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游乐场，不再是大人说了算

我们可能习惯了对设计师提案的游乐场评头论足，那么当一个真实的游乐场由儿童参与设计建造的时候，你有兴趣去看看吗？

这个游乐设施被孩子们取名为“欢乐游戏场”，位于上海五角场创智农园。初次拜访的家长可能会感到失望：比起平日常见的精心设计的游乐设施，这里显得有些“破”。在裸露的土地上，装置大多用废弃的木材和轮胎搭建，一旁的沙坑里可能还散落着木桩和砖块。

这个场地只有一个准则：自由游戏。怎么玩这些看上去简陋的设备和散件，全由孩子自己决定。常来这里的家长都知道，要给孩子穿上耐脏的衣服，因为他们可能会跳进泥巴坑里。孩子们身边会有一群叫“游戏工作师”（Playworker）的人—他们并不是托管机构老师那样无微不至的守护者，反倒像是孩子们的“玩伴”，很少对孩子说“不行”“不可以”。

游戏工作师钱铮与孩子们一起建起了“欢乐游戏场”。她最早在香港接触到了“自由游戏”的理念。此前她在公益基金会工作多年，接触过不少与儿童相关的项目。她发现，需要帮助的不只是贫困山区的儿童，城市里的孩子也面临困境：能随意玩耍的公共空间基本消失了。“在香港看到他们做的事，我就想，我们这里城市里的小孩也非常需要自由游戏啊。”钱铮说。居住于上海弄堂的她，自小在弄堂里疯玩着长大。

自由游戏场在国外已经有80多年的实践历史。最早在丹麦，景观设计师卡尔·特奥多尔·索伦森（CarlTheodorSorensen）发现，相比固定设计的游乐场，孩子们更喜欢去废墟、建筑工地上玩，在那里他们可以随意组合和改造废墟中的材料，比如木板、钢管、绳索。他意识到，探索、创作、破坏是儿童的天性，过度设计的游戏场反而会限制这种天性。

到了1943年，丹麦建成了第一个废料游戏场。“二战”结束后，英国景观设计师乔丽·艾伦（MarjoryAllen）将废料游戏场的概念从丹麦带回英国，并将之改名为“冒险游戏场”（AdventurePlayground）并大力推广。由于英国在战后忙于城市重建，大多数冒险游戏场就建在爆炸后的废墟上。之后几十年，儿童自由游戏的概念以“冒险游戏场”之名陆续拓展到了更多国家和地区，英国甚至还出现了专门培训游戏工作师的组织。

在日本，由于城市化的推进，儿童失去了大量可以自由游戏的空间，政府和公众都开始寻求新解法。1970年代，当时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的大村虔一、大村璋子夫妇苦于自家孩子缺乏自由活动的空间，读到乔丽·艾伦描述欧洲冒险游戏场的著作《游戏规划》时他们深受启发，而后翻译了此书，取名为《城市的游乐场》，引起日本社会关注。截至2025年，日本已经建设了近500个冒险游戏场。

但作为知名的冒险游戏场设计者，索伦森曾公开表示，他其实并不喜欢“冒险”这个词。他认为，在废料游戏场里，孩子能够顺应天性，不受成人干预地自由探索，不是非要去冒险。

钱铮也同意索伦森的说法，所以在内地，她没有沿用“冒险游戏场”这个称呼，转而使用了“自由游戏场”。她想强调，游戏是给孩子时间和空间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成人想让孩子做的事。孩子想要参与游戏场的搭建，她会提供相应的工具支持，包括但不限于榔头、锯子、电钻，木工师傅会引导操作；孩子想要玩水，她就搭个水滑梯；哪怕孩子选择不玩也完全没问题。在家长看来游戏工作师“不太管”孩子，然而这是钱铮他们故意“退后”了—为的是让孩子做自己“主动”想做的事。

钱铮在英国取得了“游戏工作培训师”的国际认证，这意味着，她可以教授游戏工作课程。英国、美国、日本、中国香港等地都有相关的游戏工作师培训认证体系。取得认证后，游戏工作师不仅可以在游戏场工作，还可能出现在更多地方。在香港，自由游戏已经发展了近40年，游戏工作师们进入了学校、社区和医院。在上海创智农园“欢乐游戏场”建立之前，钱铮在上海的一些社区里做过体验活动，但始终没有得到建立常设自由游戏场的机会。

安全是最大的顾虑。社区运营者害怕儿童受伤后需承担责任，因此不愿长期尝试。一般的运营者更倾向于配备固定的标准化游戏设施。英国游戏安全管理论坛（PlaySafetyForum）在2002年发布了首版《游戏风险管理实施指南》，指出游戏设施的安全性并非绝对—“如果设计对孩子缺乏趣味性和吸引力，那么无论设施有多安全，都是失败的”。该论坛之所以发布这份指南，是因为发现许多游乐设施提供者为了避免诉讼风险，将重点放在尽量减少儿童受伤的风险上，也因此限制了儿童玩耍的乐趣。

到了2021年，钱铮等来了机会。上海五角场创智农园里原本专门留了一块地给儿童，四叶草堂曾试着在此挖了水井，往井上面搭了几座独木桥，但孩子们很快就玩腻了。四叶草堂是个擅长建造社区花园的组织，但对儿童喜欢玩什么，他们没有太多想法，于是决定把这块地交给钱铮。

2021年2月，创智农园迎来了第一个自由游戏冬令营。这个项目为期一周，钱铮和她的团队带着参营的小朋友们造出了欢乐游戏场的首个版本。往后的每一次短期营，钱铮都会询问孩子们有哪些新的改造想法，然后尝试落地，改建费用来自于短期营收入的盈余。因此欢乐游戏场的样子一直在变化，拆改对访客和玩家来说是常事。

在城市里，大多数情况下，儿童到哪里玩、玩什么，由家长决定，家长也更喜欢儿童玩安全卫生的游戏。“走啦走啦这里脏”“不可以去那里”—催促和制止时常出现在儿童玩游戏的过程中。因此商业化游乐场作为专门的游戏空间颇受欢迎，然而这些地方的大型设备通常固定不变，有着特定的游戏功能，玩法相对单一。儿童身处其中，往往不能接触自然中的水和泥土。

而在英国、美国、日本等地，冒险游戏场的运营者都强调让儿童不受限制地与自然互动。场地大多保持裸土的状态，儿童可以在上面使用土、木、石、水、火等自然材料自由创作，也可以动手搭建和改造游戏装置。在日本，大多数冒险游戏场建在公园里或河边用地上。

上海创智农园欢乐游戏场里的装备也谈不上精良。滑梯是运输快递的传送带、滑索只有个轮子、攀爬架不会到处装满扶手，孩子们要不断练习，自己想办法调整身体控制平衡，与风险共处。钱铮和团队也会评估潜在风险，避免重大伤害。孩子们使用木工工具时，游戏工作师会提供护目镜和安全手套；做饭用的锅也会装上防烫手柄。但还是会有孩子受些小伤，比如切菜切到手、使用热熔胶枪被烫到。

《游戏风险管理实施指南》中明确提及，“孩子在游乐场里发生磕碰、擦伤、刮伤，甚至骨折，都应被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钱铮补充说，游戏工作师的责任是确保游戏空间的基本安全，比如避免叶子下面有钉子、秋千的钩子松动，因为这些风险是孩子无法意识到的。“但如果是孩子玩耍时因为自己的不专注、不小心而掉下来，那是孩子自己要承担的责任。”她说。

对孩子来说，危险可以是学习的机会。钱铮在英国伦敦的一家冒险游戏场做游戏工作师时，碰到过一个女孩从高处跳下后意外骨裂，事后孩子的家长却没有异议。“他们认可这是孩子自己的决定，说：‘下次她就知道了，不能因为别人起哄就往下跳’。”钱铮回忆道。伦敦常设的冒险游戏场大多是封闭区域，家长不能进入，所以他们通常会给孩子购买意外险。

“自负责任，自由游戏。”在日本东京，大多数冒险游戏场入口处的告示牌上都有这样的提醒，并要求家长必须陪同，看护孩子的基本安全。但家长不能随意干预孩子的游戏活动。有的告示牌会这么提醒：如果你帮忙的话，孩子会爬到超出能力范围的高度—这反而更危险。游戏工作师Rita就曾经在上海的自由游戏活动中看到，有家长积极帮助孩子爬树，却导致孩子最后不知如何下来。

四叶草堂也和钱铮谈过安全的问题，并为场地购买了保险，也在游戏场边立了安全提示牌。钱铮很感谢四叶草堂的支持，因为在面对安全和风险问题时，四叶草堂想的是如何去应对，而不是直接选择不做。

夏小米曾经多次送女儿去参加钱铮在创智农园欢乐游戏场办的短期营。有一次刚开营，当时6岁的女儿就因为使用热溶胶枪把手指烫出了水泡，后面几天依然小伤不断。身边有朋友认为，专门花钱让孩子去“纯玩五天”并不值当。但是夏小米认为，孩子不能像“接收器”一样，一直被动地接受教育，而是应该有时间和空间去感知和学习。夏小米本人完全可以接受孩子受伤的风险，但她对于把这个活动推荐给朋友很慎重。“就怕万一有情况。”她说。

总会有家长不能接受“意外”。有家长看到孩子第一天在营地“野玩”的照片后，当即就为孩子办理了退营。还有居住在小区里的家长把安全提示牌砸了，原因是他认为社区居委会、街道办公室和物业公司都需要对自由游戏场负责，不认可仅仅是业主的责任。“因为他们觉得‘你们’发起这个事，你们就要负责。”钱铮解释说。她也确实曾为一个从游戏场滑梯上摔落的孩子付过医药费。尽管孩子伤势很轻，家长不依不饶的态度还是让她感到寒心。

欢乐游戏场为钱铮带来了更多机会。新华社区营造中心位于新华路345弄，楼外就有一个“橘子游戏场”，建于2022年10月。最初，钱铮受社区营造组织大鱼营造邀请，到新华给居民介绍自由游戏的理念，获得了在场家长的认可。她没想到，宣讲会后不过一个月，新华社区的居民就带着孩子们把游戏场建了起来，期间钱铮还培训了13个家长成为游戏工作师。

橘子游戏场一度成为周边居民带孩子玩耍的常规据点。只要有空，游戏工作师Rita就会带着当时在读小学的女儿去橘子游戏场玩。家长们坐在社区营造中心前的草坪上，孩子们就在眼前的游戏场里玩耍、尖叫，夕阳下，他们讨论着怎么让这个游戏场变得更好—这是Rita记忆中关于橘子游戏场最美好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