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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博弈变迁中的东南亚发展模式

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节选自《文化纵横》2024年第4期

进入新世纪后，东南亚参与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仍然是价值链贸易，通过提升在某个生产环节上的专业化水平，扩展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和广度。但是，中国经济崛起不仅改变了东南亚的贸易网络关系，也显著增强了地缘政治对地区内价值链演变的影响。如今，东盟各国的贸易发展可以简要概括为三种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是发展水平较高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出口占GDP的比重数倍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均已过高峰值。其中，新加坡的峰值超出200%，出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马来西亚的峰值为120%，出现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时期；泰国的峰值接近70%，并且是一个平缓的峰值，持续时间较长。第二种是中南半岛国家，如柬埔寨、老挝和越南，截至目前出口占GDP的比重仍在上升。特别是越南，出口占比于2022年上升至90%。第三种是处于两者之间的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出口占比已过峰值，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菲律宾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发展不成熟，甚至过早去工业化的国家。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经济总量约占东盟的四成，但目前仍是一个资源出口型的经济体。

在地缘政治重新回归的情况下，东南亚贸易模式一定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但究竟将如何演化，现在还未能窥其全貌。东南亚地区的经贸发展正进入一个新阶段，需要结合第一代和第二代贸易模式，构建第三代解释模式。在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像越南这样的东南亚国家是获益的，但是越南也越来越担心被迫选边站。2023年9月，美国总统拜登访问越南后，美越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定位是越南外交中的最高等级。美越关系升级，最引人注目的内容之一是美国承诺将帮助越南发展半导体产业及稀土产业，而这两个产业正是中美激烈竞争的领域。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加紧将亚洲的半导体制造业转移回美国本土。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世界第六大半导体出口国，占全球半导体封装、组装和测试市场的13%。美国公司英特尔早在1972年即在马来西亚槟城投资发展半导体产业。凭借成熟的电子制造业和物流优势，马来西亚正在成为中美半导体竞争的最大获益者之一。槟城在2023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高达128亿美元，并且多数外资来源于中国。据当地投资局估计，目前槟城已有55家来自中国大陆的公司从事制造业，其中大部分与半导体行业相关；而在美国实施对华半导体封锁之前，在槟城的中国企业只有16家。

青年群体的婚姻缔结追求及其性别差异

吴炜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本文节选自《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青年群体选择追求个人幸福的比例最高，接近七成，说明青年群体主要是为了个人的幸福才考虑进入婚姻的。其余3类传统的婚姻目的选项合计占比约三成，其中经济上相互扶持占比为13.86%，赡养老人占比为10.96%，生养子女的比例最低，只有不到7%。显然，为了家族绵延而结婚的观念已经式微。本文将青年群体分为“80后”与“90后”两个世代，结果发现，两个世代的结婚目的并不一致。与“80后”世代相比，“90后”世代的婚姻目的更加倾向于个人幸福，比例增加18个百分点，而选择传统婚姻的比例有所下降，尤其是选择生养子女的比例低于5%，这很契合我国低生育率的现状。在选择经济上互相扶持的选项上，“90后”相比“80后”虽然比例有所下降，但幅度不大，可见经济原因仍然是人们结婚的重要目的，且从青年群体的实际选择看，其重要性超过了生育与赡养。

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强调基于爱情组建家庭，更加追求婚姻中的个人幸福，这是值得社会关注的一个结论。由于女青年更追求罗曼蒂克的爱情，更不愿意将就进入婚姻，有一部分女性就不得不面临婚姻挤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为所谓的“剩女”。以往研究往往强调“男性向下婚和女性向上婚”的婚姻梯度传统在女性婚姻挤压形成中的效应，本研究则发现，女性遭受的婚姻挤压与其对爱情和婚姻的美好憧憬不无关系，这是女性主动选择的一个非预期结果。然而，随着我国妇女权益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以及女性教育优势的日益巩固，女性群体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这意味着男女青年在追求个人幸福抑或生育赡养上的差异，有可能被进一步放大。这种主动选择带来的婚姻挤压可能会愈加严重，这是未来青年婚姻家庭研究中需要引起持续关注的重要话题。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人口老龄化

汪伟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王春超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本文节选自《浙江社会科学》2025年第4期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的人口转变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分利用有利的人口结构，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发展经济，成功兑现人口红利，造就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但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中国的劳动力资源逐渐从丰裕走向短缺。虽然中国已经全面实施“生育三孩”政策，但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当劳动力资源变得日益稀缺时，人口老龄化会诱发资本替代劳动和人力资本替代物质资本，“倒逼”企业通过更多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来提升竞争力，促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因此，人口老龄化既是对传统模式的挑战，又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机遇。

基于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现实，本文认为未来中国学者需要重点关注以下领域：一是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阶段性特征。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家庭和社会的养老负担会加重，向年轻一代投入的教育资源会减少，从而形成人口老龄化对教育资源的挤占效应；另一方面，预期寿命延长是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延长受教育年限以享受未来的人力资本投资高收益，这会改变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

二，养老制度设计。中国养老制度的安排与人口老龄化进程息息相关，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既能解决政府的偿付困境，又能促进经济增长，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国政府已经推出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但延迟退休能否解决未来的劳动力短缺、减轻养老负担等一系列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当前针对中国的大国经济特征和地区差异，有关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及其关联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仍然比较欠缺。关于中国养老保险改革转轨成本如何消化、降费改革、缴费基数调整、国有资本划拨比例、三支柱结构优化、社保基金全国统筹改革等问题，尚待系统、全面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