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伦理视角下的《木鱼歌》

摘  要：《木鱼歌》是美国华裔作家林露德创作的一部历史小说，讲述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南方乡村社会的农民和美国南北战争后黑人农民的种种遭遇。本文借助詹姆斯·C.斯科特的“生存伦理”理论，对比分析中美两国农民陷入生存困境的原因，探寻农民的行为逻辑及其走出困境的路径，指出两国农民均受制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他们以生存理性为指导，开展自救和寻求他救，以求摆脱生存危机。

关键词：《木鱼歌》;农民;生存伦理;生存困境

《木鱼歌》（Wooden Fish Songs，1995）是美国华裔作家林露德（Ruthanne Lum McCunn）创作的一部历史小说，讲述了华人果树专家吕金功离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家乡，前往美国谋生并获得成功的故事。小说出版后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林玉玲（Shirley Geok-lin Lim）（1995）评论了小说的叙事策略，吕金功的英雄人物形象，小说的潜文本、情节、文体风格等，她指出，林露德的小说人物以及语言风格过于刻板化，整部小说火候有点过。吴世雄（Seiwoong Oh）（2007）概述了小说内容，并从文体学角度简要评论了三位叙述者构建的复杂叙事。孙晓雪（Xiaoxue Sun）（2015）通过文本细读对《木鱼歌》和《芒果街上的小屋》（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它们共有的三个主题：跨文化性别张力、身份塑造以及社区建设。林露德（2012）和沙利文（Mary Ellen Sullivan）（1995）分别对小说的创作背景和主要内容做了介绍。国内对这部小说的评析呈现出了多种视角，包括文化身份、社会历史批评、生态批评、创伤理论、种族关系、中国形象、跨国/跨种族主题、叙事策略、女性形象、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等 。2 这些研究成果很丰富，但基本上忽略了与小说三位女性叙述者或者主人公吕金功密切相关的其他人物，尤其是占了大量篇幅的农民群体。

《木鱼歌》中，三位女性叙述者——中国母亲心珠、美国养母芬妮以及美国好友喜芭——交替讲述吕金功的故事。其中心珠和喜芭分别讲述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南方乡村社会的农民和美国南北战争后黑人农民的种种遭遇，篇幅长达三分之二。本文拟采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生存伦理”理论，对比分析《木鱼歌》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农民以及美国南北战争后的黑人农民陷入生存困境的原因，探寻农民的行为逻辑以及农民走出困境的路径。

中美两国农民生存困境的根源

斯科特（2013）在其有关农民问题的著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中指出，大多数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的农民陷入食物短缺、气候变化等因素导致的生存困境，从而产生了一定的生存伦理：“这样说来，生存伦理就是植根于农民社会的经济实践和社会交易之中的。作为道德原则，作为生存权利，我可以证明它是评价地主和政府盘剥农民剩余物的标准。”换言之，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对生存伦理加以理解：其一，它是指一种道德原则，是农民评价地主和政府等道德主体道德行为的基础，也是对地主和政府剥削程度进行评价的基础;其二，生存伦理也指农民最基本的一项社会权利——生存权利，该权利决定了农民在经济实践以及社会交易中的种种行为。

虽然斯科特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东南亚地区比如越南和缅甸的农民，但是他也指出 “我的关于生存经济的观点对那些处于普遍的生存困境中的耕作者很适用”（斯科特，2013）。本文采用斯科特所界定的生存伦理的第二层含义，对比分析《木鱼歌》里中美两国农民陷入生存困境的原因。

1.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农民：阶级剥削与封建家庭等级制度的宰制

心珠生活在清朝晚期的农村社会，时间跨度为1842年至1904年。她的叙述描绘了落后的农村社会中农民生活的惨景，向读者揭示了导致其家人陷入三次大的生存困境的根源：地主的残酷剥削、封建家庭等级制度下财产分配的不公以及难以抗拒的自然灾害。

中国封建社会有三种剥削经济形态：土地占有、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方行，1980）。占有土地的地主以及拥有高利贷资本的罗渔夫影响了心珠一家的生存伦理，致使他们陷入了第一次生存困境。心珠出生于中国广东台山（现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市）的一个农民家庭，13岁时嫁给丈夫学仪。夫家位于台山龙安村，家中有父母亲、大哥一家、三弟一家以及四弟一家。丈夫排行老二，但并非公婆亲生。大家庭原本租有两块田地，当租种的果园大丰收，带来较高收益时，地主不接受任何增加租金的条件，断然不予续租，因为他想要夺走果园带来的全部利润，“我们那里的地主都是一个样，就像苍蝇见到血一样爱钱”（林露德，2012）。生存伦理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安全第一，即农民进行各项经济和社会活动时，首先考虑获得基本的生存保障，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故多数情况下他们采取一些回避风险的措施（斯科特，2013）。考虑到家里没有足够的钱财购买一块田地，又出于安全考虑不想向嗜钱如命的罗渔夫借贷，“所以爸宁可租地也不借钱”（林露德，2012）。当安全第一原则并不能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时，他们则会放弃该原则，选择从事一些冒险性的活动（斯科特，2013）。清朝晚期，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国门被打开，社会动荡不安，洋人雇佣海盗抓走年轻劳动力，宗族或家族争斗频发。此时美国掀起一股淘金热，中国一些贫穷潦倒的农民希望前往美国实现发家致富的梦想，于是纷纷加入淘金队伍，幸运的可以衣锦还乡，不幸的身体致残，甚至尸骨难寻。公公受到同乡疤脸在美国金山发迹的影响，且四弟有强烈前往金山谋生的意愿，他放弃了安全第一的原则，向罗渔夫借钱，为四弟筹借路费，从此“我们家欠的债则越来越多”（林露德， 2012）。为了还债，心珠一家抵押了首饰、房子、田地、农具以及家禽等。即便如此，心珠家的处境仍然岌岌可危，一丁点的厄运便会置全家人于温饱不足的境地。

除了地主阶级冷酷无情的剥削，中国封建家庭等级制度造成的财产分配不均使心珠一家陷入了第二次生存困境。中国古代的继承制度以宗法制度为基础，形成了嫡长子继承制。在清朝，就身份继承而言，嫡长子为第一顺序人;财产继承方面，如果家长没有遗嘱，则秉持诸兄弟均分的原则（秦雯，2020）。“一个正直的人会在兄弟之间公平地分配土地、农具和牲口”（林露德，2012），但是公公去世后，大哥大嫂过于贪婪算计，与三弟、四弟分了田产已是非常不情愿，心珠的丈夫这个非血亲手足的人想分到田产也就成了白日做梦。非但如此，大哥还霸占了全家当年所有的收成，剥夺了心珠一家继续和他们一起吃饭的权利。心珠只能依靠儿子吕金功寄来的一点钱，同时给地主当雇工、给四弟当佃农，勉强维持生计。时逢天旱以及害虫肆虐，庄稼歉收，地主又不断克扣工钱，心珠家非但没有赚钱，反倒欠地主钱。吕金功寄回的钱仅够偿还地主债款，全家的生活举步维艰，存粮撑不到下次收成。

在前两次生存困境中，心珠一家尚且能在死亡的边缘挣扎，而由心珠儿子经济援助的中断、连续的大旱天气以及大哥夫妇的见死不救三重因素引发的第三次生存困境，则直接导致了心珠两个孙子的夭亡。心珠家原可以依靠吕金功的接济度日，但此时他在美国处境艰难，自身难保。她的大儿子维灼迫于生活压力前往美国，而后却杳无音信。彼时，天干地裂，庄稼旱死，而大儿媳满荷又身怀六甲。家里甚至卖掉房子的部分外墙以及桌子、凳子、床等家具才能勉强度日。“学仪和我从来身体就不丰腴，现在更是骨瘦如柴，皮肤又皱又脏，像是豆腐干”（林露德，2012）。眼看全家人在饿死的边缘挣扎，心珠又不想大哥像毁掉自己过继给他的二儿子那样毁掉自己的二孙子，所以她宁可亲手结束了这个小生命，也不愿意用他换取大哥家的粮食。时逢连续三年大旱，“到了第三年的夏天，山上都光秃秃的没有野菜和野草，到处都有人饿死”（林露德，2012）。为了生存下去，心珠家将最后一间屋子的瓦片、房梁、砖块等卖掉，还拆掉了家里的牛棚，最后只能露宿在外。有时运气好，他们还可以找到一些树叶、树皮果腹;运气不好，只能在梦里大饱口福。面对生死问题，心珠和丈夫只能跪求大哥大嫂给些粮食，“但是那条蛇和他的狐狸精老婆只给我们诅咒”（林露德，2012）。最终，大孙子小虎也被活活饿死了，“虫子、一整盆的虫子从他身体里爬出来”（林露德，2012）。

心珠一家的生存危机归根结底源于清朝晚期的社会等级制度，在经济上，他们难逃地主阶级的剥削，在家庭生活中，又受制于传统社会森严的家庭等级制度。心珠家的生存困境与其说是单个家庭命运的表征，不如说是整个封建社会晚期的农民命运的缩影。

2.美国南北战争后的黑人农民：种族压迫

美国南北战争后的黑人农民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农民一样，生活困境重重，生存权利难以得到保障。所不同的是美国黑人农民的遭遇主要由种族压迫所致。

喜芭父母的悲惨遭遇源于白人种族主义者朱利安的迫害。喜芭是辛西亚的女仆，后又成为辛西亚的姐姐芬妮的女仆。喜芭的外祖母苏姥姥被白人奴隶主玷污后生下她的母亲。奴隶主去世后，苏姥姥被女主人售卖，喜芭的母亲则被专门照料小奴隶的马蒂阿姨照管（喜芭的父亲也是马蒂阿姨照料的小奴隶之一）。南北战争爆发，她的父亲参战。战后，喜芭的父母摆脱了奴隶身份，变成了自由黑人，并从女奴隶主那里购买一块洼地，种地谋生。当父母将洼地改造成一个农场的时候，遭到了奴隶主孙子朱利安为首的三K党的迫害。三K党这一由白人种族主义者建立的恐怖组织见不得黑人崛起，大肆迫害、杀戮黑人（丁则民等，1990）。朱利安带领三K党成员洗劫喜芭家并暴打她的父亲，还诬陷她的父亲偷走他家的土地。南北战争结束后，虽然美国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废除了黑人奴隶制度，但是南方各州为了继续对黑人进行种族统治，颁布了“黑人法典”，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否认了黑人的基本权利。例如，黑人没有权利在法庭提供不利于白人的证词（丁则民等，1990）。“你也知道根据法律黑人在法庭上没有说话的余地，也不能作证”（林露德，2012），因此法院根本不听父亲的辩解，也不看父亲购买土地的契约，就没收了喜芭家的土地，甚至判父亲入狱。朱利安还将她家里的其余物品也抢走，只剩下她和母亲身上穿的衣服。

与喜芭的父母一样，喜芭夫妇也未能摆脱遭受种族歧视的命运。母亲去世后，喜芭被梅西嬷嬷收养。梅西是辛西亚家的厨子，她让喜芭做帮手。在辛西亚家，喜芭认识了黑人吉姆。吉姆在辛西亚家的种植园做监工，负责照看花园和果园。尽管他将果园打理得井井有条，并帮辛西亚赚了一大笔钱，但是她并不想分给吉姆一丁点钱。辛西亚离开迪蓝后，芬妮接管果园。芬妮骨子里是一位种族主义者，从来没把喜芭夫妇当人看。她认为吕金功帮助喜芭夫妇有损身份，教唆他与他们保持主仆关系，疏远他们，甚至让他取代了吉姆的经理职位。因为喜芭需要赡养梅西嬷嬷，吉姆又好久没有加薪，所以他们也只能艰难度日。

美国南北战争后，虽然奴隶制被废除，但是种族主义远未消散。喜芭父母以及喜芭夫妇生而为黑人，无论怎样想方设法谋生，在一个白人至上的社会，他们的生存都异常艰难。

中美两国农民摆脱生存困境的路径

1.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农民：多重求生路径

当作为生存权利的生存伦理被破坏时，农民渴望生存的愿望则会更加强烈，生存也就成了他们一切行为逻辑的根源。为了走出困境，心珠家尝试了不同的自救和他救方式。他们的自救包括“自我剥削”式的劳动、远走他乡的谋生、购置田地以及打破常规的农业经营模式;他救则有赖于四弟和三儿子吕金功的经济救助，以及中国“礼治”社会里长辈和乡亲的主持公道。

面对罗渔夫的压榨，为了走出第一次困境，心珠一家积极开展自救。晚清时期，80%—90%的中国人是乡间农民（张纯如，2018），对于他们而言，劳动是唯一相对充足的生产要素，为了获得基本的生存保障，他们不得不从事一些利润低且劳动时间长、强度大的工作，好像是在残酷的压迫下干活，即进行着A.V.查耶诺夫所谓的“自我剥削”式的劳动（斯科特，2013）。在心珠家未能等到四弟的救援时，她和丈夫提出既做佃农又做雇工的自救方案，白天在大地主家做工，晚上种租种的田。此外，大哥和三弟家甚至违背人性，变卖了各自的女儿。即使如此自我压榨劳动力，还售卖亲骨肉，他们也只能勉强填饱肚子，依然不能还清债款。最终，家庭的转机来自在金山发迹的四弟，他通过修铁路、挖隧道、砍树以及与他人合伙开商店，赚了一些钱，并对家里进行经济援助，解了燃眉之急，公公不仅还清了罗渔夫的债款，而且购置了几亩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