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睦邻周边外交

“鉴古而知今，彰往而察来”，洞察历史中的中国是观察今日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亲仁善邻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理念。

一是“以和为贵，和合善治”。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林立，百家争鸣，涌现出大量关于处理与周边关系的理念，其中追求和平、以人为本是共同的主题，对后世影响深远。孔子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认为“仁者无疆”；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反对发动侵略战争；老子主张大国要“谦下”，重视与小国地位平等，反对干涉其内政。

“化干戈为玉帛，止兵戎致和平”，在中国人看来是妥善处理矛盾冲突的最高境界。《左传》中记载了春秋时代楚庄王的一个观点——“止戈为武”，意思是“武”字是由“止”“戈”两字合成的，停止用武、制止暴力，才是“武”的精髓之所在。

二是“交相互利，交通成和”。汉朝张骞通使西域，开辟出古丝绸之路，以长安（今西安市）为起点，经甘肃、新疆通往中亚、西亚，到达欧洲、北非，成为古代连接亚欧大陆的东西方文明交汇之路。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物逐渐开始在中原栽培，龟兹的乐曲和胡琴等乐器丰富了汉人的文化生活。汉人屯田使用的穿井术“坎儿井”逐渐在西域推广，中国的蚕丝和冶铁术西进对促进人类文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三是“博施众利，厚往薄来”。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航西洋，密切了同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的往来，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系列航海活动。与西方大航海时代带来的殖民掠夺相反，郑和船队带去丝绸、茶叶和瓷器，打击海盗，维护海上通道安全，调解暹罗和满剌加之间的冲突，调和地区矛盾，为东南亚地区稳定和繁荣作出巨大贡献。

四是“兴边富邻，互市长歌”。“互市”是中华文明横跨2000多年的开放史。汉初，中央政权便开始同周边通商。唐与突厥、吐蕃等进行互市，专设“蕃坊”，为外国商人提供居住和贸易场所，长安、洛阳等城市成为重要的贸易中心。西域的珠宝、香料等大量流入中原，中原的丝绸、茶叶等也远销海外。宋与辽、金、西夏等频繁进行互市。“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植根中国历史，为睦邻安邻富邻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日本长屋王崇敬佛法，向唐赠袈裟，上面绣有诗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高僧鉴真有感于此，决心东渡弘扬佛法，先后五次尝试从扬州出发东渡日本，历经艰险最终在第六次成功抵达，次年被迎入日本奈良东大寺，在东大寺设立戒台，为日本皇室、众僧授戒，被日本尊为“日本律宗初祖”。如今由鉴真主持修建的唐招提寺作为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唐代建筑之一，被列为日本国宝。日本民众敬称鉴真为“天平之甍”，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日本天平时代文化的最高峰。鉴真东渡促进了日本佛学、医学、建筑、雕塑、书法等领域的发展，成为中日友好交往的一段佳话。抗击新冠疫情期间，中日两国互赠抗疫物资的包裹上再次出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词句。

千百年来，中国同周边结成“贯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的友好情谊，彰显中华文明“和”的精神根基，折射中国周边外交“亲仁善邻、讲信修睦”的价值内核。在变乱交织的世界大变局中，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不会变，同周边国家命运与共，共同守护和建设美好亚洲家园的意愿也不会变。

（作者为国际问题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