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蕲春，最后的代课教师

2024年清明节，廖志华到山上祭祖。廖母在前一年腊月去世，最后的法事刚做完。纸钱焚烧的青烟在山间升腾起来，廖家的先人在这里沉睡，不出意外，这里也会是他的归宿。

生在鄂东的小山村里，即使亲历农民进城潮，廖志华50多年来也没有挪过脚，而是在家乡干了一辈子教书先生。

但这一刻，望着缭绕明灭的烟雾，他下定了离开的决心。他回到学校，就跟校长辞职，带上一张身份证，坐着高铁，南下广州，谋一份差。这年他56岁，第一次离开故土进城打工，“逆社会时钟”出走。

原因很简单，他再也无法忍受乡村代课教师的工作。他在湖北蕲春县的一个乡镇小学担任副校长，可37年来，他的身份始终在编外。从1987年以来，他的称呼经历了几次变化，先是民办教师，后来是代课教师，再后来变成临聘教师，取“临时聘用”之意。身份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强。

“哪怕是校领导，也属于临时工。”廖志华说。学校的行政和教学工作，他一样没落下，甚至付出比别人多得多，但工资仅有公办教师的1/4。每月1500元，是他从教以来最高的工资。等满60岁，他能领到的养老金，每月不过400元。倘若不自寻出路，他将面临极重的养老压力。

在蕲春，有一批廖志华这样的代课教师，在上世纪80年代末国家开始整顿民办教师队伍时，才以青年之身，投身乡村基层教育。人到中年，先后面临清退民办教师、清退代课教师的两波政策浪潮，人生轨迹剧变。

民办教师的历史步入终结，但是历史中的人还在。现在，他们正在步入退休年龄，面临窘迫的现实与未定的将来。

度过相似的半生，待遇与公办教师之间悬殊巨大，令他们感到困惑。有的人无奈且自嘲地理解自身的境遇，“在最夹缝中求生存”。有的人频繁造访政府和教育部门、争取利益，还有人发现自己已经“民转公”的证明，却没有享受待遇，希望能够恢复身份。

暮年已至，他们想寻求一个解释，在被彻底遗忘前，为时代际遇的困顿撕出一个口子。

“讨米”的代课教师

进城后，廖志华落脚在广州市郊，一座废弃水泥厂的宿舍。这里其实谈不上“城市”，处在地铁辐射范围之外，离最近的地铁站还有13公里。好处是房租便宜，每月200元。

和他一样的外乡人聚集在这里。除了共用简陋的客厅、厨卫外，廖志华得以拥有一个小单间。屋里只有一张用来睡觉的床垫，和两张小桌子。他指着桌子上的旧饼干包装袋，说这是他的大半身家—里面装着几本中小学教辅书和笔记本。

他穿着黑色的短袖、长裤，踩着入乡随俗的拖鞋，面孔清瘦，显得内敛文静，要比同龄的体力劳动者年轻。但他年龄已经不符合城市效率的要求，找不到一份固定工，只能做做零活儿，从一个老板那里领纸盒材料，回到出租屋里，每天粘包装盒，粘一个5分钱。

更大的希望还是干老本行，做家教。为了让人认可，他一开始给周边的孩子免费补习，等孩子成绩有起色了，来找他的家长变多了一点。

只要家长一个电话过来，他就挎起饼干包装袋，上门补课。“出去10个小时，就可以挣在家里（当代课老师）一个月的钱。”这样，一个月最好的时候，能挣四五千元。

来广州一年多，除了自己落脚的出租屋和火车站，他没去过别的地方，也不曾坐过地铁。大城市物价高，他担心“随便动一动，都要花100块钱”。他买了一口锅，每天在出租屋煮面条吃，把伙食费控制在20元。

还有3年，他就开始领每月400元的养老金。这数额实在太少，他只身来到广州，极尽所能地压榨一切非必要的需要，只愿在还有劳动能力时多挣一点儿。

千里之外的蕲春，仍在做临聘教师的何生卫、吴美娟这一对夫妇，也在为生计焦虑。今年春节刚过，57岁的何生卫收到一纸辞退令。由于当地教育局对“双班教学率”（一名教师同时教两个班级的比率）作出规定，学校师资得到精简，多余的临聘教师会被辞退。

何生卫在蕲春县第五实验小学教书，2024年春季学期，这所学校因为师资短缺，邀请他入职。他带六年级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干了两个学期后，学校突然将包括他在内的10个临聘教师辞退，事先毫无预兆，也不经过更多程序。当初，何生卫并未跟学校签订正式用工合同，能够证明其教师身份的文件，只有一张薄薄的课程表。

何生卫说，他从学校搬走自己的物品后，车子还没开出校门，已经被踢出学校教师的微信群，所登记的车牌号也被学校删除。

“辞退就辞退，还要受这种气，典型的霸凌人。”说起这番遭遇，他情绪激动起来。

55岁的妻子吴美娟则在一所乡镇小学教“学前班”，一周26节课，还负责照看6岁以下的学生午休、吃饭、做卫生。每月1500元工资，500元班主任补贴，养老金水平也是每月400元，她为此处在未雨绸缪的忧虑中。

“我现在只有一宗，缺钱花，有时都睡不着觉。”辗转反侧，她只有利用周末时间“溜点儿小钱”。她在周末加入了服务红白事的唢呐队，在里面吹“拉杆”（长号）。

非年非节，村子里没有办红事的年轻人，更多的是白事。下午3时，主家把逝者送上山安葬，唢呐队就位吹号。5时半，去灵堂放灯，乐手们按习俗和“孝子”转上一圈，结束。一场下来，能挣到200元。

周一到周五，吴美娟又利用起下班时间，晚饭过后踩缝纫机，给玩具娃娃做服装，一晚上可赚10元，早上起来再赚10元。她还给老年人理发，一个人收10元。

“我们农民没有地方挣钱，有力无处下。”她用“讨米”来形容自己的状态，这是湖北民间的方言，意思接近于“向人要饭”。

“公办教师老了，一年最低有五六万（退休金），到去世之前都不用着急。”廖志华说。用一句话总结，他们这些代课教师的养老困境，根源于不在编制内。

1986，分水岭

40多年前，民办教师在乡村还是一份相当体面的工作，比种地强。那时，国家教育经费有限，号召依靠群众力量办学，民办教师是农村补充师资的重要形式，由村集体选拔并支付工资。

何生卫回忆，1980年代，民师一年的工资是220元，比村干部的260元略低。因为穷，这笔钱经常不能兑现，过年时，他就从村委会挑两担谷回家，抵作报酬。1998年至2000年，连“两担谷”都没有，他至今没有领到这三年的工资。

蕲春县隶属教育名城黄冈市，以李时珍故里而闻名。上个世纪，黄冈曾经创造过应试教育的神话，“黄冈密卷”风靡一时，但故事的另一面是这座山区城市的贫弱。黄冈市的贫困人口一度占全省的1/4，有6个国家级贫困县，蕲春就是其中之一。直到2020年，蕲春县才摘帽脱贫。

1992年，在与蕲春毗邻的团风县，后来的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醒龙以当地民办教师为原型，撰写小说《凤凰琴》，记述了这一群体的艰难与奉献。小说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被视为“一曲乡村教师的生命赞歌”。

民办教师刘炳年对当年的艰辛有着切身的体会。他从1985年开始在村小任教，条件差，祠堂被充作校舍，课桌是用木板拼的，凳子是土砖垒的。一个老师“包”一个班的所有学科，从早到晚，一口气上完所有课。一所村小“有一个公办教师就了不起了”，任教的主要是民办教师。

“在农村，教书让我有点光泽。”何生卫说。他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年带的是五年级数学，24个学生里有4个人考低分。他给这4个学生在周末义务补课，班级的数学考了全镇第一名。有个资深老师不太信服，他“年轻气盛”，向对方下战书：“把你们班的学生带到操场，我也把我的24个‘兵’带去，让教育局重新出题，看我们考不考得过你们。”

谈起往事，何生卫神采飞扬。“一下子把我的信心提起来了，我感觉我好像天生就是个教书的。”

他的文件包鼓鼓囊囊，积攒了这些年得到的荣誉：省级小学奥数优秀辅导员，县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含金量最大的是第一届“蕲春名师”，全镇299名教师里，只评了他一个人。他还考了华中师范大学的专科毕业文凭，小学数学和初中物理的教师资格证，普通话、计算机证书，在村小带出全县第一的数学成绩。

“但是，有什么用呢？”他颓然。

他当初不知道的是，1980年代后期，为提高农村地区教师素质，我国开始整顿民办教师队伍。1992年，中央提出“关、转、招、辞、退”五字方针—严格关上新增民办教师的口子，辞退不合格民办教师，清退“计划外民办教师”，并规定可通过“民转公”考试和师范学校定向招生，将一部分优秀的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

1998年，湖北省印发专门文件，给出6万个“民转公”指标，同时明确，国家承认的民办教师，仅限于1986年12月31日前担任教师工作、持有“民办教师任用证”等证件并在地市教育部门备案的民办教师。

民办教师被划为两类，只有在1986年前任教并办理规定证件的，才有参加“民转公”考试的资格。而晚来的这一批人，则永远被阻挡在入编的门槛外，等待被清退的命运。

这让很多民办教师的希望落空。何生卫回忆，“民转公”的年份限制最早是1980年前，后来放宽到1983年前，最后落定在1986年前。期间，廖志华心里还在期盼着政策万一放宽，自己能得到转公的机会。“当时还有这种幼稚的想法。”他说。

2010年，蕲春县民办教师面临最终的清退。吴美娟回忆，何生卫听到不让自己教书的消息，眼泪就流下来了。“不教书，他干啥呢？农村生产他搞不了，一直是读高中，高中读完了就在学校教书。”

他写了一封遗书，做好了跳楼的准备。教育局领导看到他“有这么大的决心”，允许他以代课教师的身份留在了岗位上。

即使留下来，代课教师与公办教师的收入差距也在逐年拉大。廖志华回忆，1997年，他和公办教师的工资差距不过100多元，但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后，民办教师的工资来源从村集体变成学校，由学校想方设法从教育经费里拨出一部分。现在，公办教师的工资有五六千，而他的工资还停留在1500元。

而被清退的民办教师，面临更困难的人生转折。刘炳年被清退时已经47岁，“出去打工，人家也不要”。他只能脱下长衫，去做苦力，帮人挑沙、砌房子、种田，都是零散的活计。

“教了一生的书，村里的人不理解，以为你教书不行，才把你赶回来。”他在回忆中陷入沉默，抽出纸揩眼睛。

1986年前任教的“民转公”资格，是一道硬门槛，也是民师命运的分水岭，廖志华差一点儿就能跨过去了。他在1986年高中毕业，当时已经被分到学校当老师，“招录文件里有我的名字”。但他对成绩不满意，想要复读考大学。1987年，高考再次落空，他还是做了民办教师。这一年之差，后来成了命运的分界线。

“那一步走错了。一步错，步步错。人是命运决定的。”他坐在广州的出租房里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