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什么，要学洋人的东西？”

一

1860年10月，恭亲王奕䜣面对一封信，陷入了苦恼。

这封信是英国专使额尔金的专职秘书巴夏礼写的。此人原本是英国驻广州领事，因“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战局之中担任特使，结果被清朝政府扣押。

此时，面对兵临城下的英法联军，孱弱的天朝军队已经一溃再溃，连咸丰皇帝都仓皇逃出北京，去承德避难了，只留下自己27岁的弟弟恭亲王奕䜣担任“钦差便宜行事大臣”，就负责一件事：和洋人议和。

奕䜣和洋人打交道的经验不多，但毕竟脑子活络，想来想去，就想让扣押在手里的这位巴夏礼写信给英国人议和。

巴夏礼一开始坚决拒绝，但耐不住奕䜣后来好吃好喝地招待，最终软了下来，同意用中文给英国人写了几封信，比如有一封写的是：

“恭邸人甚明白，中国相待亦好，暂缓攻城。”

信是用中文写的，因为这样才能让奕䜣他们放心没有搞什么猫腻。但问题是，这封信一旁还是写了几句英文——这就让奕䜣他们警惕心一下子提高了：难道巴夏礼是在用洋文传递什么秘密情报？

奕䜣很想知道那几句英文写的是什么，但很无奈：自1840年国门被强行打开后，20年来，朝堂上的中国官员们依旧无人能认英文——他们认为这种横写的“鬼画符”像横行的螃蟹一样，称之为“蟹文”，是不屑去学的。

那怎么办？情急之下，四处搜罗，终于得知在天津的一个黄姓广东人懂英文，赶紧找来，仔细一辨认，答案水落石出：巴夏礼的那几行“蟹文”，无非就是自己的英文签名，还有英文年月日的落款。

奕䜣虽然松了口气，却也为此深深懊恼：洋人打交道了那么久，朝堂上下，居然到现在都没一个人能认洋文？为这几句年月日还一来一回耽误了那么多时间，太不值得了。

其实早在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第50条里，英国人就下了“最后通牒”，表示请中国尽快派人学习英文，因为今后英国的文书都会用英语写，不再以汉文出现，并且明确指出：

“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

人家本国的文书用本国文字来表述，你也不能说他不对，思来想去，奕䜣决定要改变这个现状——我们看不起洋人，但毕竟要和他们打交道，要和他们打交道，那至少也要学学他们的语言和文字吧？

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奕䜣领衔上奏，请求咸丰皇帝批准，由官方培养一批通晓洋文的人才，理由是：

“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情性，……欲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

1月20日，咸丰皇帝批准了奕䜣的这个奏折。

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官办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京师同文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了。

二

同文馆自成立开始，就一直不是很顺。

首先是缺老师。虽然咸丰皇帝在1861年1月就批准建校，但因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外国老师——主要是要朝廷觉得可靠可控的外国老师——最终一直拖到1862年下半年才开学。

老师有了，学生也不好找。按照奕䜣等人的最初想法，同文馆招生其实是面向满人特权阶层的，只有八旗子弟才可以报名，且名额很少。但招生简章放出后，高阶层的满人根本不屑于让子弟报考同文馆。后来慢慢放宽到汉人子弟也可以报名，也应者寥寥——大家都认为洋文是“奇技淫巧”，正经人家的孩子都应该以考科举功名为正途，去同文馆学习是一件丢人的事，甚至是耻辱。

最终，同文馆好歹张罗开了学。一开始只设立英语一科，慢慢开始增添法文、德文等科目，招收的学员也开始多了起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奕䜣等人发现一个问题：

如果只是以培养“翻译人员”为目标，即便加上上海的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同文馆系”培养的人才也远远满足不了洋务运动的需要——洋务运动不仅仅要的是语言人才，还需要懂得西方天文算法、火器轮船机器制造技术的人才。

不仅仅是奕䜣，当时的浙闽总督左宗棠、江苏巡抚李鸿章等见识过西洋科技的封疆大吏，都纷纷来信催促能进一步加快“洋务”人才的培养。

在这样的背景下，1866年12月11日，奕䜣上奏，请求在同文馆下再设“天文算学馆”，理由是：

“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

按照奕䜣的设想，天文算学馆的招生要进一步扩大范围：满汉均可，30岁以下，正规科举出身，五品官以下。

奕䜣预料到这个方案一出台，会引起各方面的不满，所以他在1867年1月28日又上了一折，针对可能会出现的反对意见，归纳整理了三条，逐一反驳——先打好“预防针”：

第一条，是针对有人会觉得“臣等此举是不急之务”。他指出，中国谋求自强已经是迫在眉睫，时间不等人，怎么可能“不急”？

第二条，是针对有人会指责是“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奕䜣辩称“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增设天文算学馆，就是要让我们的祖宗之法重新焕发活力；

第三条，是针对有人会觉得“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耻”。奕䜣指出，天下最大的耻辱，莫过于落后，连日本都在积极学习西方，难道只有中国仍要“不思振作”吗？

三条煞费苦心的奏折呈上去，奕䜣的心放下了不少。

在他看来，如此这般，增设天文算学馆的阻力会小很多了。

但是，他还是太小看另一派势力了。

三

一个叫张盛藻的人，率先站出来反对。

张盛藻当时是山东道监察御史，他在3月5日上了一道奏折：

“天文、算法，宜令钦天监天文生习之；制造工作，宜责成工部督匠役习之。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若以自强而论，则朝廷之强，莫如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

意思很简单：你要天文人才，让钦天监的人去学便是了；你要工匠，让工部派那些工匠杂役去学就是了。我们科举出身的堂堂读书人，怎么能学这些奇技淫巧呢？你真要自强，不如从自身做起……

张盛藻虽然不是什么响当当的大人物，但他的这番言论是很得朝堂上下人心的。事实上，自从同文馆成立以来，各种怪里怪气的声音就没停过，光影射号称“鬼子六”奕䜣的对联就出过好几副，比如：

“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又比如：

“孔门弟子，鬼谷先生。”

但张盛藻获得满朝大臣们暗暗点赞，还因为他奏折上另一句话：

“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用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

这句话看上去似乎还是“读书人不能去学那些下等技艺”的老一套，但其实是针对天文算学馆的招生条件：正统科甲出身的读书人，也在招收对象内。

奕䜣当时给出这个招生条件，原本以为是对读书人的一个示好：1860年后，清廷四品到七品之间的官员，候补等官的人数以千计，奕䜣觉得给这些寒窗苦读而无官可当的人一条新的晋升途径，是好事。

但是，这一政策也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科举晋升之路：从小读四书五经的“正经”读书人现在还要去学西洋的科学知识，在很多人看来这不是“镀金”，而是“贬值”，是“投机取巧”。而更关键的一点是，通过“同文馆体系”晋升上来的“新式人才”，势必会围绕奕䜣形成一个新的官僚集团，这将对旧有体系形成巨大的冲击。

张盛藻的这道奏折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但慈禧当天的意见就回了过来——她站在了奕䜣这一边：

“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何至有碍于人心士习耶。”

张盛藻这一次的反对，就被无声无息地化解了。

但奕䜣心里很清楚，张盛藻是不可能无缘无故走到前台的。

他的背后肯定还有更大的势力。

果然，一个能量比张盛藻大得多的大人物，很快出场了。

四

3月20日，就在张盛藻上奏之后半个月，倭仁也上奏了。

倭仁的正式官方头衔主要有三个：文渊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总理户部大臣，江湖头衔有一个：“道光以来一儒宗”，但还有一个头衔，大家非常看重：“帝师”——他是同治皇帝的老师。

这样一个人物站出来反对开设天文算学馆，不可谓不重量级。

倭仁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总结下来就四个字：华夷之辨——“奉夷人为师”，是“求一艺之末”。

他在奏折里明确指出：

“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

还有一句话更是博得满堂守旧派的喝彩：

“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倭仁的地位远高于张盛藻，所以慈禧看到奏折后当即就招倭仁入宫面议，听取他对天文算学馆的意见。听完以后，把倭仁的意见又转给了奕䜣领衔的总理衙门。

同样，出于对倭仁地位的忌惮，奕䜣等人也不敢怠慢，在4月6日回了一封很长的奏折，再一次阐述了中国目前面临的危机之深，而西洋的那些东西绝非“一艺之末”。为了保险起见，奕䜣还把曾国藩、李鸿章等支持洋务的大臣们的奏章一并整理呈交，意思是“这绝非我一家之言”。

慈禧同样把总理衙门的奏章交给了倭仁，并表示各督抚都可传阅。

第一轮较量就此结束，倭仁很快又在4月21日发起了第二轮攻击，再次上奏反对增设天文算学馆。

倭仁第二轮的反对并没有什么新鲜的观点提出，依旧认为学习西洋技艺会扰乱“科甲正途”的体系和人心，如果不能百分百确保成功，不如缓行。他还提了一句：

“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意思是我中国地大物博，人才众多，就算你真的要学天文算学，我们自己没人吗？

这封奏折一上，终于给奕䜣他们抓到了一个绝好的反击点。总理衙门立刻上奏，大意是：

这可就太好了！既然倭仁大人您这么说，您肯定知道我们国家哪里有天文算学的人才，请您另找一个地方重新开个馆，专门教授您找到的那些人，国家前途有救了啊！

看到自己被顶到了杠头上，倭仁立刻嘴软：

“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

而慈禧的态度也已经很明确了——支持办馆：

“该馆望大臣悉心计议，意见相同，不可再涉游移。”

但事已至此，原本渐趋平静的水面，又被投进了一颗小石子。

五

这颗小石子，名字叫杨廷熙。

1867年5月，天下大旱，按照惯例，皇帝要广开言路，允许各地官员上书提意见。

杨廷熙是个候选的直隶州知州，他就是借这个机会，写了一封奏折，上来就把这次“天下大旱”和“增设天文算学馆”暗戳戳扯上了一些联系，然后说自己有十条“大不解”，总结下来基本是这样的意思：

洋人一直侵略我们，我们现在却要去向这个仇敌去学习，“不耻不共戴天之仇，而羞不知星宿之事”，为什么要“忘大耻而务于小耻”？

我们现在如果去拜洋人为师，洋人万一给我们喂“迷药”，把我们的“忠义之气”全消解了，那怎么办呢？那些洋人教出来的中国人，肯定和洋人沆瀣一气，会成为他们的代理人，如果以后和洋人们一起联合起来造反，那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