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的故事

我是脱口秀演员Echo冉榕。

我并不是一个勇敢的人，很长时间里，我都不愿意跟朋友说起我的家庭状况。我出身农村，但我想假装自己是个时髦的城里人。

我们家有4个孩子，家暴时常会发生。我常常看着姐姐们被打，特别是二姐。当她遭受家暴时，我并没有那种逃过一劫的侥幸，而是变得更加害怕和恐惧，好像经历暴风雨的人已经平静下来，我却还陷在一种莫名的焦虑里。

为了躲避这种暴力，我成为家里学习最好的孩子。我从小就努力证明自己，当过班长，唱歌、跳舞都还可以，经常在国旗下演讲、主持，高中时参加了各种英语演讲比赛。

这是我的生存策略。我想取悦父母，带给他们直接的利益，比如得到老师的表扬、邻居的赞美，和对女儿未来成功的幻想。

学生时代，这个策略一直是成功的。在我们家，成绩好的孩子就会有一些特权——我从未被父母动手打过。

二姐是在她14岁那年离开家的，当时我只有12岁，但她离开的画面我至今都记得很清楚。当时为了不被爸妈发现，我和大姐悄悄给她收拾行李，然后在二楼的一个铁栏杆窗户下碰面。从那里可以通到另外一栋楼，三姐妹就隔着栏杆干巴巴地完成了交接仪式。我都不记得我们说了什么，只记得连拥抱都没有做到，3个人就分开了。

这之后，我并不清楚二姐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而我依旧在取悦父母，获得他们的认可是我一直以来的使命。带着这样不切实际的憧憬，我进入大学，而后进入社会。

大学毕业后，现实世界给了我当头一棒，我才发现自己多么平庸、多么普通，我既不能用学历换来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无法通过所谓的野路子逆流而上，我对自己接下来的人生产生了深深的绝望。这种绝望让我愤怒——我那么努力、辛苦地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与此同时，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这个一辈子寡言少语的男人说，有个别人介绍的男孩子我可以认识一下。他说，你这个性格，还是得多学习一下做饭和做家务，到时候你还得去伺候公公婆婆，不然别人会不高兴。

我从未想过这样的话会从我父亲嘴里说出来，因为我抱着侥幸的心理：我可是他上过大学的女儿，我不一样。但是在父亲眼里，我没什么不一样，那个从未出现过的、未来的女婿在他看来好像很不错，可这样的夸奖和认可，我竟然从未得到过，而一个陌生的男人就这么轻易得到了。

一种巨大的孤独感笼罩着我，这可是我的父亲，是为了让我读书不伤眼睛专门给我买了台灯的父亲，是那个只要我想去补课就会掏钱的父亲，是别人夸奖我学习好时会骄傲地笑起来的父亲。这一刻，他不是我的父亲，我也不是他的女儿，我们俩好像不认识。

我第一次对女儿的身份产生了困惑。

过去，我一直觉得自己比姐姐们优秀，我像是她们的故事的旁观者，一个例外。同为女儿，我以为我找到了一条路，可以在父母那里逃掉被轻视、被评判，被标价为商品，到了一定年龄就必须委身一个男人，同时去伺候公婆的命运。但长大后我终于发现，曾经的优秀没有太多意义，那些所谓的幸运都是暂时的、虚幻的，而现实就是，我和姐姐们的处境和命运，没有任何不同。我们从来都拥有同一种命运，被同样的困境挤压——我们都是女儿，是女性，我们身上永远都背负着这些落后的、封建得不得了的东西。这跟我学不学习、读不读书，一点关系都没有。

困惑之中，我需要一个出口，这时，我找到了脱口秀。

我开始讲脱口秀。创作缓解了我的焦虑，我始终觉得我在创造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都是我最讨厌的，包括我的贫穷、忌妒、小气，但这种真实的力量非常让我着迷，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治愈我。

当我开始讲述我的家庭，决定写一家六口骑一辆摩托车的段子时，起初我是羞耻的。但可能是讲原生家庭的段子的效果都还不差，我意识到我是可以自我暴露的。这是脱口秀带给我的自由，它允许我做一个没那么具有亲和力的Echo，而这样的Echo某些时候也是被人喜欢的。

所以我想尽量地真诚。我很喜欢的一个脱口秀演员叫泰勒·汤姆林森。她只比我大一岁，这位长着娃娃脸的美国喜剧演员，在台上讲述失败的爱情、母亲去世后的孤独、父亲对情感的漠视以及自己的心理问题，而大洋彼岸的我，一个沉浸在完全不同文化中的女孩，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温暖和安慰，那一刻，我一点都不孤独。我就想，我是不是也能给我的观众带来这种感觉？会不会也有人觉得，只要Echo站在台上讲话，继续存在于这个地方，她们就能感觉到一些共鸣的东西。

于是，我决定讲出二姐的故事。

而在创作这个故事时，我的二姐因为意外生病进了ICU（重症监护室），医生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那时我即将迎来自己29岁的生日，神采奕奕、意气风发，感觉世界一步步地向我张开怀抱，而独自待在ICU里的二姐，犹如一朵枯萎的花。我记得当时我短暂地在门口见到她，她穿了一件鲜艳的玫红色T恤，面容憔悴，我故作镇定地安慰她，她很快又被推了进去，门缓缓地关上。

当时是夏天，重庆的温度渐渐攀升，我每天通过手机了解她在里面的情况。她总说里面太热，想出来走走，而我站在阳光下，越感受到清风的轻抚，就越觉得痛苦。

我的二姐如果真的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她就真的消失了，我对这样的消失感到害怕。和原生家庭决裂后，她以新的身份面对更大的世界，我都不清楚她的朋友们是否了解她的人生故事。如果能有人来记录她的故事，我觉得这个人一定是我，也必须是我。

在决定写下二姐的故事的那天，我突然意识到，离家出走的二姐，似乎没有落叶归根的地方。一个与原生家庭决裂，一个永远生猛、永远倔强的，独自闯生活的女性，始终没有自己的家。

想到这里时，我正坐在从北京飞往成都的飞机上，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在昏暗的机舱里，我努力憋着不发出声音。

我想我的眼泪里，包含着难过、心疼，但也包含着疑惑：看起来我们三姐妹拥有了不同的生活轨迹，但是在某一刻，我们是否会殊途同归？

这个故事创作的过程并不顺利，录制节目之前上开放麦，我每次讲完都会冷场。那段时间，只要我把这段内容拿出来，每个人都愁眉苦脸。很多人都说别讲了，放弃吧，这种东西不适合拿来讲脱口秀，也不适合上节目。有时候才下台，就能隐隐听到“Echo这次肯定要被淘汰了”。顶着压力和自我怀疑，我也做好了被淘汰的准备，正如一位网友说的，我带着这个段子上台跟观众“同归于尽”。

后来，我果然被淘汰了，但并没有和这个段子同归于尽，节目播出之后我第一次上了网络热搜。

我再去演出，拍照环节经常有非常多的女观众来跟我合影，送我礼物和花，也总有女观众看到我时会哭出来。我没有细问过她们的泪水为何而流，但我想，这不仅仅是二姐一个人的故事，也是所有出走的女性的一个小小注脚。

这给了我很多鼓舞，在接下来的创作中，我要更勇敢一点。总有人说我的表演攻击性很强，始终带着愤怒，可是我想，这是我的问题吗？我需要改正吗？但或许这才是我创作力的来源，未来的我，会一直站在喜剧的舞台上，一只话筒，一束光，一直说下去。

最后，我想说，大家对二姐这样的故事总有一种期待，期待主人公转头离开当潇洒小姐，期待小人物获得大成就的叙事，甚至我自己也这么想过：出走多年的二姐衣锦还乡，逆袭成功。

但现实并不是爽文。去年，我去深圳的城中村找二姐玩过一次，她骑着电瓶车带我行驶在拥挤的城中村街头，我在后座紧紧抓住座垫，时刻感觉自己马上要跟谁迎头撞上，她却像只灵动的鱼儿一样穿梭在人流中。

我想，这才是现实。没有逆天改命，没有衣锦还乡，二姐的人生就是这样，不断在并不宽敞且崎岖的道路上穿梭，我仰头看着她的背影，仿佛一下回到了十几年前我们分别的那个傍晚。她依旧跟14岁离家出走时一样，倔强，决绝，不回头。

（一 瓣摘自微信公众号“人物”，王 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