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如何改变中国人的生活？

徐光启是“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一生有幸有不幸。他是400年来最出色的上海人之一，也是了不起的中国人。他拥有天时、地利、人和，不愧为“三才”兼具，氤氲所钟。天时，指的是400年前进入了“早期全球化”时代；地利，指的是那时的上海正处在时代前沿；更主要的是他有“人和”。

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人物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睁眼看世界”后面还有一句狠话，“师夷长技以制夷”。“师长说”是你死我活的：你吃不了我，我就偷师学艺吃掉你。这不是“人和”。这种近代史叙述方式是一个斗争心态。不管是明史、清史，还是近代史、现代史，如果我们多讲讲徐光启的话，至少会对16世纪以来的中西方历史（明清易代史要另说）有一种舒展的心态、柔和的理解。徐光启和欧洲人交往，是以交朋友的心态学习“文艺复兴”。近代历史从他讲起，可能在中西思想、宗教、哲学领域得到“会通”式的启发，从个体精神的“人和”达成文化上的“人和”。

徐光启的事情，当时并不被认为重要。比如他和意大利耶稣会士毕方济翻译了《灵言蠡勺》，黄宗羲这样博学的人都读过，其他没有人知道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徐光启跟利玛窦两个人翻译的《几何原本》，在当时一点都不重要，但现在“几何”就伴随着每个人的学生时代。

徐光启与中西文化交流

徐光启有三个身份很重要。

首先，他是一个政治家。1633年，徐光启去世。在去世之前，他在做中国的头等大事——拯救大明，崇祯皇帝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徐光启承诺拿出一部好的历法，把天下乱象搞定。危亡时刻，中国人对天地特别崇拜和敬畏：从皇帝、士大夫到老百姓都认为，把皇历编好了，天象说准了，历法准确了，天下就会慢慢地太平。人与天要相配，君不配德，德不配位，天下就大乱。此外，徐光启还承诺能抵挡满清入侵，他以文官身份挺身练兵，法宝就是从澳门引进“红衣大炮”。他确实是能救大明王朝的，但在1633年去世后，明朝就没得救了。这个判断并非臆测，这是多尔衮说的。多尔衮入关后，读到了《徐氏庖言》，说如果徐光启还活着，如果崇祯皇帝完全信任徐光启，哪里还能让我们入关呢？徐光启的杰出政治家地位，在晚明当属第一人。

其次，徐光启是一个科学家。他翻译了《几何原本》，还编写《农政全书》，主持编纂《崇祯历书》。但是，翻译事业的另一半是外国人利玛窦。

徐光启的另一个身份，即天主教徒。所以，徐光启有政治家、科学家、宗教家三种身份。这三种身份是不能割裂的整体。

徐光启的伟大也在于细小。最近我在编《马相伯全集》，重读了《徐文定公与中国科学》。一百多年前，马相伯在北京西山遇见和徐光启相关的遗迹，触景议事。中华民国元年，马相伯做总统府高级政治顾问。那一年废旧历用公历，改1月1日为元旦，全国第一次新年放假。徐光启当年修历，通过罗马灵采学院和法国蒙彼利厄大学，把中国的资料送到欧洲去。欧洲人拿到这些资料后非常兴奋，作了最新的研究，帮助徐光启、汤若望完成了《崇祯历书》。马相伯是想说，这部历法不是简单翻译欧洲《儒略历》，而是欧洲、北京、江南合作研究的最新成果，“非师西洋陈说，乃利用性发明”，和今天的国际合作研究一样。中国的经纬度、动植物、山川、地理、人文、历史，还有“四书五经”中的伦理、政治和法律，欧洲人是加以吸收了。反观中国方面，徐光启之后却没有人好好做，因而就落后了。相比欧洲科学家的热情，明清士大夫对科学的冷漠是多么可怕，徐光启的学术焦虑就容易理解了。

那时，欧洲的“文艺复兴”研究所有的东西，“文艺复兴人”就是“The man who knows everything”。达·芬奇、邓玉函、基歇尔是“文艺复兴人”，徐光启也可以算一个，竺可桢先生称徐光启是“中国的弗朗西斯·培根”，但“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却一直没有搞起来。徐光启讲的话、做的事，和现代人关切的问题完全一致，不像一个400年前的古人。徐光启能够亲近我们，是因为他有很多鲜活的东西。

徐光启真是一个现代人，他读“四书”，还读亚里士多德作品。400年前的明朝人读亚里士多德作品，这事在当时并不起眼，今天却难以想象。《柏拉图全集》是前几年由清华大学的王晓朝教授翻译完成的，他问：“天纲，这怎么可能，400年前！”原先我也吃惊，徐光启生前的1624年就刻印了这本书！哪怕主要是毕方济翻译的，至少他是润色、校勘和核定过的。徐光启是用《大学》《中庸》里的文句来翻译亚里士多德，用宋明理学的术语来解释阿奎那神学。

徐光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

徐光启在科学、文化、教育、宗教方面的贡献，如何体现在日常生活中？

首先讲徐光启的科学贡献。他和利玛窦一起翻译《几何原本》，这是利玛窦、伽利略、邓玉函的老师克拉维乌斯的作品，他是《几何原本》的整理者、注释家，是近代数学的奠基人，徐光启把他叫作“丁先生”，因为克拉维乌斯的意思就是钉子。如此，徐光启也变成了克拉维乌斯的再传弟子了。但是，徐光启同时又继承了汉代的《九章算术》，研究勾股术。

在明末清初，中国的科学技术开始落后，而此前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在汉唐，甚至元代，中国的数学都还很领先。到了明末清初，欧洲科学兴起，中国就落后了。欧洲科学是在17世纪、18世纪产生的，利玛窦到中国时正处于起步阶段。徐光启带着一批中国学子加入进去，机会是很好的。

徐光启和熊三拔共同翻译了《泰西水法》，从亚里士多德的物质起源，说到太阳系成形，讲到了行星环绕，地球成形，再讲到地球的大气层，然后才讲地质、山川、河流，最后才讲水运、水法，如何搞水利工程，制造和使用器械、工具等等。那个时候，科学还没有和神学分开，所以会从天主造物、天体起源讲起，就和《三国演义》《封神榜》讲宇宙洪荒、天地玄黄差不多。

其次，徐光启还搞了一个“农业革命”，也是和欧洲连在一起的。徐光启的《甘薯疏》，在中国推广番薯，而番薯的原产地不是中国，是南美洲。番薯在上海叫“山芋”，不是洋山芋，是山芋（sweet potato）。这个是外来的新鲜之物，16世纪西班牙人把它从墨西哥带到了菲律宾，福建人又从菲律宾带到台湾，再从台湾带到闽南。徐光启不是从这条路线走的，他入教以后和澳门耶稣会士熟悉，从葡萄牙人那里引种。当时还从澳门传入了烟草、玉米等作物。其中，番薯的作用最大，带来了绿色革命。这种作物在东南丘陵一带非常适宜种植，不需要很多水土，石缝中间一点土就能种，产量还很高。闽南、浙南这些地方率先掌握，结果在明末清初时产生了反向的移民运动，福建人、广东人、浙江人居然带着番薯往北方走，以前都是客家人往南方移民。明代末年，兵荒马乱，战争结束以后，清初人口剩下5000万，到了一百年后的乾隆年间，人口变成了2亿5000万，增加了4倍。这就是何炳棣等教授讲的“农业革命”，它的肇端是徐光启的《甘薯疏》。如果讲徐光启引进火炮是军事革命的话，引进番薯堪称是“农业革命”。

徐光启那一批人完成的“历法革命”，更加了不起。新历法是徐光启早就做好了的，但崇祯皇帝不敢用：再错了怎么办？等他下定决心的时候，已经是1644年了。《崇祯历书》公布后，没几天清军就入关了。清军入关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历法——版不能毁掉，我们要用——然后封皮揭掉，重新刻了一块，叫作《时宪历》。清朝用了这个历法，从1644年到1911年，一共267年。这个历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直到今天。

清代以前存在两个计时系统。一个是用时辰来计，用甲子来计，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时辰。利玛窦、邓玉函、汤若望说，我们是一天24个等分，徐光启说这个容易，我们一分为二，搞一个“小时辰”，就是“小时”。另一个计时系统是“百刻”，一天100等分。《时宪历》一小时四刻，全天是96刻。24除以100除不尽，表盘没法做。徐光启断然决定，废百刻，改96刻。徐光启还把周代以来按月亮运行轨迹计算的阴历，跟罗马按太阳运行计算的日历做了一个相配，就是我们还在使用的农历。农历不是阴历，也不是阳历，是一个阴阳相配的历法。百刻是汉代沙漏系统，甲子计时是周代规定，阴历是《礼记·月令》的规定。徐光启如此“离经叛道”，真的就是一场革命了。

徐光启的翻译，也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今天的翻译更多受到日文的影响。像“物理学”，徐光启这批人翻译成“格物学”，然后“哲学”是“致知学”或“爱智”，就是philosophy，更恰当啊！当时是按照宋明理学，用《大学》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养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体系翻译的。现在还有些东西留了下来，比如说“几何”。还有像《几何原本》里面的“点、线、面、体”，到今天还在用。

最后，徐光启是读过亚里士多德作品的。他翻译了《论灵魂》，中文书是《灵言蠡勺》。《灵言蠡勺》讲的是灵魂的问题，徐光启找到汉语的“魂魄”，跟Anima相配。Anima是拉丁文，相当于英文的soul；或者把迷信色彩洗掉一点，叫spirit，是精神，或者叫“灵”“神”。然后，徐光启就开始设法和中文对应了。亚里士多德讲三魂——生魂（植物）、觉魂（动物）、灵魂（人类），而中国人讲二魂——魂、魄。人的精神，spirit，soul，灵魂分两种：一个是魂，往上飞的；一个是魄，是散到地下的。“神者升也，鬼者归也”，神魂，鬼魄，现在大家已经不大懂了，日常语言里边还说“魂飞魄散”。上坟的时候，浇一杯酒，那是把魄气引上来；烧一把香，那是把魂气接下来。魂气、魄气对冲，就会通了，西文叫communicate，魂魄、神人就沟通了。这当中就涉及很多亚里士多德以及中国古代的灵魂观念。这些事情，今天仍然还跟我们缠在一起，徐光启居然以中西翻译、人神会通，信仰超胜的方式，和我们讨论这些超越性（transcendence）问题，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

（摘自《新京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