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盎格鲁-撒克逊语到世界英语：来自英语史的启示

引言

如今，许多国人对是否学习英语感到困惑，主要原因有两点：首先，在全球竞争激烈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和移民政策的变化引发了对全球化的不同看法。国人对于学习“他人”的语言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其次，大语言模型支持的人工智能工具消减了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语言障碍，大大降低了信息交流成本。如果有机器帮忙处理英文写作和翻译，人们为何还需要学习这门语言？本文从文化史与语言史的角度探讨了英语从一个西欧岛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以及其命运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这或许能帮助学习者厘清思路、扫除困惑。

英语是谁的语言？

针对国人为什么要学习“他国”语言的这一困惑，本文通过分析英语是谁的语言这个问题，说明全球化的当下，像英语这样的语言早已跨越国界，成为全球通用语。

一开始盎格鲁-撒克逊人（The Anglo-Saxons）将不列颠岛上说凯尔特语的人称为Wealas（Baugh & Cable，2013：46） 意为外国人，这个词流传至今就变成现代英文中的Welsh，即威尔士人。但是慢慢地the English就包括了凯尔特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在英格兰的丹麦人等。诺曼征服（The Norman Conquest）之后，新统治者在管理中使用法语，英语一度成为下层人民的语言。但几百年后，英语再次崛起，成为国家管理和宗教事务的语言。过去的诺曼贵族也逐渐认同了英国人这个身份。在英语传播到全球之前，它是不列颠岛上这些人的语言。

如今，据大卫·克里斯托（Crystal，2008）估算，全球有约20亿人说英语。虽然统计标准可能不一，但英语使用者众多确是事实。语言学家提出了多种模型来呈现使用英语的人口分布，其中Kachru（1985）提出的同心圆理论最为著名。三个同心圆中的内圈，是以英文为母语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第二个同心圆，即外圈，涵盖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国家，如南非、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近几十年来，随着英语作为外语的学习者人数激增，又出现了第三个同心圆，即扩展圈，涵盖英语作为外语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埃及、印度尼西亚、以色列、日本、韩国等。虽然Kachru学派更关注第二个同心圆的特点及变化（Schneider，2014），并主张这些国家的英语变体有其自主价值，但许多学者自然把内圈作为评判标准和追求目标，外圈和扩展圈的语言特点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并且，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英语使用者的分布愈加复杂，圆与圆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以国家为界不足以解释现在的分布状态。Mair （2013）通过大型语料库的研究，包括网络语言语料库研究，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过去以国为界的静态研究局限性，更全面地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多语环境为常态的英语的特点。今天，理想的英语使用者生活在一个非同质（日益以全球化为背景的分类）的社会中。例如，多文化伦敦英语（Multicultural London English， MLE）就出现在一个典型的多元语言环境。它源于伦敦东区，融合了工人阶层的考克尼（Cockney）和来自非洲、加勒比等的国家和地区移民的语言影响，形成了在发音、词汇和语法上与考克尼不同的新方言，并在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中流行。由于其多元来源，很难明确指出某些特征的具体来源，说这种语言的人也无法简单地用国籍界定。可以说，他们的语言也是英语。Pennycook（2003：10）认为全球化已经超越了同质化和异质化之争，他在评论一支由伦敦第二代南亚移民演唱的牙买加风格的说唱歌曲时写道：“在我看来，有趣的是这里的混合和讽刺。…… 一个非洲-加勒比说唱音乐的空间，一个庆祝伦敦第二代南亚青年新生活的空间，而他们在工厂工作的父母在20世纪70年代曾在电视上观看过Naya Zindagi Naya Jeevan（New Way New Life）这个剧。…… 这种文化遗产（经过改造的南亚文化）与流行文化（挪用了伦敦-加勒比地区的风格，但也包括全球说唱乐）、变革与传统、跨越国界与种族归属、全球语言挪用与本地化的流动混合体，在许多方面正是全球新秩序的内涵所在。这既不是同质化，也不是异质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单一语言已经不能满足沟通需要，多语言应用能力才是全球化时代的趋势。显而易见的是，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是我们多语言能力培养的首要选项。谁能充分利用它，它就是谁的语言。

英语学习者是否应该追求“纯粹的英文”？ 

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的“纯粹的英文”。自公元5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进入不列颠定居以来（这并不意味着之前没有日耳曼人进入不列颠），英语就与许多其他语言发生了接触。这些语言包括印欧语系的凯尔特语、拉丁语、丹麦语和诺曼底法语，以及更广泛的非洲、美洲、亚洲和澳大利亚的语言。语言接触有三种可能的结果：语言变化、语言涌现和语言死亡¹。前两者都会形成“不纯粹”的语言。首先接触引起的语言变化可能包括单词、短语及多种语言特征的借用，长时间的深度接触还会导致语法变化。其次，语言接触促使新语言涌现，如皮钦语（Pidgins）和克里奥尔语（Creoles）。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迫使不同母语的人们创造一种语言来相互沟通。皮钦语是在没有共同语言的人之间通过接触发展起来的通用语。每种皮钦语都基于一种源语言（通常是英语或葡萄牙语），没有母语使用者。在流传一段时间后，皮钦语可以作为一种母语，这时就被称为克里奥尔语。

语言变化充满了偶然性，却时刻体现着人的创造性和价值观。观察语言变化就是观察人的变化，对我们认识世界、做决定、做选择都有启示。当代英语（Present-day English， PDE）中，80%的词汇源于非盎格鲁-撒克逊语（Crystal， 2011）。虽然“英文的纯洁性”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常引发争论，英文实际上在不断吸纳外语词汇，极大丰富了其本身的词汇库。许多英文单词有大量近义词，如果说话者能够在不同语域、语境中选择恰当的词汇和表达，其语言运用就会显得更加细腻、严谨、精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We have a date.”和 “We have an appointment.” 两句看似相同，但意义不同。date和appointment这两个词在词典里意思都为“约会”，但其场合与参与者关系、衣着、目的、态度等都不一样。特别是在美式英语中，date通常指称有亲密关系或准备发展亲密关系的人之间的约会，而appointment通常没有这层意思。不论用英文写作还是从事翻译工作，会用同义词词典（thesaurus）是一项重要能力。再者，查词源会发现这两个词都来自拉丁文，在中世纪经由法文进入英语。因此，对英文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关系有更透彻的了解，能增强读者的选择意识，使表达更加精确、适宜。虽然人工智能工具可以实现部分交流目的，但还远未达到人类交流的深度和广度。能够流畅地道地使用英语仍是一项重要能力。熟悉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也是更好地参与世界交流、促进共同进步的前提。

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的过程带来了哪些启示？

虽然不能说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是必然的，但分析其过程仍具有启发意义。笔者认为有语言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后文中涉及一些语言学术语，限于篇幅仅提供简单解释，有需要的读者可进一步参考语言学词典。

英文最早使用如尼符号（runes）记录，公元8世纪开始使用罗马字母，至公元10世纪左右完全使用罗马字母，这多少是受罗马教廷宗教传播活动的影响。与德语是近亲的盎格鲁-撒克逊语属于西日耳曼语族，其语法系统经历了长期的简化过程，使之从古英语时期的综合语变成现代英语时期的分析语，形态系统的简化让英文更容易学，这属于语言内部原因。下面我们回顾这个变化过程。

传统上西方语言学家按照形态（morphological system）丰富程度把世界上的语言进行分类，排在两端的分别是综合语（synthetic language，屈折形态复杂，语法标记众多，以拉丁语为代表）和分析语（analytic language，形态贫乏，鲜有形态标记，虚词众多，中文就是这样的语言）。

古英语是西日耳曼语的一支，它的词汇屈折变化（inflectional paradigm）十分复杂。单词由词根（root）和词缀（affix）构成，标记变格变位的一般是后缀（suffix）。名词和代词有语法性（grammatical gender，语法系统赋予名词和代词规定的性，和生物的自然性别没有必然联系，分别为阳性、中性、阴性）、数（number，包括单数、双数、复数）、格（case，标记名词性成分和谓词成分之间的语法关系，主要有主格、宾格、与格、属格和工具格）变化，称为变格（declension）。与之搭配的形容词也必须与之一致变位。动词有数、时态、人称、语气变化，称为动词的变位（conjugation），动词要与主语在数和人称上保持一致。图1是古英语动词keep和help的屈折变位表（Algeo，2010：101—102）。古英语动词的变位包括人称、数、时态和情态。现代英语仍对其进行标记，但已大大简化。表格最左栏分别列出了不同时态、语态下的主语，右侧两栏是keep和help在这些不同语境中的变形形式。可以看出，古英语中 keep 和 help 的各种动词形式在现代英语中已简化为四种形式：keep / keeps / keeping / kept; help / helps / helping / helped。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古英文表示keep的所有形式，有一部分是保持不变的，即cēp，发生变化的都是其后缀部分。而help的变化除了词缀，词根中的元音也有变化。现代英文中这两个词根都没有变化，词缀只有四种变体。

以中文为母语的学生应该都记得当年刚开始学习英文时，对进行人称、数、时态变化感到麻烦，其实跟古英文和其他印欧语相比，现代英文已经大大简化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简化呢？主要原因是古英文所属的日耳曼语族，与法语、意大利语等所属的罗曼语族有一个重大差异——单词重音位置。日耳曼语的重音通常在词根上，不论后缀如何变化，主要重音位置不变，而罗曼语的单词重音会随着音节量的变化而变化。词根重音这个特点在古日耳曼语中就已经开始造成词缀非重音音节的磨蚀（leveling）。在古英语形成之后，这一趋势继续作用。由于词尾的音节没有重读，发音轻，慢慢地就不容易听出差异。不同的拼写形式自然慢慢合并或消失。这也是省力原则²的体现，即使没有这些词缀，理解句意通常也能通过语境推测出来，因此词缀的磨蚀变得可以接受。

以下例1取自《圣经·创世记》第七章中诺亚的故事，斜体为古英文，下方为现代英文对应词，均引用于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语言研究中心提供的早期印欧语言线上教程（Early Indo-European Online），中文译文由笔者提供。

例1. Him  þa Noe gewat，  swa  hine  nergend   het，

Him then Noah went，  as  him  the savior  commanded

under   earce  bord  eaforan    lædan，  weras on

on  （of） the ark board  （his） sons  to bring，  men into

wægþæl and heora wif somed;

the ship and their wives also

现代英文译文：Then Noah went， as the Savior commanded him， to bring his sons on board the ark， men into the ship and their wives also.

中文译文：于是诺亚像神要求的那样走去，把他的儿子们带上方舟，男人也带着他们的妻子。

在这个例子中，nergend、eaforan和weras是阳性名词，earce 是阴性名词，而 bord、wægþæl和wif 都是中性名词。这种“语法规定的性”概念如今已不复存在。读者也许会说：“真是松了一口气！再也没有复杂的性属性了”。这么想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正确。现代英语使用的是自然性别，而且只在代词中使用自然性别，当所指事物的自然性别很容易确定时，就为说话者提供了方便。然而，假如性别尚未确定，说话人在寻找正确的代词时可能会感到困惑甚至尴尬。2019 年，美国历史悠久的词典之一《韦氏词典》（Merriam-Webster）在其当年更新的词典中认可了they作为单数、中性代词的用法，指代那些不区别性别或不想透露性别的个人。下方的例子取自《韦氏词典》网络版 they词条的用法3，其例证取自网络真实语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