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哈特：现代军事理论界的一座高峰

在近代军事理论界，李德·哈特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与另一位学富五车、成果斐然的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两人共同被誉为“19世纪西方军事理论界的双子星”。因应其晚年集大成的战略论专著《战略论：间接路线》，“间接战略”成为李德·哈特最显赫的一张名片，而他在军事理论领域的建树远不止于此。他写的煌煌战史《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直到如今仍是人们研究战史的必读参考书。他提出的“大战略”概念得到后世广泛认可，为当代西方战略学界思考国家战略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思维范式。可以说，李德·哈特是现代军事理论界一座耸立的高峰，他不仅总结、概括并超越了他之前的时代，而且暗示、启发、照耀了他之后的时代。

“间接战略”的提出者与崇信者

人们对是军事思想家、理论家的印象很容易陷入标签化思维，正如人们通常将“制海权理论”与马汉、“制空权理论”与杜黑、“装甲战”与富勒建立直接的映射关系一样。若讲李德·哈特，军事理论与战略学界许多人会把他同“间接战略”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李德·哈特是间接战略的首创者与坚定捍卫者，他的战略论专著定名为《战略论：间接路线》，足见其对“间接战略”的极高推崇。按照李德·哈特的著作，“间接路线”的精髓在于，“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一个新观念的直接攻击，结果必然会挑起顽强的抵抗，使局面反而难于改善。若是使用出人意外的渗透手段，用侧击的方式，则其收效反而会更容易和更迅速”。如此晦涩的阐述若用中国兵学思想理解则非常简单，即《孙子兵法》所谓“以正合，以奇胜”。如果说“直接路线”是正兵，那么“间接路线”就是以奇制胜的奇兵。可见，李德·哈特的“间接路线”思想与中国《孙子兵法》有诸多相通之处。他还指出，“在未克服敌人抵抗之前，应首先减弱他的抵抗，而最有效的手段即为把他引出其本身的防线之外”。关于这个道理，熟悉中国古代战争史的人们并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有太多这样的战例了。

事实上，李德·哈特本人不仅研读过《孙子兵法》，而且对《孙子兵法》极为推崇。他在《战略论：间接路线》一书序言部分郑重地引用了《孙子兵法》的13句名言，足见《孙子兵法》在李德·哈特心中的重要地位，也可见《孙子兵法》与李德·哈特战略思想的相通之处。其中与李德·哈特“间接路线”思想密切相关的句子有：“兵者，诡道也……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兵之胜，避实而击虚。”从某种程度讲，这些名言皆可作为李德·哈特“间接路线”思想的中国式表达。相比而言，李德·哈特对近代西方世界公认的伟大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过于重视“会战”的思想则非常反感——在李德·哈特看来，追求“会战”是一种直接战略。他批评道，“这种教条只配产生军士，而不配产生将军。当他将会战变成惟一的‘真正战争行动’时，他的教条即剥夺了战略的桂冠，使战争艺术变成大量屠杀的机器了。尤其是，他促使将军们一有机会就去寻求会战，而不是先创出一个有利的机会”。此外，李德·哈特对克劳塞维茨本人也不以为然。他评论道，“克劳塞维茨对于战术和战略，都不曾有新奇进步的观念。他是一个皓首穷经的思想家，而不具有创造性和活力。比起18世纪所产生的‘师’制和20世纪的‘装甲机动理论’，他的战争理论似乎不具有这种革命性影响”。这样的评论出自李德·哈特之口着实令人诧异，至少表明李德·哈特并未真正读懂克劳塞维茨，或者对其观点有很大误解。

与《孙子兵法》不同的是，李德·哈特对“间接路线”思想的强调到了十分崇信甚至迷信的地步。他在《战略论：间接路线》一书序言中直白地讲，“当我在研究古今的无数战役时，才发现，间接路线实在是远比直接路线更为优越”。扩而大之，李德·哈特甚至把间接路线当作一条适用于军事并超越军事领域的普遍真理：“间接路线还可以有更广泛的应用。在所有一切生活的领域之内，这都是一条不易的定律——这也是哲学上的真理。”

然而，一些人对“间接战略”不以为然，其中包括与李德·哈特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军事理论家——富勒。富勒曾直言不讳地指出：“若认为间接路线为万应灵丹，实乃大错。战略的目的是要击败敌人，若能用直接路线达到此种目的，则又何乐而不为。间接路线只是一种不得已的下策。究竟应采取何种路线要看双方的态势来决定。”富勒还举了一个例子：“假使当我遇到一个歹徒时，我有一把手枪而他没有，则我应采取直接路线，但假使双方都只带着短刀，则我也许就应采取间接路线。”富勒讲的固然没错，但他一定有曲解李德·哈特的地方，如同李德·哈特误读克劳塞维茨一样。他举的例子再浅显不过，作为一位解读过无数战例的军事思想家，李德·哈特不可能不理解。换言之，按“间接路线”的字面意思解读李德·哈特的军事思想，难免有以偏概全、不求甚解之嫌，这一概念在李德·哈特那里必然有大玄机。于此，必须通过细读李德·哈特的战史评论与战略学著作，或者通过其关于“机械化战争理论”的核心论述，方能体会。当然，李德·哈特本人试图用“间接路线”四个字去概括“所有军事奥秘”，本身确有简单化和形而上学的不足，这也成为引起人们误会的一大原因。

“大战略”的首创者与奠基人

考察军事思想最忌标签化。若仅以“间接路线”考察李德·哈特，便会犯一叶障目的错误；只有避开这张“名片”而深入李德·哈特的著作，方能感知其深邃而博大的思想。事实上，读李德·哈特的代表作《战略论：间接路线》可以发现，他在战略思想上的最大贡献并不在“间接战略”，而在于“大战略”——与“间接战略”相比，李德·哈特的“大战略”思想更受后世广泛认可。

所谓“大战略”，又称“高级战略”，这是李德·哈特在《战略论：间接路线》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一个战略学概念，用以区分传统的“战略”，即狭义的“军事战略”（又称“纯粹战略”）。李德·哈特认为，“（军事）战略研究只是以赢得军事胜利的问题为限度，大战略却必须具有较深远的观念——它的问题是如何赢得和平”。他强调指出：纯粹军事性的战略，必须受到具有较长久和较广泛观点的“大战略”的指导。这讲的实际上是政略与战略的关系——战略必须服从政略，而不是相反；战争是为了“获得一个更好的和平状态”，而不应仅仅专注于战争胜利。

他进一步指出，“大战略的任务为协调和指导所有一切的国家（或国家组合）的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标”。“大战略要求统筹计划国家的经济资源与人力资源，以维持军队作战的需要。精神力量也不容忽视，培养人民的精神价值对发展与运用各种具体的物质力量至关重要。此外，大战略要求为各军种与国防工业合理分配资源。军队只不过是国家大战略的一种工具而已。除此之外，一个国家还可以考虑动用经济、外交杠杆以及商业、舆论等方面的力量，削弱敌国的实力和意志……战略（此处指军事战略）专注于如何战争，而大战略更关注如何实现和平”。

需要指出的是，李德·哈特的学术观点建立在扎扎实实的战史研究的基础之上，并且浸透着历史深处的血的沉痛教训。李德·哈特对西方世界各个历史时期战争（特别是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关国家在大战略方面的得失进行了全面复盘和点评，其中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正如他所指出的，“假使你只是专心集中全力去追求胜利，而不想它的后果，那么你就会过分的精疲力竭，而得不到和平的实惠。这样的和平一定是一个不好的和平，蕴含着另一次新战争的细菌。这种教训在历史上可以说不胜枚举”。

公允地看，很难说古代社会没有“大战略”思想——例如，我国古代秦始皇统一六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商鞅变法和“一代名相”李斯的“大战略”；韩信的《汉中对》、诸葛亮的《隆中对》、羊祜的《平吴疏》等传世名篇，又何尝不是我国古代的大战略呢？但确是李德·哈特首次将“大战略”思想学理化，这是李德·哈特在战争理论方面的一大贡献。后来，“大战略”思想为西方国家所普遍接受，并不断深化发展，现已成为西方战略理论的一块“基石”。例如，曾任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的约翰·柯林斯在其专著《大战略》一书中完整地继承了“大战略”思想。

此外，李德·哈特对“战略”的定义也被后世奉为经典，且对后世战略学产生深远影响。他将“（军事）战略”定义为：为达到政治目的而分配与运用军事手段的艺术。此外，他还补充道，“成功的战略有赖于对目的和手段的精确计算与协调。目的必须与总的手段相匹配。而用于达成最终目的的任何一个子目标的手段，也必须与该子目标的价值与需求相匹配”。这种将战略解构为目的、手段与方法三要素的方法论，符合西方擅长对事物解构研究的科学思维，对西方战略思维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代西方战略理论皆以此为根基。例如，美军参联会颁布的《军语》将“军事战略”定义为：“平时或战时分配与运用军事力量，以达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定义为：“理论上讲，战略指目标、方法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宽泛地讲，战略艺术是指对目标（即目的）、方法（或行动）与手段（即资源）三者进行合理地规划、协调与运用，以促进和保护国家利益。”

回归“大战略”，李德·哈特提出这一概念的初衷是想让后人汲取历史的教训，“超越战争看到战后的和平”，“不应忽视现实而追求胜利的幻想”。这一点与晚年充满悲悯、同情心的富勒非常相似。然而，李德·哈特并未对后人抱有太大信心。他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重复犯错的历史。但是作为李德·哈特而言，能够指出人类思想的“痼疾”并指明正确的方向，已经完成他作为一位卓越军事思想家的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