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王国”的原住民

今天，安徒生早已化身为丹麦的文化符号，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丹麦王国因为他的童话而被誉为“童话王国”，而这个“童话王国”的风物人情、历史文化也滋养了安徒生。

游走在丹麦各地，你很容易感受到这个人口不足600万的北欧国家拥有许多有趣的人——他们在嘉士伯实验室里用试管测量快乐的浓度，用6毫米的塑料积木“重塑世界”，甚至在小说中幽默地给全体北欧人套上“詹代法则”。他们与安徒生有着深厚的联系，也通过自己的故事为丹麦增添了现实的魅力。

“国宝”背后的啤酒商

在哥本哈根长堤公园的礁石上，用青铜塑造的小美人鱼正凝望着远方的海平面。这座闻名世界的铜像被称为丹麦“国宝”，由嘉士伯啤酒创始人之一卡尔捐资建造，灵感来源于安徒生笔下的悲剧形象小美人鱼。

据说有一天，卡尔在皇家剧院观看芭蕾舞剧《海的女儿》后深受感动，委托雕塑家艾瑞克森制作了一座小美人鱼铜像。1913年，铜像被安置在长堤公园，迅速成为丹麦的象征，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人们在观赏“小美人鱼”的同时，也关注到它背后特别的啤酒商——既务实也叛逆，还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嘉士伯的故事开始于19世纪的哥本哈根。1835年，24岁的雅各布·克里斯蒂安·雅各布森接手父亲的酿酒厂。为了掌握正宗的啤酒酿造技术，他特地前往德国慕尼黑的酒厂学习，数月后携带两罐珍贵的啤酒酵母返回。12年后，他用母亲的铜质洗脸盆酿造出满意的啤酒，并以儿子卡尔（Carl）的名字和丹麦语“Bjerg（山丘）”为灵感，将酒厂命名为嘉士伯（Carlsberg）。

卡尔同样展现出酿酒才华。他先后在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深造，带回了最前沿的酿酒工艺，并于1882年在新建的附属酒厂“新嘉士伯”酿出新款啤酒。

没承想，父子俩因酿酒技术和经营理念产生分歧，争执不下。两个酒厂的啤酒车在同一条街上并排叫卖，价格战激烈到一桶啤酒的利润仅剩两枚铜板。直到雅各布森临终前，这场家庭纷争才得以和解，但两家酒厂仍各自为营，直到1906年才合并。

在丹麦，雅各布森家族的贡献远不止于啤酒产业。1876年，在雅各布森的支持下，嘉士伯基金会成立，其慷慨捐赠覆盖了丹麦的文化艺术和科学研究领域。他还资助修复了被大火摧毁的腓特烈堡，如今这座古堡已成为丹麦国家历史博物馆。

后来，雅各布森立下遗嘱，将自己的所有财产（包括嘉士伯啤酒厂）转让给嘉士伯基金会，该基金会至今仍拥有嘉士伯集团的控股权。

虽然经营理念不同，但卡尔身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父亲如出一辙。新嘉士伯酒厂建造时，他在入口处设计了四尊石象，让它们头顶父亲的拉丁语座右铭“Laboremus pro patria（为我们的国家工作）”。

1902年，卡尔将新嘉士伯啤酒厂也转让给嘉士伯基金会，并在嘉士伯基金会旗下成立新嘉士伯基金会，致力于推动丹麦的艺术发展。

2008年，嘉士伯啤酒主要的生产基地迁走，老厂房被改建为啤酒博物馆，专门供公众参观。

在灰烬中重生的乐高之父

如果说，人们在“小美人鱼”身上看到了童话的影子，那乐高积木则是大家搭建童话的载体。它的成功将丹麦人的性格实体化——通过“快乐创新”拆解复杂问题，让生活更有趣。

在比隆小镇，有一座红瓦屋顶的小房子，它其貌不扬，却是全世界乐高迷的“快乐老家”，因为这里是乐高的第一个生产基地，也是创始人奥莱·柯克·克里斯蒂安森创造乐高的地方。

克里斯蒂安森1891年出生于一个木匠家庭，8岁便跟着哥哥做学徒，在叮叮当当声中练就一身好手艺。成年后，他买下一家木工厂，开始承包当地的农场、木屋等建设工作。闲暇时，他还有个“不务正业”的爱好，喜欢用木材边角料做小木鸭、小马车，很受小朋友欢迎。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席卷整个西方世界，农场主接连破产，无订单可做的克里斯蒂安森只好转做木梯、熨衣板等家庭用品。在此过程中，他发现玩具订单在经济低谷中不降反升，而且玩具成本低、制作周期短、资金周转快，便将家具厂变成玩具厂，开始做小木马。1932年，他给工厂取了个有趣的名字——LEGO，创意源自丹麦语“Leg Godt（好好玩）”。

濒临关门的生意就这样被克里斯蒂安森盘活了，可命运似乎总在考验这个可怜的木匠：他的工厂曾在1924年被儿子不慎点燃，1942年又毁于二战战火。幸运的是，他始终坚持着这份工作，才使得乐高在灰烬中重生。

1946年，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斥巨资购入一台注塑制模机。当时，合成塑料不受重视，但他坚信耐火、耐水且价格低廉的塑料终将取代木材成为玩具材料，且塑料积木的可塑性和可玩性更强，能搭配出无数造型。

3年后，首块带凸点的塑料积木在乐高诞生，但乐高能在玩具界真正独领风骚，要归功于1958年发明的“凸起固定系统”专利。这种设计使积木既能被严丝合缝地拼接，又能被轻松拆卸，乐高从此独步天下。遗憾的是，拿下专利后不久，克里斯蒂安森便与世长辞，未能亲眼见证乐高的黄金时代。

乐高的第二代掌门人是克里斯蒂安森的三子高德弗雷德。接管公司后，他做出一项重要决策：将拼插式积木定为乐高的主流产品，并改用更稳定、更耐冲击且不易褪色的ABS塑料做积木。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乐高已出口至全球40多个国家，成为国际知名玩具品牌，像安徒生童话一样被世人熟知。

1968年6月，全球首座乐高乐园在比隆建成开放，那里随处可见用乐高积木搭建的微缩丹麦地标。2025年7月，上海乐高乐园也将正式开放。它不仅是中国第一家乐高乐园，更是全球开园规模最大的乐高乐园。乐高创造的惊喜依然未完待续……

“不要认为你有什么特殊之处”

前不久，《2025年世界幸福报告》发布，芬兰、丹麦、冰岛、瑞典位列世界最幸福国家前四名。北欧人似乎天生松弛，拥有幸福感，这种性格特质与“詹代法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詹代法则”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933年，由丹麦裔挪威作家阿克塞尔·桑德摩斯在其讽刺小说《难民迷影》中提出。在这部作品中，他虚构了一个名为詹代的丹麦小镇，镇上的居民遵循10条生活准则，包括“不要认为你有什么特殊之处”“不要认为你比别人都聪明”“不要认为你比他人更重要”等。

桑德摩斯1899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一名铁匠。他原本想成为一名教师，但早年被迫辍学。为讨生活，他登上过驶往美国、加拿大和印度的货船，做过园丁、农场工人和记者。尽管漂泊不定，但他始终保持着读书和写作的习惯。

1929年，他定居于挪威首都奥斯陆，开始用挪威语创作，笔耕不辍，直至1965年去世。在作品中，他擅长描写人物心理，常常通过主人公对北欧社会现状进行批判。生活中，他也是一个好斗的辩论者和酒鬼，因此被称为“文学顽童”。

北欧文学界有观点认为，“詹代法则”与安徒生童话故事《丑小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丑小鸭》中，因外表和行为与众不同，丑小鸭遭到群体排斥。在现代社会，那些试图摆脱集体压力的个体同样会遭遇排斥。这种集体至上的价值观，正是支撑“童话王国”幸福神话的隐形骨架，它强调社会中人人平等，没人能享有制度上的特权。因此，在丹麦，即使身家上亿的富豪也可能骑旧自行车，因为开豪车会被侧目。

“丹麦是一个人口稀少的熟人社会，因此特别强调集体或社群的凝聚力和稳定性。‘詹代法则’正是这种文化的核心体现，深得丹麦人认同。”曾在丹麦留学多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交政策研究室副研究员彭博向《环球人物》记者解释道，“丹麦人尽管很尊重学术能力强的人，但同样看重一个人是否能融入集体、与他人和谐相处。如果你性格孤僻、特立独行，即便学术研究再出色，也可能无法获得学校的长期聘约。”

松弛的野心家

除了“詹代法则”，丹麦人还创造了一个词“Hygge”来解码幸福，其含义大致为“舒适惬意的生活方式”。他们平均每周工作时长为37小时，全球最短，平均每年休假30天；他们“蜡烛成瘾”，人均蜡烛消耗量全球第一，即使白天也常常点着。假如遭遇风暴断电，他们甚至会说：“太好了！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点蜡烛了。”

然而，看似懒散的丹麦人，实际上隐藏着一套精密算法：当全球海运巨头马士基将集装箱改造成乐高式模块，当水泵制造商格兰富将产品噪声精确控制在42分贝——与丹麦图书馆翻页声相仿，这些北欧工匠们正以一种松弛的姿态包裹着改变世界的雄心壮志。

支撑这份矛盾的是丹麦在Hygge氛围下产生的独特的创新生态系统。彭博认为，丹麦之所以能创建出众多国际知名品牌，关键之一在于政府特别重视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产业的繁荣得益于国家对民众创新思维的培养，这种培养又源于对学习和研究方法的革新。

“我读博的奥尔堡大学创新性地提出PBL（Problem-based learning），一种基于问题的学习方法，不仅提升了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还强调以研究小组为单位、以具体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模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跨文化沟通能力和批判性创新思维。”彭博补充道，Hygge式的生活态度也为丹麦人提供了足够的创新空间，毕竟紧绷的大脑想不出好点子。

在这片松弛的土地上，退休的时钟似乎也被调慢了。哈尔多·托普索被称为“丹麦工作时间最长的老人”，自1940年创立催化剂公司后，一直工作着。2013年5月初，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不慎摔倒，导致髋骨骨折，医生建议他卧床休养，可他坚持工作，不料20多天后再次摔倒，不幸离世，距离其100岁生日仅差4天。

长期居住在丹麦的华人李友谦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丹麦拥有最适宜居住的城市和最完善的福利制度，但仍有许多退休的“银发族”选择继续工作，丹麦国家电视台最近还报道了一名84岁的公交车司机。在他们看来，无所事事地待在家里毫无意义，是在浪费生命。

你会发现，丹麦人松弛的背后，实则满溢着面对生活和生命的积极态度。经历过荣耀与失落，他们更加懂得，真正的幸福是每个人都有能自由Hygge的权利。或许丹麦人正是用这些看似松弛的努力，拼出了令世界羡慕的幸福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