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锡圭：认真认字的人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和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是复旦教授宿舍同一栋楼的邻居。每个学期，张力奋都上门看望这位年近九十的学界前辈。裘锡圭仍在每天坚持工作。每次话别，张力奋总觉得“唏嘘”，在裘锡圭身上他感受到学术的纯粹与时间的残酷。他记得，有一次裘锡圭拿出自己的一本专著送给他，签名写得歪歪斜斜。这时他才意识到，裘锡圭的视力已经越来越差了。

裘锡圭的视力，是因为年轻时过度用功地读书、研究，过早地消耗掉了。但他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完成，为此，年事已高的他居然学会了用微信发语音。他在晚年的一项重要日常工作，就是以语音的方式把脑海里的知识和思想口述给学术助理，以及用这样的方式与学生们进行交流。尽管身体日渐衰弱，他还是争分夺秒地工作，直到2025年5月8日，这样的状况也无法持续了。当天凌晨，著名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历史学家，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八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新华医院逝世，享年90岁。

如今，裘锡圭这样的“学术老人”已经不多了。从青年到暮年，在历史的波浪中起起伏伏，裘锡圭终身沉浸于古文字的浩瀚海洋中，专注于眼前那些如谜题一般的字符，从不厌倦，为中国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研究、整理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过，与对古文字研究的一般想象不同，裘锡圭治学更接近“通儒”，他笃信“文史不分家”，作品旁征博引，涉猎广泛，体现着一位人文学者的素养和广博。就这样，一生专注学问的裘锡圭以强大的个人魅力，吸引着后辈们成为他的弟子，将古文字这项“冷门绝学”传承下去。

奉献给古文字的一生

2014年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四十周年，那一年，《文汇报》记者单颖文做了一系列关于马王堆汉墓挖掘的深度报道。而裘锡圭是20世纪70年代参与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的重要专家之一，是2014年刚刚出版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主编，也是系统整理这批资料的“领头人”。因此，单颖文开始和裘锡圭接触，还为了采访和稿件中的问题，两次来到裘锡圭家中。裘锡圭严谨、平实的性格让她印象深刻。作为古文字研究的大家，裘锡圭在和她探讨古文字研究的意义时，对这一领域没有多少“拔高”的表达，他只是淡淡地提到，这个工作，或许能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古代典籍的事实原貌。

在单颖文的记忆中，裘锡圭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学者，对于任何相关的文字工作，他都会事无巨细地检查、核对，专注无比。因为裘锡圭眼睛不好，他的夫人董岩甚至总结出了一套应对这个问题的办法。她通常会告诉来访者，如果有文字内容需要裘锡圭查看，最好要在Word软件里把字号调到“小初”号。这样安排的话，打印后，一页纸只能放下100多字，一般人扫一眼就能读完，但是对于晚年的裘锡圭而言，他还是需要花上20分钟才能读完这一页。即便如此，他依然会把眼睛凑到白纸前，一字不差地慢慢读完整篇文章。此外，他还会用校对符号，细细修改其中不准确的部分。

在外人看来，这种阅读十分辛苦，但裘锡圭早已习惯。多年来，他必须以这样的姿态和耐心，应对那些栖身于竹简、丝帛和甲骨碎片上的文字符号。以裘锡圭参与研究的、从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为例，这些从墓葬中挖出，书写在丝帛上的文书典籍，可以反映当时的思想原貌，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但因为材质的关系，“帛书”挖掘出来时已经是非常零碎的碎片。古文字学家要识别这些碎片，首先得做一套答案并不确切的“拼图游戏”，把残碎的“帛书”拼个大概才行。当年，这些帛书的原件保存状况本来就已经很差，学者们不可能拿着实物碎片去拼接。他们只能拍下碎片的照片，打印到纸上，用这样的替代品尝试去拼。而当时的研究条件极差，复印件比例也经常是错的，不是把小残片印大了，就是把整块残片印小了，即使这样，他们还得硬着头皮去努力拼接。这种“拼图游戏”的技术难度，外行人根本无法想象。不过，在裘锡圭的自述中，人们很难见到他去谈论这些研究中的艰辛。

20世纪50年代初，裘锡圭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专业后，就对古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他需要大量的古文字研究资料，相关的书籍通常都很贵，还是穷学生的他无法承受。于是，裘锡圭就利用每天午休的一个多小时时间在图书馆抄书，连晚上、星期天的时间也要利用起来。就这样，他居然抄下了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郭沫若的《卜辞通纂》等书籍的大部分内容，直到后来，他以复旦大学研究生的身份，随导师胡厚宣来到北京研究甲骨文之后，这个抄书的习惯仍然保留着。

在连复印技术都没有的时代里，裘锡圭依靠抄写，依靠自己的头脑和眼睛，锻炼出了超人的、识别古文字资料的能力，这为他日后研究出土的古文字资料打下了基础，而这样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也把他变成了几乎不需要休息的，“永动机”一般的人。裘锡圭的博士生、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宗焜在裘锡圭去世后，撰文回忆了他和裘锡圭的交往。文中提到，学术上一向无比严格、争分夺秒的裘锡圭，有一次居然跟他说“不要整天搞甲骨，也需要休息”。李宗焜正在惊讶为何裘锡圭会流露出如此宽容的态度时，裘锡圭就话锋一转，跟他说“休息的时候看看金文”。

严格与严谨

像马王堆帛书这样艰难的古文字项目，对任何人而言都像是解不完的谜题，无法在有生之年真正抵达谜底。身处其中的裘锡圭当然比谁都清楚，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大步流星地向前迈进，愿意花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去解开这些古书中哪怕一个字的含义。

熟悉裘锡圭的学生却都明白，进入“裘门”并不是只靠学术热忱就可以通过的，“严格”二字，才是他们这群人每天最需要面对的。裘锡圭去世后，复旦大学资深文科教授葛兆光撰文回忆，1978年入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就读后，裘锡圭为他们这些本科生教授“文字学概论”课程。学生们知道这位年轻老师一丝不苟，铁面无私，都战战兢兢。最后成绩出来，果然全班绝大多数人都得到了“良”。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宗焜回忆，他读了裘锡圭的博士之后，经历最多的事是“挨骂”。裘锡圭在修改他的论文时非常认真，如同小学老师批改作文那样一字一句地检查，也经常边改边骂，有时骂到师母董岩都会替他说两句好话。答辩前三个月，裘锡圭还是几乎每天都要核查李宗焜博士论文中的文字，把他的文字逐一审阅。

实际上，裘锡圭对待自己的学术工作时会更加严格。古文字领域有时存在一些信息差，也依赖于考古挖掘的最新进展，难免会出现一些错误，像裘锡圭这样的大家也不例外。只要发现自己的文章中有此类错误，裘锡圭就会“昭告天下”，以免这种错误由于他的影响力而流传后世。2012年3月，他曾发表过一篇名为《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鸟形盉铭文解释》的论文，研究了大河口西周墓地2002号墓出土的鸟形盉上的铭文内容。他在文中指出，铭文中的某一个字，疑似是“并”字的异体，读为“屏”或“軿”。但是这个意见，和大多数专家认为的、这个字应该是“笰”字的意见完全不同。六年后，裘锡圭的助手根据新发表的盉铭照片和拓本，向他指出，这个字确实应该释为“笰”字。裘锡圭核查后，迅速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物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网站公布声明，声称该篇论文全部作废，以后编文集也不收录。这篇文章至今仍然悬挂在中心的网站上。

作为古文字领域的专家，裘锡圭在人才选拔上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不会过分看重学生的学历，而是更重视学生对语言研究本身的热情。2009年，裘锡圭曾与李家浩、吴振武两位古文字领域的教授联名推荐，并向教育部申请，破格招收仅有高中文凭的蔡伟到复旦大学读博士。时年38岁的蔡伟是一名普通的东北工人，曾做过三轮车夫，也摆过地摊。虽然高考落榜，但他对古文字学抱有极大热情。他也和裘锡圭年轻时一样，曾通过借书、抄书的方式学习和研究。1995年，蔡伟开始给裘锡圭手写信件，探讨问题，并得到了裘锡圭的热情回复。1997年，裘锡圭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竹简《神乌赋》中“佐子”二字的意义不明，蔡伟读过文章后，对这两个字的意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个看法得到了裘锡圭的认可。后来，蔡伟开始陆续发表古文字相关的论文，慢慢在学界崭露头角。2008年，裘锡圭在复旦大学带领团队编纂《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时，也邀请蔡伟加入了这个极为重要的项目。事实证明，裘锡圭的眼光是精准的，蔡伟的学识并不输于那些拥有光鲜学历背景的学生。2015年，蔡伟成功从复旦大学博士毕业，到贵州安顺学院担任图书馆副研究员。此后，他不断发表学术文章，并得到学术圈内人的认可。很多人都知道，蔡伟的文章不以数量取胜，但都言之有物。裘锡圭对他更是不吝赞美，甚至认为“在有些地方，我也没有他这个水平”。裘锡圭去世后，蔡伟也在自己的公众号写下悼念文章。他提道：“裘先生是我的大恩人，不仅是我论文的指导老师，还改变了我的命运。”

回望裘锡圭的过去，人们或许会理解，他为何会如此认真地对待自己手中的这份事业。1935年生于上海的裘锡圭从高中时开始对历史产生兴趣，还曾为此卖掉文学书籍，换回一些掌故类的图书。进入复旦大学之后，他遇到了教“中国通史”的甲骨学家、历史学家胡厚宣，并在老师的影响下对古文字产生了兴趣。那时的裘锡圭自认“家庭成分”不好，性格也耿直，未必能在学界有更好的发展，但他没想到，自己因为纯粹的学术兴趣收获了多位名家的青睐。1956年，裘锡圭考上复旦的历史系研究生并成为胡厚宣的助教，随老师来到位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一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进行甲骨文研究。1960年毕业时，裘锡圭又被不在意“成分”的北大老师胡双宝挑中，分配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古文字。在北大，他主动到古文字学家朱德熙家中请教问题，两人很快成为忘年交和合作伙伴。裘锡圭也在朱德熙的帮助下，开始专注于对战国文字的研究。用裘锡圭自己的话说，在一些人生的关键节点上，他是“幸运”的。

可惜的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社会大环境急剧变化，裘锡圭也变得难以逃脱。社会运动不断袭来，学校环境也日益混乱，严重影响他的研究和学习。被逼无奈的他学会了灵活地生存，安排各种时间和机会进行学习。他曾利用1962年社会氛围和缓的日子，到北京图书馆抄下大量卡片，他也曾在空无一人的大楼里“守楼”，利用别人“串联”的机会躲清静，研究自己收集的书籍和卡片资料。有段时间，他还经常坐车穿过城市，到北大前辈张政烺位于北京东郊的家中查询资料，也曾受到北大学者叶蜚声的帮助，在环境吵闹的时候去他的家中看书。“文革”开始后，有些日子，裘锡圭甚至利用每周末大约一天半的时间，废寝忘食地撰写古文字考释笔记，有时候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写完就睡，睡醒又接着写。他怀疑，自己的眼疾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落下的。

对于处在困顿环境中的裘锡圭而言，读书、做研究，已经从单纯的热忱，演变成了他精神生活中最大的支柱，也为他日后的研究积累了功底。到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裘锡圭再度等来了自己的“幸运”。1972年，裘锡圭跟随朱德熙参加了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的考释工作，这让他对汉简产生了兴趣。1974年，他和朱德熙参加了马王堆汉墓帛书中《老子》甲、乙本及其卷前后佚书的整理工作。此外，他还参加了银雀山汉墓竹简、睡虎地秦墓竹简的考释工作。这些工作让他在学界声名鹊起。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厚积薄发的裘锡圭出版《文字学概要》《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等书籍，再度引发学界的强烈反响。此外，裘锡圭所释的甲骨文中的“远”“迩”“害”“柲”等十几个字的含义，都为学界广泛接受。这个成就，在全世界的甲骨文研究中也是处于领先地位的。看得出，比起日本学者专注甲骨收藏本身，以及欧美学者对古代社会史的重视，作为中国本土研究者的裘锡圭，对汉语文字本身的钻研已经到达了相当的高度。

了解了他的青年经历，人们就能够理解，裘锡圭在中晚年为何会更加争分夺秒、一丝不苟地做研究。因为他曾经缺少一张安静的书桌，他的事业全都出自艰辛的劳动，他也就更知道珍惜如今的安宁。这种心态，裘锡圭在自己撰写于1999年的自述文字中，曾经提到过。他说，他学习、研究古文字已经长达四十七年，跟所花的时间相比，他自认为“研究成绩显得很微小”。但是考虑到学习和研究的条件，尤其是前二十多年的条件，又觉得这些成绩也可聊以自慰了。他不断提醒新一代的年轻人要抓紧时间，因为“只有这样，我们这一代的遗憾才能多少减轻一些”。2005年，裘锡圭回到复旦大学任教，又这样争分夺秒、一丝不苟地工作了二十年，直到生命的最后时期，依然坚持。幸运的是，如今，裘锡圭为之奉献了一生的这个“冷门绝学”获得了国家层面的大力支持。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了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力图保护和抢救濒危学科中的学术项目，一些与简牍、帛书相关的项目都曾入选。2020年，教育部启动对基础学科的扶持计划，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开始正式招收古文字学的本科生。“冷门绝学”焕发了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