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龙院士”，“趴”在野外30年

“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恐龙没有灭绝！”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院士徐星常在公开场合表达这样的观点。他说，现在生活在地球上的上万种鸟类，就是活着的恐龙。这和他28年前的一次偶遇密切相关。

那天，关于恐龙化石的野外发掘工作结束了。晚上，一个当地人告诉徐星和同事，愿意捐献一件化石标本。来到这位捐赠者的住处，徐星看见了被随意堆在房屋一角的一些破碎化石。当看到其中一块化石上隐约露出的羽毛印痕，他笑了。

多年后，徐星仍清晰地记得1997年发生在辽宁省北票市的那一刻，“当时那种感觉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像是命运把一扇门推开了一条缝，门后是恐龙向鸟类进化的史诗。这块化石后来被命名为“意外北票龙”，是世界上首次发现的保存有羽毛的镰刀龙类恐龙化石。正是这次发现，让徐星最终进入带羽毛恐龙的研究方向。

徐星如今已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他和同事命名的恐龙新物种超过80个。当《环球人物》记者走进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图书馆，书架上整齐码放着古生物研究领域的中外学术期刊，随手拿起一本，就能看到徐星的名字。

“颠覆性”的发现

重大发现的到来往往令人猝不及防。21世纪初，辽宁省朝阳市的挖掘现场改变了人们对恐龙的认知——徐星和同事发现了前后肢均具飞羽的小盗龙，提出四翼恐龙假说，但遭遇一些学者强烈质疑。徐星坦陈：“我们传统上对于恐龙和鸟类的认知是有固定模式的，很多研究者无法接受这样的概念。”

彼时，大多数学者相信鸟类飞行奔跑起源说，即两足行走的小型兽脚类恐龙在奔跑当中，前肢解放出来，演化出拍打能力。但徐星等人的研究证明，这些长有4个翅膀的恐龙很可能具有滑翔能力。这一发现为鸟类飞行起源于树栖动物、经历了一个滑翔阶段的假说提供了关键证据。

2011年，在新疆五彩湾，队员余涛发现地层上暴露出一排弯曲尖锐的牙齿。“那时候我们很兴奋，觉得它会不会是暴龙家族的成员？侏罗纪时期的暴龙家族化石在那时很罕见，这显然是一个保存非常好的化石，将是一个重要发现。”兴奋不已的徐星和同事马上点了几根烟庆祝这一发现。随后，野外队员们通过艰苦的采掘，终于取出完整化石。

2015年奇翼龙的发现曾掀起更大波澜。这种恐龙有着类似蝙蝠的皮膜翼，完全颠覆了羽毛飞行演化史。为证实发现，团队先是进行CT扫描，又用电镜观察翅膀的微观结构，甚至分析了翼膜残留的化学成分。“通过不同来源的证据，我们最终说服了英国《自然》杂志审稿人，让他们相信奇翼龙确实长着奇怪的翅膀。”

随着在恐龙演化领域的深耕，徐星发表了300余篇论文，研究成果创造了多项世界第一，于202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被亲切地称为“恐龙院士”。

此前，恐龙命名都遵循拉丁语命名的传统。“后来我们觉得，在中国发现的恐龙为什么不能用中文命名呢？其实世界各地的学者都想到了这样的方式，即用本地语言来命名恐龙，以增加恐龙的地方特色。所以我开始尝试用中文直接命名恐龙。”

徐星于2004年首次用汉语拼音直接命名“寐龙”，既描述了化石蜷缩睡眠的姿态，又暗喻亿万年的沉睡。之后诞生了很多中式风格的恐龙，如“奇异帝龙”“朝阳传奇龙”等。2012年，《自然》杂志评价：“徐星革新了恐龙进化研究，帮助中国成为古生物学的动力室。他已经对60多个物种进行了命名，比其他任何在世的古脊椎动物学家所命名的都多……”

与狼群争食

虽然命名恐龙种类多，但对于徐星和众多科研人员来说，“没有什么重要发现”才是野外发掘的常态。他早年开展野外工作时，常带队深入前人未涉足的区域寻找恐龙化石。这种探索过程充满艰辛与不确定性。“我们10多人组成的科考队，经常在无人区一天行走二三十公里，连续工作一两周，都没什么发现。”

寻找化石的过程往往枯燥至极。徐星每日的野外工作始于黎明前的装备检查，地质锤、放大镜、加固剂等被分装进褪色的帆布包。队员们到达地点后，手持地质锤俯身敲击岩层，每日重复着剥离、清扫、标记的动作。

风餐露宿是团队日常，有时甚至要与狼群争食。一次，营地丢失了一只羊，“几天以后我们在营地300米外看见那只死了的羊，整个肚子都被掏空了”。车辆故障更是家常便饭——方向盘在颠簸中脱落、轮胎被锐石扎穿……

让徐星印象最深的，是在蒙古国的戈壁上作业。为了节约水，团队成员连续20天不能洗脸刷牙。徐星的袜子因为汗盐结晶与沙土板结，硬得像靴子一样，竟能直立在帐篷角落。

在戈壁沙漠中工作，他们时常遇到极端天气。徐星记得：“一次，我们遇到了沙尘暴，一下子白天就变成黑夜了，石子砸在车上的声音很大，我们都很紧张。”

大约在2003年，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徐星像往常一样伏在地面作业。“找到化石后，要用石膏和麻袋片把化石裹起来拿回去，一袋子50公斤左右。”搬运的时候，徐星清晰地听见腰部发出“咔”的闷响，顿时剧痛袭来。为了不耽误前往200公里外调查，他忍痛躺在车后座，两天多才穿越戈壁，到达下一个地点。现在，腰疼成了老毛病，他常常要站着工作。

“命运转折”之后

徐星的故事始于新疆伊犁，父母是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的江苏淮阴人。童年时期，他萌生过许多梦想，比如当陈景润那样的数学家，从未想过会和亿万年前的生物产生联系。初中时，他又迷上了物理，想要考北京大学。

第一次命运转折发生在1988年夏天。北大物理系那年未在新疆招本科生，当录取通知书上的“古生物与地层学专业”映入眼帘时，徐星十分疑惑：“这是个什么专业？”老师也一头雾水，摇了摇头说，可能是一个新专业。

开学后，徐星才知道，这个学科方向是地球科学中的一个分支。“说实在的，那时候对古生物学并不感兴趣，在大学4年没有认真学专业课，但好在我从小就有阅读的习惯，所以在大学里没有荒废时光，读了各种各样的书，经济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徐星回忆道。临近毕业，当同学们热议“下海经商”“转计算机专业”时，他正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的课堂旁听。

第二次转折来得更戏剧化。1992年北大保研季，徐星所在班级前几名同学全部放弃了保研资格，转而报考金融、法律等热门专业。徐星意外获得推荐，成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当年唯一招录的应届硕士研究生。即便是在读研期间，他也没有对专业产生太大兴趣，算是“门外汉”，“又自学了软件设计，想当个软件工程师”。

直到硕士研究生最后一年，为完成毕业论文，徐星才开始系统研究恐龙化石，来到野外挖掘。“那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恐龙化石研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所需的技术和方法，与我的能力也很匹配。我很喜欢大自然，一到野外我就喜欢趴在地上，寻找化石。”从那时起，徐星才算真正进入了古生物学领域。

几年后，徐星开始涉足科普领域。刚开始，他写了很多科普文章，也去开了科普讲座。第一次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办讲座时，“现场工作人员、家长和小孩，再加上我，总共就7个人”。他也曾受到质疑。“有人说，院士的时间很珍贵，应该去做更重要的事情，比如科学研究。但我觉得，科普和科研是同等重要的。”

最令徐星感到自豪的一件事，是自己的文章刊登在小学课本上。20多年前，他得知自己需要写一篇1000字左右的恐龙科普文章，还有可能登上小学语文课本，既兴奋又苦恼。“科学语言和科普语言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世界，那是小学四年级的一篇课文，所以要照顾孩子们的认知程度，又因为是语文课文，要具有语文学习特点，对我来说是一项挑战很大的工作。”短短1000字，徐星反复推敲，重写了好几次。

“说到恐龙，人们往往想到凶猛的霸王龙或者笨重、迟钝的马门溪龙；谈起鸟类，我们头脑中自然会浮现轻灵的鸽子或者五彩斑斓的孔雀。二者似乎毫不相干，但近年来发现的大量化石显示：在中生代时期，恐龙的一支经过漫长的演化，最终变成了凌空翱翔的鸟儿……”文章最终呈现在课本上时，徐星觉得“自豪感比做一个科学家还要强烈”。后来，每次科普讲座上都有很多孩子说，正是通过学习《飞向蓝天的恐龙》这篇课文对恐龙产生了巨大兴趣。

如今，徐星的科普讲座场场爆满。“我们了解世界，都是从孩童时期就开始的。恐龙化石能够抓住七八岁孩子的眼球。它背后的科学问题，可以让孩子们更多地关注科学，了解科学。”徐星说，“我做科普，并不是希望所有孩子都选择古生物学，而是希望通过科普让更多孩子关注到自然和科学。只有全社会形成对科学的关注，崇尚这种氛围，我们才能真正培植科技发展的黑土地，建立起科技发展的坚实基础。”

编辑 / 田亮 美编 / 徐雪梅  编审 / 张建魁

徐星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所长，1969年出生于新疆伊犁，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202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因科普恐龙被人们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