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会挣钱也会花钱的经济学家

北京朝阳区富成花园北门右侧的一栋独立小楼，是东南大学国家发展与政策研究院在北京的办公楼，院长华生经常背着一只黑色双肩包来这里开会、办公。他的办公桌上支着两部平板电脑，面前一张纸上是他在上班路上随手记下的灵感，也是他要更新的微博要点。

华生的微博有93.7万粉丝，个人简介是东南大学、武汉大学教授。最近两个月，他连发四篇微博长文，分析关税战的原因，预判趋势，提出建议。

华生曾担任一家市值达数十亿元公司的董事长，有人称他为“中国经济学家中的首富”。但72岁的他并不打算退休享受生活，依旧笔耕不辍，针对现实议题发声。他说，自己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所以应该回馈社会。

“2000年至2005年我担任燕京华侨大学校长时确定的校训就是‘回报’。写文章很痛苦，但能对社会产生影响，我感到很愉快，这或许就是一种自我实现。”华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莫干山论剑

华生说，他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对底层群体的不易，有“触及灵魂”的体会，所以做研究能接地气。这是因为他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乡村和田间地头度过的。

华生从小跟着姨父姨妈一起生活，上的是江苏省委幼儿园，生活优渥。1957年姨父姨妈双双被打成“右派”，1962年他家中又被深挖出所谓“国民党中统特务”，他成了“黑五类”子女，境遇骤变。1968年，他初中没上完，就到村里插队。

华生不爱和人交流，只喜欢坐在田埂上读书。那时能读到的主要是马列著作，但他从中学到了很多社会学和经济学知识，书中的社会公平意识也对他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恢复高考后，华生1978年考入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马列师资班经济学专业。1982年秋，他又考进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很快，他就因大胆的作风和优秀的辩才而小有名气了。

那是入学不久，他代替患病的导师王绍飞参加一次讨论银行体制改革的会议，当场和主持会议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争辩起来。刘鸿儒对这个“胆子大”的年轻人印象很深，后来主持会议还特地提名他参加。

1985年3月，首都几所大学组织研究生经济改革理论研讨辩论会，华生与平新乔分别代表中国社科院和北京大学作了主题演讲。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陈兴动在这次研讨会上与华生初次见面，对他的印象是口才好，雄辩，观点犀利，气势也很压人，很高傲。

平日里，华生喜欢“宅”在宿舍，很少出去社交。他的一些同学已开始参与筹备“莫干山会议”，他却毫不知情。偶然间，他看到这次会议的征文启事，才知道此事。他投了一篇论文《转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轨道上来》，顺利入选，获得了参会资格。

1984年9月，“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浙江德清县莫干山举行，史称“莫干山会议”。上山途中和参会期间，华生结识了马凯、马宾、吴稼祥、金观涛、张维迎、周其仁、徐景安、常修泽、贾康、王小鲁、高梁等一批后来长期活跃在中国经济领域前沿的人。

会议收到1300多份征文投稿，其中124篇入选。124位参会代表分成宏观组、企业组、开放组、流通组、金融组、农村组、理论组七个专题小组，华生分在宏观组（后改为价格组）。随着研讨的深入，会议的重点转为以价格改革为中心的配套改革。

当时改革重心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其中价格改革是核心问题，因此价格组争论最为激烈，除正式议程外还开辟了专场夜间挂牌讨论。

争论主要在“调派”和“放派”之间进行。“调派”是主流派，其中又可分为“大调”和“小调”两种观点。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田源等人主张要大步调整严重扭曲的价格体系，清华在职研究生周小川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楼继伟、李剑阁等人则提出“小步快调”。以西北大学研究生张维迎为代表的“放派”，则主张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

华生、蒋跃、高梁、张少杰等几位来自中国社科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经过几天通宵讨论，综合了两派观点，提出“放调结合”，即自觉利用当时实际已经形成的生产资料双轨价格，逐步缩小计划统配部分，扩大计划外市场自由调节部分，使这两种价格逐步靠拢，最后达到统一。

大论战之夜，华生代表“放调结合”派发言。有参会者回忆，他辩才过人，使这种思路很快赢得会议多数人支持。

国务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来杭州听取汇报，价格组将汇报任务交给了华生。华生汇报时，张劲夫在会议室里来回踱步。他没有表态，只是问了一些问题，华生一一作答。

莫干山会议结束后，每个专题组要写一份报告。由于价格专题是争论焦点，价格组的报告附了两份分报告，一份是以调为主的思路，由田源执笔；一份是放调结合思路，由华生执笔。

报告送到北京后，张劲夫和国务院领导很快做了批示。张劲夫在国务院会议上力荐“放调结合”的路子。华生后来说，中央本来就对一下子放开或大幅调整价格有顾虑，“放调结合”的提法符合当时的决策思路。

1985年1月，国家物价局、国家物资局联合发布《关于放开工业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取消工业生产资料计划外产品不得高于国家定价20％的规定。价格双轨制进一步形成。

莫干山会议后，华生成为改革风云人物，经常出入中南海。那时中国社科院值班室常常接到来自国务院值班室的电话，通知华生去国务院开会或者陪同领导外出考察。

华生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新上任的所长董辅礽提拔了一批年轻人，华生担任了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1986年，他成为董辅礽的首位博士生。

经济所的学术氛围宽松民主，成了当时新思想发端的学术阵地之一。华生、何家成、张少杰、罗小朋、张学军和边勇壮等青年学者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改革，不断提出创新论题，广受瞩目。

1985年，华生牵头完成了一份题为《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的报告。针对当时以一揽子方案尽快完成改革转型的观点，报告提出，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会在自由竞争的一般均衡中找到归宿，而多半可能在“非均衡的自稳定系统”中实现。报告建议，建立市场化运行的国有资产管理系统，统一履行国有资产代表职能，以替代各工业局、专业局等机构的行政管理职能，以资产安全、收益和增值作为考核评价企业家的主要标准。

报告分为上下部分，后独立发表在《经济研究》1986年第二期和第三期上，分别获得了中央国家机关优秀论文一等奖和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华生也被评为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归来依然是学者

事业蒸蒸日上之时，华生却自觉缺乏当代经济学系统训练，深感需要补国际化这一课。1987年初，在董辅礽的支持安排下，他到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毕业后，他应聘到剑桥大学做教研工作。

那时，陈兴动从北大研究生毕业，在国家体改委生产体制司工作，于1986年到牛津大学进修。华生来后，他们很快熟识起来，一同在牛津河上撑船，在宿舍做饭。华生谦和友善，改变了陈兴动最初对他的“高冷”印象。他们经常谈起经济体制改革话题，陈兴动觉得，华生观点敏锐新颖，又讲求务实可行。

1992年，中国市场经济大潮开始兴起，华生也投身商海。在中国驻英使馆教育处的协助下，他参与组建了留学人员科技企业——英国牛津剑桥科技有限公司。

1994年，华生回国。他选择了下海，与从国家机关辞职的同学一起租房子、吃食堂，干起了个体户。开始他想做教育，最后还是开了一家火锅店，从小本生意起步。

他的经商之路充满坎坷。来火锅店的都是熟人，没赚到钱。开小书店，破产了。搞水产养殖，没养出来鱼。卖酒没卖出去，拿回家喝掉了。办幼儿园，没有办成。

后来，英国牛津剑桥科技公司迁回国内，成立中外合资的牛津剑桥国际高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400万美元，牛津剑桥占28％，处于控股地位，华生担任董事长。他引入发端于英国，已成为国际标准的ISO认证体系，创办了国内第一家，也是最大的民营认证中心——北京9000质量标准体系认证中心。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后来还收购控股了从事制造业的上市公司。

华生后来感叹，书生做企业主要还是靠同学，从个体、合伙、有限公司到上市公司、企业集团一步步走来，其间几经商海沉浮，还是显示了经济学家下海的后劲和潜力。

但经商的成功并没有消解华生心中的落寞。他内心始终有个声音在说，学者身份才是自己的归宿。

疏于学术多年，他连导师董辅礽都不敢见。那时董辅礽已回母校武汉大学执教，他对华生离开学术界深感惋惜，让人劝告华生，他还是最适合做学术研究。华生听后，在武汉大学重新考试入学，再入董辅礽门下，继续修完了博士学位。

华生在英国留学期间恰逢撒切尔推行私有化，亲历了国有股出售给个人的过程，对伦敦金融市场有所了解。回国后，他开始研究中国股市的制度问题。

1998年，华生化名“清风”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中国股市的经济学思考》一文，提出中国股市问题的症结不在二级市场，而是一级市场的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产权关系不清，提出了“股权分裂”的概念。

2001年，国家决定国有股、法人股直接在二级市场上减持。在当年股市接近最高点时，华生撰文提出，强行减持必然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在多方的共同建议下，国务院决定暂停国有股减持。

2003年，华生辞去上市公司所有职务，集中精力从事政策咨询和学术研究。

2005年初，中央决定启动股权分置改革。《中国证券报》先后五次在头版发表华生推动股权分置改革的长篇文章。5月10日，股指即将逼近1000点时，华生又发表《市场转折的信号》，坚定支持股改试点方案。他断言，股权分置改革拉开序幕是牛市悄悄来到的标志，准确预言了股市走向。

2007年5月10日，华生发表《市场过热的信号》，批评过度乐观情绪。8月29日，股市逼近6000点，华生发表文章《市场远超GDP的隐忧与警示》。此后的市场大调整印证了他的判断。

华生对股市的分析判断让他拥有了大批股民粉丝，他成了对中国证券市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2012年后，在中南海召开的经济座谈会上，华生几次出现在过去熟悉的会议室里。

“经济学家也得会挣点钱”

2011年春天，华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受邀开了新浪微博。仅过了半年多，他就成为《经济观察报》评选的“中国微面孔”之一。

这年11月，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给了“价格双轨制理论”，主要贡献人是华生研究组（华生、何家成、蒋跃等组成）、田源、张维迎。华生很看重这个奖项，因为这是由经济学界自己投票产生的奖项。

他说，从双轨制来看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其本质就是既承认现状，保护存量，同时也注重发展增量，鼓励市场化新生力量。今后中国继续推进改革的逻辑，依然如此。

2016年，宝能系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与万科管理层矛盾激化。作为万科的独立董事，华生一反行业惯例，在董事会上参与投票，否决了大股东意见。他还在《上海证券报》上连续发表了六七篇长文，并发表《我为什么不支持大股东意见》的“万言书”，业内外一片哗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