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尼斯诗歌意象的现代式创新

东方与西方一直在相聚，相聚的方式就是艺术。艺术能够表达东西方最深刻的思想，也能跨越国界。阿多尼斯出生于叙利亚拉塔基亚，后来在黎巴嫩工作，并生活在法国。他曾就读于法国公学，后又常年居住在巴黎，曾在法国索邦大学和瑞士日内瓦大学担任教授。他拥有东西文化的双重背景。此外，阿多尼斯与中国也有深厚的渊源。他与中国学者薛庆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多次跨国与中国诗人及学者在活动中进行对话交流，并在中国多地参加诗歌活动和举行绘画作品展览。

阿多尼斯对东西方文化的深刻理解使他能够突破单一思维的局限，自由审视阿拉伯世界本土文化的精华和弊病。因此，阿多尼斯的诗歌融通了传统的诗性因子和现代性元素，结合了古典阿拉伯诗歌与欧洲现代文学的理念，传统与先锋兼具，东西方文化共融，完成了古代与现代的对接，实现了东方与西方的交融，在张力中达到了跨越与平衡。

一、西方魅力：欧洲文学的萃取

（一）法国文学的深刻影响

1944年，阿多尼斯向前往他家乡附近的塔尔图斯城巡视的叙利亚总统吟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爱国诗歌，受到总统的赏识，并当场承诺由国家资助他进人城里的法国学校就读。阿多尼斯人学后刻苦学习法语，两年后便能阅读法国诗人的原文作品。在法国公立学校接受先进教育的他，不仅精通了法语，还对法国文学有了深刻的理解。现代文学的熏陶使他在法国的学习收获颇丰。他在学校里研读了大量的法国文学诗歌作品，对法国文学怀有深厚的热爱，并深受其影响。

（二）西方文学元素的巧妙融入

阿多尼斯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文学修养，成功地将东方文化元素融入西方文学作品中，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他的作品不仅丰富了西方文学的内涵，也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阿拉伯文化与西方文学在长期磨合中未能完全融合，阿多尼斯却找到了独特的技巧，成功将自己的作品融入西方诗歌体系，使其作品备受喜爱。阿多尼斯表示，狭义概念的欧洲语言元素并未进入他的创作，但他确实曾受到欧洲诗歌结构元素的影响。这加深了他对阿拉伯诗学的认识，即高妙的诗歌语言与高妙的思想语言不可分离，伟天的诗歌注定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而伟天的思想也必定是另一种形式的诗歌。由此可见，尽管欧洲文学元素并未直接融入阿多尼斯的作品，却对他的诗歌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多尼斯通过对西方文学的认识，巧妙地将西方文学的优美词汇融入自己的诗歌中，如《贝鲁特的镜子：1967》《没有死亡的挽歌》等作品。阿多尼斯的创作不仅展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也为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三）尼采思想的深刻影响

阿多尼斯曾直言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是德国诗人、思想家和哲学家尼采。首先，阿多尼斯继承了尼采强调“重估一切价值”的精神。其次，他与尼采一样主张无神论，强烈批判宗教主义。最后，阿多尼斯推崇尼采对文化身份的反思和对西方政治和文化体系的批评，认为这有助于摆脱西方中心论。他常自比鲁迅，恰巧，他自己也被称为阿拉伯的“鲁迅”，两人确有相似之处，都对本民族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这也是他们和尼采相像的地方。阿多尼斯是阿拉伯知识分子中，屈指可数对本民族文化有非常精深认识的天师。他编选了四大卷阿拉伯古代散文选，并以现代视角重新审视阿拉伯文化传统，其博士论文《稳定与变化》也展现出重写阿拉伯文化史的雄心壮志。

阿多尼斯的诗歌，在汲取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文明之余，也从西方文学中汲取灵感与启示。他的诗歌萃取了一部分欧洲文学，展示了西方文学的独特魅力，侧面推动了阿拉伯文学的创新和发展。在未来，随着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阿多尼斯的诗歌将在更多的领域和层面发挥其独特的价值和影响力。

二、东方韵味：中国文化的影响

（一）中国文化的深刻吸引

阿多尼斯虽然常年生活在法国，但他是一个热爱旅行的人。每一次旅行，都会激发他对世界的重新发现，也是他对自我与文化的深刻反思。他曾说：“真理总是与启程者同在。”因为旅行意味着人要经历不同的空间，这能够让人的生活经验和诗歌经验得到更新。旅行能够让人了解更多未知的事物，也会激发人的求知欲。旅行就是进一步了解自我和世界的一种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阿多尼斯曾多次访问中国，并产生了深人了解中国的强烈愿望。正是这种持续的吸引力促使他一次又一次地来到中国，每次访问期间阿多尼斯都能接触到新的文化元素，这激发了他进一步探索中国的兴趣。

（二）中国文化的多元体验

阿多尼斯颇受阿拉伯传统文化中对中国的正面想象影响，加上多次圆满的访华经历，他对中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印象。阿多尼斯在广州、成都、南京等多地参加文化活动，深深爱上了中国文化，赞美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和底蕴丰富。2009年，他再次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称中国为“光的进发”。2019年秋冬，他在上海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心中对中国有更具体、更私密的情感，并计划用文字记录下来。他对中国女性也有独特的感受，形容她们为“云翳的队列，被形式的雷霆环绕，由意义的闪电引导”，以此表达对中国人文和自然的爱恋和敬意。

（三）《桂花》：中国文化的象征

2019年秋冬，阿多尼斯再次携他的首部中国题材长诗《桂花》开启第八次中国之行。《桂花》这一名字大有渊源，阿拉伯本土没有桂花这种植物，阿拉伯语也没有对应单词（只能根据英语Osmanthus音译）。阿多尼斯选用此名，源于他在广州见识到了金秋十月桂花飘香的景象，并亲手种下一棵名为“阿多尼斯”的桂花树，这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他曾激动地对黄礼孩等人说：“这棵树，让属于我的一部分留在了这里，也让我和中国建立了更为亲密的联系。”阿多尼斯又将中国比作桂花，称其崇高和珍贵，并写道：“桂花树，我要向你表白：你崇高而珍贵，普通又特殊，但又混杂于众树之间：这恰恰是你的可贵！”但知名学者薛庆国却认为这只是阿多尼斯说出的一半答案，另一半在于桂花是他的自喻。正如屈原以香草美人自比，桂花也成为阿多尼斯的象征。薛庆国指出：“桂花，这平凡而高贵的花朵，清可绝尘，浓则远溢，杂于众树而香盖群芳；这，岂不正是阿多尼斯这位‘香章美人’‘风与光的君王’的自况吗？”另外，《桂花》还蕴含更深层的意义。其一，阿多尼斯希望桂花赋予世界阴柔和女性气息。在阿拉伯文化及神教传统中，树被视为罪恶之源，因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而犯下原罪，女性也被视为罪恶的象征。阿多尼斯以“桂花”为书名，反其道而行之，为树和女性正名，强调树是自由的象征。其二，阿多尼斯通过桂花怀念阿拉伯的没药树和橄榄树，与阿拉伯现实形成强烈反差，借此反思阿拉伯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展现深刻的批判与映照。

（四）中国文学与艺术的共鸣

阿多尼斯与中国的渊源颇深，阿拉伯文化中对中国正面友好的集体想象深刻影响着他。在多次中国之行中，他反观自我，并将深邃的批判目光投向阿拉伯世界的传统与现实。正如他在2009年访华后写下的散文诗《云翳泼墨下的中国墨汁：北京与上海之行》中所说：“我该把天安门当作一面镜子，以映照我的问题。”他以诗歌的良知直面苦难，用温暖与爱抚慰战乱中的天空与土地。阿多尼斯清醒地意识到水深火热中人们的需求，用诗歌与他们紧密相连。踏足中国时，他感受到两个古老文明跳动的脉搏，以及丝路两端的情深义重。

此外，阿多尼斯还曾多次来访中国参加诗歌活动。2009年3月和8月，他两次访华，其中第二次是受邀参加北京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他被认为是对中国当代诗歌写作有着重大影响的诗人。2019年11月3日，阿多尼斯现身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的“诗歌朗诵交流会”，提出了一系列深刻见解。其一，他认为自己的诗歌是一个网络，而非简单的线条，其中不仅蕴含阿拉伯世界的影子，还融合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特征；其二，他重新审视了登高的含义，认为阿拉伯人将升天视为最高境界是错误的，真正的登高是精神上的自我完善;其三，他对时代的现代化表达了忧虑，强调现代化过程中必须保持人性化和人道主义精神；其四，他提到母亲哈斯奈·里雅希对他成长的深远影响，认为母亲是自然的一部分，让他联想到山、水、森林和星辰；其五，他肯定了女性的独立地位，认为男女平等且女性地位高于男性，并赞扬女性的革命性，认为她们在冲破主流文化的同时，也在创造美好未来。

阿多尼斯不仅是个举世闻名的大诗人，还是一个小有成就的画家，他热衷于制作拼贴画。阿多尼斯说道：“我就像一棵树一样，根深叶茂，向一切空气开放。”他不但写诗，还有其他艺术创作：“我在写回忆录，厌倦了就写诗，写诗厌倦了就写随笔，随笔厌烦了，就做拼贴画。”

阿多尼斯先后在中国上海、杭州与深圳举行了三次绘画展览。2013年8月4日，他在上海举办了“白昼的头颅，黑夜的肩膀”绘画展及诗歌朗诵交流会。会上，他分享了自己的绘画灵感来源与办展初衷。阿多尼斯自20世纪90年代初在巴黎开始绘画创作，最初是为了在缺乏诗歌灵感时解闷，他将不满意的作品丢弃或撕毁，部分装饰在墙上。后来，一位巴黎艺术家看到这些画作，提议为他办展，这成为他绘画艺术生涯的起点。2017年12月3日至12日，阿多尼斯在杭州举办“蓝色对话——阿多尼斯绘画作品展”，展出了自20世纪90 年代起创作的69幅作品，其中有多幅融合阿拉伯语、色彩、麻布、宝石等材料的拼贴画。他表示，绘画是他无法用诗歌表达时的另一种语言。2018 年9月15日至10月31日，阿多尼斯在深圳再次举办“蓝色对话一一阿多尼斯绘画作品展”，呈现出五个系列作品：蓝色对话、碰撞、孤独的花园、古老的神话以及无题。他的拼贴画中常使用小石头、小木块、拾得物和金属容器，他赋予它们形态，通常是人形，并配以诗歌。这些作品不仅是视觉艺术，更是诗人对开放、深刻、持久的诗歌艺术的呼吁。

作为一个诗人兼画家，阿多尼斯对色彩的敏锐程度异于常人。例如，他曾在诗作《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中形容父亲的死去为“绿色地死去”：“为那像云彩一样绿色地死去／脸上还张着风帆的父亲。”因为绿色在阿拉伯文化中被视为吉祥的颜色，这也为他父亲的离世增添了一层吉祥的意味。另外，他认为父亲本应活得更久，却像春天一样“绿色地死去”，带着未尽的生机。然而，若论阿多尼斯最喜欢的颜色，那可能是黑色。因为黑色在他眼中是万物的本源，他常常佩戴黑帽子。而他一直戴黑帽子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总是感到头冷，戴上黑帽子可以保暖。

阿多尼斯与中国文学有着紧密联系，他欣赏季白、屈原和鲁迅等文学家身上鲜明的变革性和叛逆性。他认为诗歌的核心在于变革与叛逆，艺术不应屈服于任何事物或被潮流左右。他欣赏鲁迅的战斗性、现代性以及改变现实的冲动，被誉为阿拉伯世界的“鲁迅”。阿多尼斯与鲁迅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深爱并精通各自的文化传统，同时对其持有深刻的批判意识。鲁迅通过日语了解西方，阿多尼斯则通过长期生活在法国，深人理解法国的文学和思想传统。鲁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在于不触犯人心，阿多尼斯则用“Transgression”（樱犯）一词形容阿拉伯文化的弊端。学者薛庆国指出，这一概念在两人思想之间建立了连接。此外，阿多尼斯和鲁迅都是“多重批判者”。鲁迅不仅批判中国文化，也批判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阿多尼斯则批判阿拉伯传统和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并且，他们都对大众保持深刻的审视意识。这种多重批判的身份，使他们在各自的文化与历史背景下，成为推动变革与反思的重要力量。

中国文化对阿多尼斯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的诗歌中，还体现在他的绘画中，甚至体现在他对阿拉伯文明的重新认识上。阿多尼斯诗歌中的东方韵味，不仅让其文学价值进一步得到了体现，更深化了他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展示了诗歌所传递的跨文化交流的独特意义。

三、结语

阿多尼斯凭借丰富的跨文化经历与卓越的艺术成就，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推动者。他深刻理解并融合了东西方文化，在作品中实现了古代与现代的对接、东方与西方的交融，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他的作品不仅丰富了阿拉伯文学的内涵，为世界文学注人了新活力，而且展现了东西方文化的深刻思想，超越了国界与文化的限制，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阿多尼斯的诗歌与艺术，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见证，更是对人类自由与创造力的永恒赞颂，树立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典范。

（长春理工大学）

作者简介：徐杨（1978—），女，吉林抚松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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