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治愈的“两邻”书写

书写火热的当下生活，关注切近的社会问题，反映某种社会理念的实践成果，仍然是小说家的重要选题之一，也体现着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比起个性化的实验写作，这类主题创作的难度在于，既需要对现实生活的再现能力，对时代、社会与人性的深刻洞察，又需要超越性的眼光和精神，同时还要有将“事先张扬”的题材变成丝丝入扣、引人入胜的故事，进而达成生活和艺术的双重真实。因此，真正厚重而有力度的主题创作，特别考验作家的功力、才华以及思想和精神的境界。也因此，但凡出现能够打动读者的这类作品，都是特别值得欣喜和敬重的。比如，由沈阳市文联推出的“两邻”题材项目、由苏兰朵创作完成并于202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吉祥如意》，就是其中一部令人欣喜和敬重的佳作。

在我看来，这部小说不仅成功地达成了生活和艺术的真实，还体现出苏兰朵许多个性化的艺术追求。在故事内核上，她匠心深运，立足于“两邻”主题，以隐秘的亲子关系和心理创伤为核心，将都市生活中共建“文明社区、美好家园”的行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复杂微妙的情感展示得淋漓尽致。在叙事手法上，她自由灵活，通俗流畅又扎实细腻，将雅俗共赏的讲述式叙事运用得炉火纯青。在文字表现上，她言近旨远，笔调平实质朴、韵味绵长，追求很强的语言质感和意境效果。对心灵创伤的专注与思考，对精微语感的捕捉与探求，已成为苏兰朵小说独特的标记。因此可以说，《吉祥如意》这部小说不仅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还有着丰富的美学价值，为当下的主题创作提供了许多重要经验。

一、生活与小说的双重真实

从总体印象来说，阅读《吉祥如意》的过程，既是一段使人温暖治愈的美好旅程，也是一段令人掩卷沉思的心灵体验。这部小说以社区干部和社工群体为视角，通过对吉祥社区七户人家命运起伏的讲述，生动展现了当下都市社区中复杂多元的邻里关系和家庭关系，深情礼赞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理念、朴实奉献的实践精神和守望相助的仁爱伦理，并深刻揭示了现代性带来的亲子、婚恋、养老、抑郁等各种社会和心理问题。

小说很好地达成了生活与艺术的双重真实。这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点，尤其在评价主题创作方面。近年来，许多这类作品不能吸引读者，甚至给人“假大空”的感觉，其核心问题就在于作者未能认真对待和处理好这个基本的艺术问题。作家们应该知道，主题创作所要求的题材任务，可以说都是“事先张扬”的内容，即某项社会治理理念的实践成果，带着浓厚的宣传性和意识形态性。所以，在书写时更应该深思熟虑，充分尊重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从对新时代生活风貌的真实触动中去发现故事，重塑故事，将“生活真实”升华为“艺术真实”，把“真事儿”写真了，而不是弄巧成拙地把原本打动人心、深入人心的“真事儿”给写假了。可实际上，能够处理好这个问题的作家还不够多。

众所周知，小说的真实并非现实生活中的客观真实，而是一种“艺术真实”，即一种想象的、主观的真实。这几乎是常识，尤其当索绪尔揭示了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的、约定俗成关系之后。不过，这并非意味着小说能够彻底根除现实，成为与现实无关的纸上的谎言。因为毕竟它还是要从由现实引起的注意中获得某种内核，而成为“现实背后的一种艺术真实”①。即便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和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这类看起来子虚乌有的作品，实际上也离不开从“生活真实”中获得某种内核。试想，一旦缺少了甲虫如何爬行、进食，男爵在茂密的热带树丛间生活、参与社会活动等细节的支撑，小说的“艺术真实”也就坍塌了。因此说，小说的“艺术真实”仍需要建立在“生活真实”之上。生活是基础或契机和触发点，是促使虚构可能逼真的关键，艺术水平则决定了虚构能否抵达小说之境。也就是说，对真正的小说创作而言，最好是能够做到二者兼顾，才可能获得读者的信任，才能将小说推向艺术的高度，进而打动他们、感染他们、启迪他们。小说的飞翔，需要从真实的大地上放飞。

殊为难得的是，作为优秀的小说家，苏兰朵正是这样去放飞小说的。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书中有大量平实的笔墨，看起来不起眼，读起来却特别有味儿，让人读着读着，仿佛看到了一个叫吉祥社区的地方和生活在那里的人。比如，小说开篇不久就写道：

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穿着半袖白衬衫，坐在一张巨大的天蓝色桌面后，指导一个年轻男子填表格。旁边还有一对老夫妻，两人在看一份材料。老先生鼻梁上架着黑框花镜，花镜腿上拴着黑线绳，线绳的另一端固定在桌面上。一个怀孕的女人安静地坐在靠墙的连排椅上，一边刷手机，一边在等候。卫宁林走过去，问，崔主任在吗？白衣女人抬手向里面一指，走廊最里面，办公室。……他向里面走，不停适应着光线。依次看到了志愿者服务角、居民评理说事点、会议室、警民联系站、“两代表一委员”工作室、议事共治室等牌子。有些牌子挤在一个门上。当终于看到“社区办公室”几个字时，他感到有一个人在他身后停下了脚步。②

当然，如此朴素而周到的叙述，绝不是随意安排，而是出自作家精心的设计。它不仅彰显了苏兰朵的写作才华，也体现了她对小说真实性的认识。应该说，“生活真实”中“两邻”理念指导下的社区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在东北，尤其是沈阳，经过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基层干部、居民以及媒体十余年的倡导、阐释、打造和宣传，“两邻”理念早已成为深受百姓熟悉和认可的都市新型社区生态。作为各级各类新闻媒体的素材，诸如办事就业建平台、医疗文化进社区、文艺表演百家宴、讲堂沙龙小驿站等一系列解民忧、惠民生、暖民心的创新举措和成果，如今也都是读者耳熟能详的内容。所以如果将其直接写进小说，难有新鲜感不说，弄不好还会比较生硬。不过，令人欣喜和钦佩的是，《吉祥如意》在这个问题上却处理得很高明。它以二十四万字的体量，不仅囊括了这些熟悉的“两邻”素材，将火热的社区建设展现得既全面又自然，还紧扣邻里间几户人家的真实互动，对“两邻”题材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开掘。其中的秘密就在于苏兰朵对“真实性”问题的成功把握。

她深知这部小说的“艺术真实”，必须通过扎实的写实才能抵达逼真，同时必须从自己对社区生活的真实触摸里寻求和生成某种想象。于是，经过深入采访，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视角和人物。正如她所说：“他们大都很年轻，社工基本二十多岁，每天辛苦忙碌，待遇不高，但乐观热情。他们的普通、朴实打动了我。他们的形象自然而然地走进了我的小说里。后来我意识到，也许以他们的视角切入，来讲述社区里人与人之间的命运沉浮，会让文本更加丰富，也能让这部反映当下生活的作品增加一个表现的维度。”③这样，也获得了在人物塑造上的逼真的想象力和刻画力，以及应有的概括力和分寸感。因而，细心的读者还会进一步发现，书中的每个人物读起来都是那么真实、生动，即便是最容易失真的模范式人物，也都令人感到那么鲜活可信、有血有肉，甚至拍案叫绝。比如，在小说高潮部分对社区干部的精彩刻画，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面对发生严重纠纷的双方，崔主任的这番处理，不仅有理有据，明明白白，还特别入情入理，充满人情味儿。于是，一位有水平有情怀的优秀社区干部形象便跃然纸上：

“你发照片的事儿，还真不对。……你这属于散布别人的隐私。为你这事儿，我特意咨询了一个律师朋友。他说，如果陈格松和吴媛告你，还真告得赢。啥？我犯法？那格松算不算重婚？他才犯法。他有他的问题。……如果苏简起诉他重婚，法院也会受理。……但是你在公开的社区群里传播，那就是侵犯他人隐私。对方有权利要求你道歉和赔偿医疗费。马建设不吭声了……”

“你让马建设在群里道歉……道歉说什么？说不该传播人家的隐私？那不还是事实吗？把这么不光彩又伤害家人的事实再提及一遍，你觉得好吗？……在这件事之前，陈晨就已经得了抑郁症。……家长没有责任吗？我说得可能有点多了。……不管他家里怎么回事儿，当父亲的，孩子还得多关心啊！”

“我觉得邻里之间，可以有更温情的表达方式，比如，老马呀，你让明珠陪着你，买点儿东西，去看看陈晨，表达一下歉意，让她感到一点儿善意和温暖，我觉得这比赔偿医药费要好。我的意思都说完了，你们双方考虑考虑吧。”④

此外，苏兰朵还找到了自己的故事及故事内核、人物关系、语感以及意象，还有对以“两邻”社区生活为缩影的有关现代都市伦理的新想象。她希望通过揭示和反思都市家庭内部以及家庭之间复杂而隐秘的关系，暴露人物内心最深处的心灵创伤，尤其是由亲子关系造成的巨大伤口，并以超越性的眼光和美好的愿景，用温暖去抚慰和疗愈每一个人物。于是，经过这番精心的构思与酝酿，一部叫《吉祥如意》的小说终于被放飞了，并在艺术的天空上划出一道“创造的”“想象的”“技艺的”⑤优美弧线。

二、亲子创伤、温暖治愈、都市愿景

每一位有成就的作家，其作品总是拥有自己个性化的标记，或者说情结。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标记成就了他们，构成了他们从事写作的原点和动力。比如，伍尔夫始终纠结于“一间自己的房间”，萧红一生苦恼于“女性的天空是低的”，张爱玲不断叹息怎一个“苍凉”了得，韩江总是思虑着人类的暴力。作为一位成熟的实力派作家，苏兰朵的小说创作也有属于自己的标记。从早期的《寻找艾薇儿》《女丑》《香奈儿》，到2024年发表的《麦田里的萨维莉亚》，她始终热衷探究都市人的情感，尤其是各种隐秘的心理创伤。有评论者已指出，“到目前为止，苏兰朵所有的小说都是以城市为背景的，作品所关注的主要是那些受损的、虚空的、渴望修补的心灵”⑥。苏兰朵自己也说，“情感确实是我小说创作的一个母题”“准确地说，是和情感创伤有关”。⑦至于这背后的原因，一方面跟她做过情感节目主持人的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与她对心理学的爱好以及对弗洛伊德、荣格和弗洛姆的研读有关⑧。另外，与她的个人经历尤其是童年经历也有关。

而我认为，《吉祥如意》这部作品同样没有离开这个原点。在主人公唐晓霜身上有她童年的影子，她小时候也是在姥姥家长大的，也有过青春期的叛逆⑨。另外，还更加强化了这个心理创伤的标记。在这次创作中，她完全是以心理咨询师和小说家的双重眼光，即理性的洞察和感性的理解去透视人物的内心，因而其解剖的力度更加精准到位，尽管表面上看她下笔平实、舒展。比如，小说从讲述第一个故事，即董连文一家的纠纷开始，就表现得相当明显。作者通过设置一连串悬念，成功地引导读者一层层拨开了生活的表象和迷雾。从董连文在家开煤气自杀，到赖在病房不出院，再到与养子断绝关系，自己精心用一组儿童积木做手工，最后彻底揭示了董家最核心的病灶。原来他并不是愤怒于养子的所作所为，而是不愿面对间接害死妻子的真相以及所产生的内疚，所以开启了心理防御机制，一再借这些虚张声势的行为来说服自己，相信这一切都是养子的过错，并“用这种方式惩罚自己”“让最亲的儿子和多年的老邻居远离自己，逼着他们遗弃他”⑩。

随着故事的展开，小说变得更加锐利。作者甚至集小说里全部七户人家之力，以七个主要人物唐晓霜、董学理、麦可、陈晨、丁欢、孙雪梅、高丹梅，去聚焦和表现一个问题，就是由亲子问题造成的心灵创伤，并加以深刻反思与耐心治愈。因而，好比《百年孤独》是各种现代性精神疾患的抽样，《阿Q正传》是中国人种种国民劣根性的照相，这部小说构成了现代都市各类亲子创伤的集合。不难发现，这些人物的内心都是残缺而痛苦的。董学理误以为自己是溺水而死的哥哥的替代品；陈晨将父亲出轨的秘密独自担荷于心；丁欢坐轮椅蜷缩于父母出轨和离异的阴影里；孙雪梅大半生都毁于母亲的强势和专断；高丹梅在父母溺爱下长成了一株幼稚浅薄的虚荣之花；而主人公唐晓霜和麦可则同是天涯沦落人，或被父母冷落，或被母亲压制，都曾为了争取尊严、平等和自由，走上了反抗与逃离父母的道路。

如果从“孩子”的角度看，如此痛苦的亲子关系，父母当然是罪魁祸首。他们或自以为是，不理解呵护孩子；或道德卑污，毁掉了本该完整的家庭；或教子无方，用说教、专断、溺爱等伤害了儿女的自尊、情感和心智。关于这些内容，《吉祥如意》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因而使人读来无比痛心和无奈。其中塑造得最为丰满的是主人公唐晓霜。可以说，她称得上是当代都市文学中一个饱受亲子之痛的典型。苏兰朵对这个人物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对其遭受的亲子之伤和疗愈之艰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呈现，使小说表现出强烈的反思与批判色彩。试想，如果唐晓霜没有被工作繁忙的父母送到姥姥家长大，从小就缺少他们的关爱和呵护，经常被他们斥责，高中时也就不会“玩失踪”，宁愿冒着夜路被劫的危险也要坚决住校，更不会与父母发生激烈的对抗，之后又那么热切期待与早已转变的父母重聚，在听到父母车祸而亡的噩耗后彻底崩溃，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伤痛，她后来也不会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从北京回到沈阳做一个普通的社工人员，一边与心理咨询师秦老师保持线上治疗，一边与这里的社区干部崔主任、社工夏博洋、卫宁林以及七户人家产生交集，当然更不会帮助董学理与养父重归于好，支持陈晨找到真正的爱好并成功创业，触动麦可回到母亲身边重燃生活的信心，同时也就不会在与这些人物互动的过程中，逐渐重建生活的勇气，敢于面对过往，拥抱爱情和希望。由此可见，这一切都归因于父母对她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