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论争与常识博弈

中国“现代”观念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萌芽于晚清、确立于“五四”，儿童观念经历了从清末民初时期作为国家之基的“民”之启蒙的政治认同，到“五四”时期作为儿童独立意义上的“人”之启蒙的本体认同，这与当时社会的启蒙思想沿革紧密相关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大功绩是发现了“人”，包括底层之人、妇女和儿童。中国现代文学以“人的文学”为核心观念，儿童的发现则促成了以“儿童本位”为核心观念的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朱自强认为，具有现代性的儿童文学“不是现代文学的‘量’的增加，而是‘质’的生成。‘儿童’和儿童文学的被发现，不仅给中国现代文学这一‘人的文学’以具体的内容，而且强化了它的现代性质地，提高了它的现代性价值”②。现代儿童文学既是启蒙思潮的产物，同时也自觉担当着启蒙的任务，被启之“蒙”涉及如何看待“儿童”（以及如何由此认识完整的生命）和如何建构属于儿童的“文学”。但是，正如“人的文学”观念在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载浮载沉一般，“儿童本位”这一“五四”时期生发的“新知”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中也有起落，围绕着何为儿童文学之“儿童性”与“文学性”及二者之关系、儿童文学的功用等逐渐成为“常识”的问题，在不同时期出现了多场论争，某些儿童读物在特定历史时期也遭查禁。本文以发生于1931年由官方咨文引发的“鸟言兽语”论争和童书查禁为焦点说开去，考察其前因后果的脉络并从中寻找启示。通过重审现代儿童文学中一些暗流涌动的分歧或激流奔腾的争鸣，辨析与多种论争相关的儿童文学现代性建构中某些“常识”与谬误的博弈，思考什么是健全的儿童文学，应该有怎样健全的儿童观、儿童文学观才能带来健全的儿童文学教育，或以怎样健全的儿童文学来塑造健全的儿童？即重新辨析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在与儿童发展、社会运动和教育实践密不可分的关联中“何去何从”的问题。

一、再辨“鸟言兽语”之争的焦点及常识建构

1931年3月5日，上海《申报》③的《教育消息》专栏介绍了“二月二十四日长沙通讯”，报道了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何键“以改良课本为现时切要之图，当经咨请教部核办”的时事，并附录原咨文《何键咨请教部改良学校课程》，引发了文学界和教育界的广泛讨论。在咨文中，何键批评了当时小学国语教科书中普遍采用“鸟言兽语”的儿童文学的做法：“民八以前，各学校国文课本，犹有文理；近日课本，每每‘狗说’‘猪说’‘鸭子说’，以及‘猫小姐’‘狗大哥’‘牛公公之词’，充溢行间，禽兽能作人言，尊称加诸兽类，鄙俚怪诞，莫可言状。”在关于文学艺术表达的评判之外，何键还从政治立场出发，指出“尤有一种荒谬之说”，“如‘爸爸，你天天帮人造屋，自己没有屋住’，又如‘我的拳头大，臂膀粗’等语。不啻鼓吹共产，引诱暴行，青年性根未能坚定，往往被其蛊惑……”基于此二种“谬误”，他建议：“为今之计，凡学校课本艰深之无当，理论浅近者，不切日用，且宜焚毁，尤宜选中外先哲格言，勤加讲授，须择学行兼优者办理教育，是亦疏河以抑洪水，掌火而驱猛兽之一法也。”

这一由当局政府提出的小学教材审查问题，放在历史纵轴上考量，此论调其实是“旧事重提”，与20世纪20年代学衡派人士柳诒徵反对“猫话狗话”的观点类似，只不过柳诒徵的反对是基于中国传统“伦常”即封建文化思想，而何键的反对则更多与政治思想统治有关。周作人批评那些认为“儿歌童话里多有荒唐乖谬的思想”的偏见，以动态和辩证的眼光强调：既要尊重儿童独立的生活和心性，同时要注意儿童的生活也是转变的生长的，进而建议“依据儿童心理发达底程序与文学批评底标准，于教材选择与教授方法上，加以注意”。从清末到“五四”时期的小学国语教材变革鲜明地反映了“从成人本位变到儿童本位”④的取向，这类受儿童欢迎的“猫狗教科书”体现了儿童文学化的色彩。可以说，“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界和教育界基本已经形成了对于儿童生命特质、儿童本位观念和儿童文学功用的“共识”，并逐渐成为“常识”。周作人直至1944年仍在强调20多年前提出的这个认识，并说“这是我们从儿童学所得来的一点常识，假如要说救救孩子，大概都应以此为出发点的”⑤。然而这个在20世纪20年代逐渐普及为“常识”的观念和做法，依然在之后的不同时期、因为某些相同的原因或不同的情况而被质疑、被否定、被压制，导致了现代儿童文学发展中某种程度的“后退”。不过，周作人等先驱者在“五四”时期对于现代儿童文学的理论知识建构，常成为之后反对“倒行逆施”的论争中被援引的学术资源。

当何键咨文在《申报》被披露后，主张儿童文学（尤其是认可童话）的有识之士对此进行了批驳。从实际写作时间（1931年4月1日）而非发表时间来看，较早批驳何键咨文谬论的是鲁迅，他在《〈勇敢的约翰〉校后记》中为“童话”这一儿童文学的特有体裁作辩护，认为“孩子的心，和文武官员的不同，它会进化”。鲁迅赞赏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童话诗《勇敢的约翰》“虽说事迹简朴，却充满着儿童的天真”⑥，强调了童话“不专限于儿童”，即童话具有值得被儿童和成人共同阅读的兴味，充分肯定了童话存在的价值。就实际争鸣情况而言，较早对何键反对“鸟言兽语”的咨文作出响应的是初等教育专家尚仲衣，他在1931年4月18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华儿童教育社⑦第二届年会上，做了题为《选择儿童读物的标准》⑧的发言。1929年中华儿童教育社成立时制定社章，决定“本社为纯粹学术研究机构，以研究小学教育，幼稚教育，家庭教育，注重儿童教育之实际问题，供给具体教材为宗旨”⑨。尚仲衣的发言不是附庸何键所代表的政府观点，而是属于纯粹的学术问题探讨，其观点所引发的诸多反驳意见也都属于学术争鸣，非关政治对抗。

尚仲衣的观点值得全面细致地分析，他列举了选择儿童故事的“消极标准”和“积极标准”。“消极标准”共8条，引发争议的是第一条“违反自然现象”。他认为：“教育者的责任在使儿童对于自然势力及社会现象，有真实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素来人们都以兴趣为理由，以为神仙物语以及其他违反自然现象的材料足以唤起儿童的兴味。”但是西方“作过儿童读物兴趣的探讨的诸学者”的研究结果是“不以此种读物为引起兴味之最好的材料”，因此，他提出选择儿童读物“尽可于合乎事实不违反自然现象范围以内取材”，建议所选资料的顺序等级从先到末是实在性—盖然性—可能性—不可能性，因此他认为选用“鸟言兽语神仙鬼怪等故事”“未始不是教育中的倒行逆施”。他概括三种“积极标准”，包括内容价值、文学价值、兴趣价值。他的这些意见基本是源自西方学界研究成果，这些积极标准也都言之有理。他在美国先后获得教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熟悉西方教育界的相关研究。他在演讲中提到了十多位西方学者，借鉴美国学界实际的调查研究而发声，有其自认为正确的学术依据。这是一种“言之有据”的学术方式，但其问题可能在于全盘接受而未加甄别。

这番冒“五四”时期已奠定的“常识”之“大不韪”的言论，在当时年会上是否有探讨，似乎已无从知晓。但是这一言论在《民国日报》4月20日等报道后，负责主编小学国语教材的儿童教育家吴研因立即撰文质疑，主要涉及“神怪故事”这一文类，包括何谓神怪故事？鸟言兽语是否神怪而至于不合情理？这类故事教学结果有何流弊？鸟兽不言而专属动物生活的故事是什么？⑩尚仲衣在答文《再论儿童读物——附答吴研因先生》11中，并没有对吴研因提出的“神怪故事”作答，而是用了“童话”（包括神仙物语以及其他幻想的故事）这一概念，他将“鸟言兽语”的幻想性故事归属于童话，因此这一争鸣关及儿童文学的文体之争，而并非仅是内容。他重估了童话价值，质疑了童话“离奇的想入非非”的幻想价值，而更重视“科学艺术中有组织的、创造式的想象”。他归纳了童话的五重“危机”，建议把童话的数量大加删削，要格外审慎地选择，只可保留其真有艺术价值和游戏兴趣之第一流的童话，宁缺毋滥。关于吴研因问的动物故事，尚仲衣推荐了昆虫学家法布尔的著作即非虚构的科学文艺读物。吴研因在答文中，也扣住文体问题来论，提出“鸟言兽语”有些是作文中的一些“拟人法”，有些是说明生活的自然故事，而且也不能和“幻想性的童话”混为一谈12。他辨析了神话、童话、物话的关系，认为“童话固然包括一部分的神话和物话（不是全部，因为神话和物话中，有许多不能算为童话），但物话也有两种：一种是含幻想性的，一种就是自然故事”。在当时学界，关于这些相近文体概念的专门界定似乎尚未完善，因此使用中有一些随意。尚仲衣主张将物语的数量大加删削，是为了“让出位置给健全无疵不违反自然的自然故事和科学读物”13。在尚仲衣的教育思想中，重自然科学甚于重一般的幻想，这决定了他扬前者而抑后者，担心幻想故事“流于离奇错乱思想的程序”，违背自然科学知识，“阻碍儿童适应客观的实在之进行”14。这一判断立场或可看作是一种从新文化运动“赛先生”进入中国后便提上议事日程的科学救国或科学育人的思想的回音。

尚仲衣和吴研因的论争引发了更多的争鸣，中华儿童教育社的陈鹤琴、魏冰心、张匡等都积极撰文参与论争，但是其立场基本都是“一面倒”：对尚仲衣违背“五四”时期奠基的儿童文学“常识”的言论进行反驳。中华儿童教育社的创建者、从事教育学和心理学研究的专家陈鹤琴结合自己孩子阅读童话的实践经验，证明“鸟言兽语的读物”是低幼儿童很喜欢听、看和演的，“鸟言兽语的读物，自有它的相当地位，相当价值，我们成人是没有权力去剥夺儿童所需要的东西的，好像我们剥夺小孩子吃奶的那一种权利。不过小孩子到了大的时候，我们应当供给他看别种材料……我们应当竭力地多编各种科学故事，来丰富他的经验，来引起他的兴趣”15。这一从实践出发的结论，加固了“五四”以来关于儿童心性和认知、接受特征的常识，同时也兼顾了尚仲衣强调的自然科学故事的价值。这一场论争起于中华教育儿童社，但也引起了观战的儿童文艺研究社同人的关注，他们以集体名义撰文《童话与儿童读物》，总体赞成鸟言兽语，“只问所说的好坏，不必以鸟兽而废言”16。他们也对“童话”这一文体进行了辨析，认为fairy tales是神话，不应该翻译成童话。笔者在这里要纠正的是，fairy tales直译是仙子精灵故事，翻译成童话是对的，而神话的英文是myth，跟原始先民对于自然现象的崇拜和创世想象等问题有关。上述几篇文章都收录于《儿童教育》的专栏，在1931年5月刊出，引发了文学界尤其是教育界的又一波反响，《世界杂志》也紧跟着刊载了魏冰心的《童话教材的商榷》、张匡的《儿童读物的探讨》，分别以引用“五四”时期的理论学说或采用调查方法来继续佐证童话的吸引力和合理性。张匡在文中没有用“童话”来指代鸟言兽语，而是用的“物话”一词与神话并列，注意了文体的细分。

经过文学界和教育界同人历时数月的论争，“鸟言兽语”之辩的结果告一段落，大多主张儿童读物和小学教科书应包含符合儿童阅读兴味的“鸟言兽语”，维护了小学国语教材的儿童化取向，注意和尊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认为这类作品有益无害，孩童时期阅读童话能够充分培养想象力，而在长大之后自然能区分想象与现实。同时，不少人也兼容了尚仲衣倡导的自然科学思想，提倡在孩子长大后要纳入自然科学读物。通过越来越深入的论辩，巩固和丰富了“五四”时期关于儿童本位等核心观念的基本“常识”。同时，这一论争也对“童话”文体进行了细致辨析，区分了神怪故事、神话、童话、物话等相近概念之间的差异，因而巩固了童话这一儿童文学特殊门类的地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儿童文学也逐渐译介进中国。无独有偶，关于童话这一儿童文学重要体裁的论争也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一群庸俗化的批评家以保护儿童不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神秘主义和迷信的影响为借口，宣布在儿童读物中使用任何幻想和虚构都是有害的。革命前的古典遗产和民间传说的价值受到质疑。有人试图禁止民间艺术作品，尤其是童话。这些批评家更加不信任现代童话，尤其是楚科夫斯基的作品。”17苏联童话家楚科夫斯基在《从两岁到五岁》一书中有一章专门讲述“为童话而斗争”，他给孩子们读童话，却遭到一些儿童学家、教育家和家长的反对，认为苏联孩子阅读的书不应该是幻想的童话，而应该是“最真实的事实”，建议用取自现实世界和大自然的简单真实的故事取代不切实际的奇幻故事。楚科夫斯基认为这是关乎“一个关于儿童阅读原则的重大问题”，他认为幻想是人类心智最宝贵的一种品质，而童话可用来发展、加强、丰富和引导孩子们创造梦想和幻想的能力18。这一关于以自由幻想为内核的童话的“知识”，只有成为被普遍接受的正确的“常识”，才能正确看待童话的价值，也才有可能普及童话的阅读。

反对“鸟言兽语”的童话者往往是以科学或现实之名来排斥幻想。比起孤军奋战的楚科夫斯基，幸运的是，中国的学者和教育者们可以借鉴和运用在“五四”时期已经建构的儿童文学“现代知识”来进行判断。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这场论争似乎有一些老生常谈，但不同于20年代同题论争之处在于，诸多的参与者贡献了对于同一问题的多种思考途径、研究方法和关注点。如从辨别“言之有据”之“据”的可靠性，才可更好地判断是否“言之成理”。吴研因在第一篇争鸣文章中提到“凡是论断，应该列举证明”，希望尚仲衣能列举他所谓的合宜的具体教材见示，之后尚仲衣就应声而答，并且想到了可能外国的结果对中国不适用等问题，论述更加细化和缜密。之后加入争鸣的张匡的《儿童读物的探讨》根据美国学者调查6—9岁男孩女孩阅读兴味的结果19，以及他自己调查三、四年级学生阅读兴味的结果的对照，发现两份结果显现了相同趋势，证明了初级小学的儿童对于神仙故事及物话均有相当的信仰和兴味，因此主张“以儿童兴趣为出发点，在此范围之内加以辨识，淘汰其不良分子，而保留其良善的分子”20。通过从各种视角和方法展开的辩论，童话的特征和价值更加被重视，此外，不同的意见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兼收并蓄，即想象性的文学读物与科学性的知识读物要进行循序渐进的多样结合，这一认知也将可能成为一种被普及的“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