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青年教育工作

汪家？，1929年3月生，1946年1月入党，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教育系。曾任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北京团市委副书记、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北京市委副书记兼教育工委书记、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第九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两所进步学校、两个17年

我于1929年出生在上海，1946年1月读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回顾我的足迹，入党快80年了，这一生都在党旗下战斗。党组织分配给我的工作主要是青年工作和教育工作。

促使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有两所学校：一所中学，一所大学。上海南屏女中是一所有良好校风的学校，曾季肃校长和教师都有进步思想，对学生影响很大，在那里我成了一名年轻的地下党员。同年，我考入北京大学，走进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国共产党的摇篮——沙滩红楼，得到了思想文化的全面提升，并担任中共北大地下党总支委员，领导学生运动工作。这是我人生的起点。

我从事共青团工作，始于北京大学。1950年，我从北大教育系毕业，担任北大第一任团委书记。不久后，我到北京团市委工作，担任大学部部长。其间，被组织派往苏联团校留学两年，回国后担任北京团市委副书记，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在共青团岗位上一干就是17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于1977年被派到清华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开始从事高校管理工作，工作对象也是青年学生。我1981年担任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1988年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兼教工委书记，并于1991年兼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1994年7月离开燕园时，我从事高等教育工作也是17年。

1994年到1998年，我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期间，虽然离开了青年工作，但工作内容仍与教育紧密相关，因为党校管理与高校管理有相通之处。1998年3月，我担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立法工作，又回到了与青少年教育息息相关的工作。

培养新中国建设者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到处需要干部，需要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之初，主要任务是教育引导学生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掌握实际工作的本领，成为国家建设需要的人才，毕业后参加祖国建设。办好新中国的大学，重要的工作在于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在青年中培树马克思主义思想，培养又红又专的新中国建设者。

当时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从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入手的。当时不少青年学生还没能摆脱旧思想的影响，对共产党不了解，不理解为什么中国革命必须由共产党领导、中国为什么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之甚少或根本就没有接触过。

在这种情况下，各高校党团组织继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积极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学生从新旧社会对比、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对比中，感受到共产党的伟大，增强了对共产党的领导和建设新中国的信心。许多大学生由此确立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人生理想。

热火朝天的共青团工作

做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团市委大学部重要的工作职责。当时的共青团工作主要是联系各级各类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搞各种学习实践活动，做好团员和其他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

我调到团市委没几个月就爆发了朝鲜战争，我们对大学生及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组织参加抗美援朝、支援抗美援朝。结合土改运动，组织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四所大学的800多名学生到广西和江西参加土改。1953年，国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时期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很丰富，包括落实毛泽东主席“三好”学生指示、向科学进军、服从祖国需要等。1956年1月22日，根据市委批复，团市委成立了北京市团校，加大对团干部的培养力度。

1949年到1956年，这个历史阶段的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由于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并且契合学生实际，是卓有成效的。学生通过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形势政策，结合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社会实践教育以及围绕“三好”培养目标的教育，政治觉悟有很大提高，集体主义精神得到发扬。对学生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既有严肃的讨论争辩，又有耐心的说服教育。学校的活动丰富多彩，方式多种多样，校园气氛是民主自由、生动活泼的。

难忘那些对青少年工作的关怀

1957年5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我作为代表参加了大会。这次大会决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5月25日，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全体代表。在大合影时，我在第一排，这张照片现在收藏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我在北京团市委工作的那段时间，胡耀邦同志是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他多次强调，团干部应该与青年人交朋友。他提倡大家深入基层，联系基层团支部。当时他的基层联系点是北大中文系59级团支部，记得我还带着团支部的同学到他家里去做客，耀邦同志请大家边聊边吃烤花生，给大家讲思想工作不能追求形式、不能搞花架子，要讲实效的道理。

1959年10月，北京市少年先锋队建队10周年，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彭真、胡耀邦、邓拓等领导参会讲话。彭真同志作了《今天的红领巾， 明天的红旗手》的讲话。胡耀邦同志作了一个精彩的发言，题目是《预备队的任务》。他在讲话中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种各样的队伍中，第一支是伟大而光荣的中国共产党，这是先锋队；第二支是战斗的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突击队；第三支是少年先锋队，这是预备队。这是“一个主义三个队”最早的来源。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阐明了党团队链条相衔接、相贯通的政治逻辑，特别强调从少年到青年，再到成年这样一个历程。“入队、入团、入党，是青年追求政治进步的‘人生三部曲’”，这种表述在党的重要文献中是第一次，也是对老一辈革命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改革开放后的青年工作与“文化大革命”前有所不同。1977年，我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主要分管学生工作。恢复高考制度后，大批青年进入高校，他们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异常刻苦努力。但“文化大革命”在他们心中留下的创伤不可低估，做好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是那个时期的重要任务。

当时广大教师的积极性非常高，大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把‘四人帮’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补回来！”学生们也很努力，特别是1977级、1978级的学生。他们中绝大多数是老三届的学生，有不少人下乡插队近10年，30多岁才有机会走进大学校门。那个时候如果哪门课程的老师说期末不考试了，只根据平时成绩记个合格，会受到学生们的坚决反对，大家一致要求老师考试。

在一场自发组织的讨论中，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1977级2班（简称“化72班”）的同学提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多作贡献”的行动口号。《中国青年报》以《搞四化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题，在头版头条对清华大学化72班的团支部讨论进行了报道。“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成为那个时代响彻大江南北最响亮的青春回答，成为一个时代青年精神的象征。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爱国主义是北大的光荣传统，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北大人不止一次地身体力行“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传统；在和平年代，北大人更是时刻不忘以“振兴中华”为己任。

1981年3月20日深夜，中国男子排球队逆转战胜南朝鲜队，进军世界杯，在欢庆胜利的过程中，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这一声呐喊随后登上了《人民日报》。当时的排球赛，我们在0：2落后的情况下反败为胜，深深鼓舞了大家，北大中文系77级学生自发在校园高呼口号，从“中国队万岁”到“中国万岁”“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为中华的崛起而奋斗”，然后才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最后这个口号，是青年学生爱国热情的集中表达。这个口号之所以很快传遍全国，是因为它喊出了中华民族的心声，喊出了时代的主旋律。“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是80年代千千万万青年人的信念。现在北大图书馆东北角一块草坪上还保留着原石形状的“振兴中华”石碑，那是1980级毕业生献给母校的礼物。

1984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游行庆祝活动。当大学生的游行队伍走到天安门前时，北京大学学生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小平您好”这句朴实的话语表达了青年学生对一代伟人深深的崇敬和热爱，表达了青年学生对改革开放的深切拥护和期待。从“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到“小平您好”，是广大青年学生与中国共产党同呼吸、共命运的集中写照，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成果和青年学生良好精神风貌的展现。

1991年初，我回到了阔别40年的北京大学，兼任党委书记。在北大校园内进行全面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向学生们讲党史、讲革命史，讲社会稳定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当时，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和平演变”和科技竞争。应对这两个挑战的基本方法是通过教育和科技发展，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通过大量的思想工作，统一思想和凝聚共识。

今天的青年成长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环境中，生逢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作为一个老团干部，我对共青团是有感情的，真心地希望新时期的青年工作能够不断创新，共青团事业能够不断发展。同时，我又是在教育战线上工作了多年的老党员，我衷心希望中国的教育事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在新时代迈出新的步伐。

2024年11月，作者在阅读《大学生》杂志

（记录整理：刘际蓁、班松梅）

责任编辑：朴添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