，从此在大陆不为人知，直到“卡夫卡热”兴起，苏光文、钱理群等学者打捞起了他的故事。孙晋三没有留下多少著作，此后也声名不显，被后世铭记的便是他介绍卡夫卡的文章，此文被钱理群收录进《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1937—1949）。一个人在世时对一位国外陌生作家的介绍，却因此作家后来变得家喻户晓而流传下来，其人则早已消隐在历史河流中，这不能不说是许多人的宿命——来过，活过，被遗忘。

而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叶汝琏也注意到了卡夫卡。叶汝琏是著名的法语文学翻译家，代表作是《圣-琼·佩斯诗选》中译本。1948年，她翻译的卡夫卡日记片段在天津《益世报》刊登。只不过，译介卡夫卡小说并非其主要精力所在，她后来仍主要研究法语文学。而在1949年后的十年，卡夫卡仍不算是国内批评家关心的作家，且不说风头正劲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罗曼·罗兰、狄更斯、巴尔扎克、哈代等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作家，都比卡夫卡更受欢迎。

五十年代，学者杨武能回忆：“大学外文系德语文学专业的教材中和课堂上根本不提他的名字。在一部1958年出版的影响很大的文学史里，哪怕批评的话也没有一句。”而在海峡彼岸，彼时仍是台湾大学外文系学生的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在《现代文学》杂志上介绍卡夫卡。1960年，他们又推出《卡夫卡特辑》，激赏卡夫卡在现代文学谱系中的意义。只可惜，《现代文学》的定位是严肃文学平台，读的人并不多，据说有一次白先勇去报刊亭，发现还有一些《现代文学》，就把它们都买下了。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1963年奉命创办了“供内部参考”的《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用于刊登一些当时不适合面向大众发表的外国文艺作品和资讯。其中包括了扎东斯基1964年发表的《卡夫卡真貌》。同年，黄皮本《〈审判〉及其他作品》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卡夫卡在八十年代末已经是文学青年眼中的前卫偶像，这股风潮肇始于“文革”时期的地下书市，当时已经有卡夫卡小说选集流传其中，而真正助推卡夫卡公开化，让其被更多文学爱好者熟知的，便是李文俊与叶廷芳。

“文革”结束后，国人对新潮文化充满了好奇，其中荒诞派、象征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都令当时的知识分子颇为兴奋，一边是小说家、诗人、大学生争相借读新潮文学，另一边是翻译家的兴趣，从高尔基、巴尔扎克、海涅转移至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青年叶廷芳在老师冯至的点拨下，将研究重心从海涅改为卡夫卡、迪伦马特。此时在北京城的另一处，日后成为“福克纳专家”的李文俊也在研究卡夫卡，他参考的是英文译本。他的夫人、翻译家张佩芬女士精通德文，推荐由叶廷芳来写一篇文章介绍卡夫卡，于是《卡夫卡和他的作品》一文被刊载在1979年第一期《世界文学》上，署名丁方。

叶廷芳出生于浙江省衢县的平民家庭，年少时曾遭遇无妄之灾。在他九岁那年，他和同村的孩子玩骑“龙杠”时从硬木单杠上不慎摔落，摔伤左臂，因为误医导致伤口感染溃烂，他从此失去了左臂。随后，由于衢州当地中学不接受残疾人入学，他辍学一年，等到新中国成立后，他才得以顺利考入衢州中学。

195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1961年，毕业留校担任西语系助教，又于1964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历任研究员、博导、本所学术委员等职务，并在其后成为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

最初介绍卡夫卡时，他署名“丁方”，所谓“丁方”，就是老家人用方言称呼“廷芳”的谐音。后来他看发了也没事，胆子就大了，就又写了《西方现代艺术的探险者——论卡夫卡的艺术特征》。叶廷芳将卡夫卡视作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他援引文学批评家汉斯·马耶的话说：“正是因为文学观念改变了，衡量文学的尺度不同了，卡夫卡那些一度被认为‘非文学’的作品被公认为真正的文学，卡夫卡也就由‘文学外’走到了文学内，而且成了左右二十世纪文学主潮的‘现代文学’奠基者之一。”

到了九十年代，卡夫卡在文学青年中已是尽人皆知。此外，如果我们读到德语文学学者严宝瑜先生撰写的《留德难忘事》，便会发现他早在五十年代就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时读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德文版，而这是目前中国卡夫卡研究里很少被提到的。其中有这样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