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童年的微光

编者按

在成人主导的世界里，儿童的“声音”常常被规训和预设遮蔽。本专辑收录的两篇文章，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解构了这一现实，展现了儿童的主体性如何在隐秘的叙事与开放的空间中被重新唤醒。

成都玉林东路社区的童年秘密档案馆，用5000余份档案编织出了一部跨越百年的童年史，这里既有美好的充满童趣的回忆，也有校园霸凌、性侵创伤等被社会遮蔽的伤痕。该档案馆通过艺术化的表达和社群化的行动，将个体秘密转化为公共议题，与社会一起编织一张守护之网。

上海的“欢乐游乐场”则是以另一种方式回应儿童的困境。在那里，孩子们被赋予“自由游戏”的权利，被允许在风险与探索中学习掌控身体与环境的边界。当城市空间被标准化设施填满时，看似“野生”的游乐场反而成了保护儿童天性的庇护所。

两者看似殊途，实则同归：它们共同挑战着成人对儿童的“完美预设”。或许只有当一座城市能容纳在泥坑里打滚的欢闹，也能拥抱档案中流泪的独白，我们才敢说，这里有一群真正被“看见”的孩子。

“我家男孩8岁，他在学校里把一个女孩扑倒了，骑在她身上打闹，女孩家长把这件事上升到了‘性侵’，但老师觉得没有那么严重，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处理？”

“我女儿今年6岁，已经开始对性别、生理方面有一些好奇，我想带她读一些性教育的绘本，教她认识自己的身体，这对6岁的孩子来说足够吗？”

“我们觉得应该给孩子讲性行为这件事，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讲，外国的绘本都讲得非常直接，我们担心孩子接受不了，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

5月一个周日的晚上，一场以“性教育常见误区”为主题的家长讲座在成都玉林东路社区的活动室里开展，在性教育高级讲师、四川省性教育学会理事马文燕做完主题分享后，几名家长抛出了一连串关于儿童性教育的疑问。

这是童年秘密档案馆今年举办的第9场活动，也是其2025年“自由生长”性教育艺术行动的一部分。自2022年底童年秘密档案馆在玉林东路社区落地之后，性教育就成了档案馆聚焦的核心议题，外界因此称其为“中国第一个性教育社区”。

在艺术策展人、童年秘密档案馆发起人胡燕子看来，性教育社区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它的确是在玉林社区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得以成型，能够带动周边居民的参与，但它更是一个社群，一个行动的共同体。

童年秘密的“树洞”

在成都玉林，童年秘密档案馆并不算起眼，距离它100米便是成都最热闹的网红街区之一玉林街，这条街上密布着烧烤、火锅、串串香等各类美食，一直到凌晨都还是灯火通明、热闹非凡。

很少有人注意到，在玉林街东侧的小巷子里，有一处属于社区居民的休憩之地，有人坐在广场的竹椅上晒太阳，有人在树下的荫蔽处打麻将。童年秘密档案馆也坐落在这里，外立面是透明的玻璃，上面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活动海报，海报下写着一行字：“无处安放的童年秘密，可以在一个档案馆里‘安家’？”它像是一处静谧的角落，等待路过的人推门进入，穿越童年。

胡燕子从小就在朋友中扮演着“树洞”的角色，常常有朋友和她倾诉一些小秘密，比如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或是自己暗恋哪个同学。不知不觉间，胡燕子就成了班里掌握最多信息的人，胡燕子曾想过，“也许等有机会我可以做一个真正的‘树洞’”。

2019年，成都A4美术馆iSTART儿童艺术节的策展人李杰找到胡燕子，邀请她作为分策展人负责其中的一个板块，胡燕子便想起了那些童年秘密。她和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合作，到成都不同的社区去收集童年秘密，历时4个月收集到超过2000份，最终从中筛选出了1284份有效档案。

在胡燕子的预想中，童年秘密应该是一些童年的趣事，但在整理档案时她发现，只有70%的秘密属于此类，比如忘记写作业、和邻居家的小孩打架、偷摘了邻居家的黄瓜，还有30%的秘密与创伤有关，那是一些关于禁忌的话题，或是长期被忽略和遮蔽的议题，比如校园霸凌、家庭暴力、被性侵或性骚扰、抑郁症和自杀倾向。

这些故事刺痛了胡燕子，从2019年8月展览开幕到11月闭幕，胡燕子度过了煎熬的3个月。“如果我已经看到了1000多个人的童年处境，如果我已经看到了几百个创伤性的童年记忆，我很难装作不知道。我能不能让这个项目在展览结束后继续延续下去？我还能不能做更多？”胡燕子不停追问自己，她还想起了那幅知名摄影作品《饥饿的苏丹》的摄影师凯文·卡特。

2022年，在为玉林东路社区做空间规划时，胡燕子受到社区邀请引入了童年秘密档案馆，她联合艺术家赵雪彤、建筑师刘向晖将一处社区公共空间改造为档案馆，作为社区儿童友好的主题空间。童年秘密档案馆自此有了一个实体的场馆。

场馆不大，只有30多平方米，包含档案展示区、秘密录入区、艺术展示区和活动研讨区。档案录入区是一个1.2米见方的空间，这是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感到舒适的、有包裹感的空间，用玻璃门与外界隔开，门中央贴了一段磨砂膜用以挡住书写的区域，让空间有通透性的同时又保证了私密性。每年年底，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会整理这一年新录入的档案，并将其分类收纳至档案展示区。

档案展示区陈列着64个文件夹，分为黑白两色各32个，白色文件夹里是那70%常见的、美好的童年记忆，黑色文件夹里则是另外30%的创伤性秘密。截至目前，馆内共收录了超过5000份档案。

不同于需要数据量化的学术研究，档案馆没有严格地界定“童年秘密”的概念和范围，只要符合“童年”或是“秘密”即可。至于几岁到几岁算童年，什么样的事情算是秘密，胡燕子也没有明确限定。“有的人的童年可能5岁就结束了，有的人可能到30岁还觉得自己没有长大；有的人觉得自己偷了五块钱就是秘密，有的人长期被性侵，这才是他的秘密。”

也正因为这种模糊性和开放性，档案馆得以收集到最丰富的样本。截至目前，馆内时间最久远的秘密来自于1918年出生的人，最新的秘密来自于2020年出生的人，这背后是不同年代人的童年记忆，串联起了过去一百年的童年当代史。

1930到1950年代出生的人，大多拥有饥饿和物质匮乏的童年记忆，“我们小时候读小学就没有饭吃，吃不饱饭，也没有什么玩具耍的。”由于那个年代许多人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这一时期的档案里也出现了最多的错别字和方言表达。

1950年到1960年代出生的人，有关于政治运动的记忆，“我现在都不敢对别人说起我举报了我的老师，我也不知道他后来活得好不好。”

70后、80后经历了改革开放，许多新鲜的思潮涌现，不少人有着从内陆到沿海地区、从北方南下务工的流动记忆。

80后、90后在独生子女政策下出生，孤独感更加普遍，父母离异的情况也变得更多，“如果孤独是必修课，那我的这门课是从两岁开始上的……爸爸，我的家在哪里呢？”

出生于网络时代的00后档案中，网瘾、鸡娃教育、抑郁的现象则更加突出。

在数千份档案里，有人写了满满一页纸，有人只留下一行字，还有人没有写字，只是画下了记忆里的童年。档案里也不完全是童年的秘密，有人写下的是现在的心情和困惑：“我妈老是问我为什么不谈恋爱，因为我喜欢的人他在谈恋爱。”还有人留下了摘抄的句子和对其他人的祝福：“不管别人说什么，请你务必相信你自己。”

档案馆的馆长日记记录了每天来到档案馆的访客人数，少的时候几个人，多的时候有七八十人。胡燕子记得一个家在彭州的访客，有段时间她每个周末都会骑车两个小时来档案馆阅读档案，阅读时常常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在用了4个星期读完所有档案后，她写下了自己的秘密。还有一位接近40岁、住在附近的访客，连续十几天每天下班来档案馆阅读一两个小时，直到读完所有档案。

通常情况下，来到档案馆的访客会下意识地首先看自己出生年代的档案，或是子女和父母出生的年代，在胡燕子看来，阅读不同年代的档案有助于促进代际的理解和对话。而对那些有创伤性童年记忆的人来说，书写自己的经历并阅读其他人的类似经历，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疗愈。

社区里的“庇护所”

2019年，童年秘密档案馆项目在A4美术馆展览期间，胡燕子的合作机构“爱有戏”救助了一名试图轻生的20多岁的年轻女孩，后来她了解到，这个女孩在成长过程中长期遭受亲生父亲的性侵。

得知这个消息后，胡燕子一周都没有睡好觉，总是想起这件事。彼时，在她收集到的1284份有效档案里，她已经看到了至少3个相同的案例—来自家族内部熟人的长期性侵—也是这件事让胡燕子下定决心要让童年秘密档案馆的项目延续下去。“如果她在作出轻生的决定之前，能够到我们的展厅看到其他人的类似处境，能够讲述她自己的秘密，她会不会觉得好一点，不会这样走极端？”胡燕子觉得，童年秘密档案馆也许可以扮演一个家附近的庇护所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