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整体局面令人振奋

我国是最早签署、批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之一，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为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作出了积极贡献。

近年来，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有何重大动作？各大城市有何积极探索？当前面临哪些挑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环节是什么？对此，《瞭望东方周刊》日前采访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前秘书长韩群力。

有愿景，有规划，有行动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评价中国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的贡献？

韩群力：近年来，中国对于生物多样性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这和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密切相关。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三公约”，即《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奠定了思想和行动基石。此后较长一段时间，荒漠化防治、气候变化议题在国际上的热度和受重视程度确实优于生物多样性议题，因二者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更为直观、紧密。

2021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会议在云南举办，这是该大会首次来到中国，是我国致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合作的标志性事件。为了它的成功举办并达成共识，国家付出了巨大努力。

2022年，COP15第二阶段会议达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明确提出到2030年有效保护全球至少30%的陆地、内陆水域和30%的海洋，为未来一段时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了新蓝图，具有里程碑意义。

《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国家还有哪些令你欣喜的重大动作？

韩群力：2024年1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这意味着我国有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家总体规划。这既是我国作为COP15主席国持续推动落实“昆蒙框架”的切实行动，也是我国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行动计划》明确了我国新时期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部署了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威胁、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与惠益分享、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力现代化等4个优先领域，共计27个优先行动，广泛涵盖法律法规、宣传教育、社会参与、生物资源可持续管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内容，为各部门、各地区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了指引。

在COP15上，中国宣布将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设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这是第一个中国主导的生态环境领域多边基金。该基金已于2024年5月正式启动，标志着中国在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的国家公园、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以及将全国陆域国土面积30%以上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等措施，也将极大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不仅有愿景、有规划，还有切实的、大规模的行动，整体局面令人振奋。

《瞭望东方周刊》：《行动计划》涉及的27个优先行动中，你最关注哪一个？

韩群力：《行动计划》的27个目标是一个整体。就今天采访的议题来说，我非常关注第18个优先行动——城市生物多样性。

这个行动要求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城市相关法规、规划和政策制度体系，编制实施国家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规划。这相当于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城市管理的考核目标，对各城市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北京示范 

《瞭望东方周刊》：《北京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年—2035年）》明确提出，将首都建设成为“全球顶级生物多样性之都”。你如何评价北京的这个目标？ 

韩群力：北京要建设成全球大都市中最好的生物多样性城市，这个目标令人振奋，彰显了社会的发展进步，我们要做就做最好。

作为首都，北京的重大动作备受其他城市关注、学习。这一新发展目标以及实践行动，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很好的示范和引领意义。率先打造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首善之区，北京责无旁贷。

北京的“拆栏透绿”行动让我印象深刻：大量公园拆除了不必要的围栏、增加绿地开放区域。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韩群力：实现这个目标，要基于科学研究的成果，拥有满足评估标准的科学数据。在此之外，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是要看亲近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是否成为北京的新城市文化，生物多样性是否成为大众共识的一部分。

过去，大家谈及北京，往往首先都会想到天安门、故宫、长城等历史文化相关的关键词。相信在未来，北京人向外地人介绍这座城市时，会情不自禁提及这里有500多种鸟类、有迁飞里程近3万公里的小精灵北京雨燕、有1000多个公园；人们来京旅游时，会将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观鸟、去国家植物园看珍稀植物列入行程。

《瞭望东方周刊》：2024年，在COP16举办期间，北京获评全球“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北京的哪些做法或者市民行为令你印象深刻？

韩群力：北京的“拆栏透绿”行动让我印象深刻：大量公园拆除了不必要的围栏、增加绿地开放区域。

为什么过去要拦着，而现在可以拆了？一个重要原因是市民的生态意识提升了，对环境的心态不一样了，即便没有围栏，也不会随意踩踏或者摘取花花草草，会自觉珍惜、爱护花草动物。即便出现个别不良行为，也会受到集体谴责，甚至媒体曝光。

你看北京公园和绿地的围栏越来越少，公园环境因此变得越来越不好吗？并没有。整体而言，大家已经能做到尊重自然、热爱自然，欣赏自然的丰富多彩，觉得这是自己美好生活的一部分。生态环境好、生物多样性丰富，对周边小区的房价都有明显积极影响。

在更大视角来看，越来越多市民选择绿色出行、减少使用塑料制品等绿色生活方式，这些行为的转变，都表明公众有意识地为保持生态平衡在行动，生态理念已经渗透到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管理者意志 

《瞭望东方周刊》：深圳曾获评第一届“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它有哪些做法值得借鉴？

韩群力：深圳是全国率先探索建立GEP（Gross Ecosystem Product，即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制度体系的城市。它将各区GEP变化情况纳入市生态文明建设考核。

开展GEP核算，就是评估自然生态系统给城市与居民的生产生活作出了哪些贡献，这些贡献价值是多少，通俗地说，相当于给绿水青山“定价”。

这一举措有助于认识生物多样性在保障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价值，有助于保障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也有助于增强公众生态获得感，助力生态价值实现，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深圳这一探索值得推广。

《瞭望东方周刊》：像北京、深圳这种超大型城市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最具挑战之处是什么？

韩群力：最突出的困境，是有限的土地资源面临各方利益竞争。

大城市人口密集，北京超过2000万常住人口，深圳接近1800万，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城市的发展都需要占用土地资源。土地资源不可再生，优先分配给哪个部门、用来干什么？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解决资源分配的关键，在于城市管理者的理念，这座城市要往哪个方向发展？不仅要有远见，还得有决心有力度——几个部门都伸手问你要这块地，都有正当的理由，你给谁？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比如，在湿地保护方面，20世纪的北京曾经历过60年代向湿地要粮食、80年代向湿地要工厂、90年代向湿地要楼房的阶段；现在，它通过地方立法来保护湿地资源，2013年实施的《北京市湿地保护条例》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湿地保护管理制度。

而城市管理者意志的背后，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是国家发展的战略布局。中国现在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美丽中国”四个字简单直白，直抵人心，意味着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物阜民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瞭望东方周刊》：城市管理者意志影响生态方面，能否举一两个案例？

韩群力：比如，秦岭，我国的中央水塔。违建别墅曾如一块块疮疤，蚕食着秦岭山脚的绿色，却屡整不改。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千余栋违建别墅被依法拆除，多名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惩处，是一堂极其深刻的警示教育课。

再如，在北京则有个很好的正面案例：2020年，在门头沟区清水镇，村民在109国道新线高速公路修建路段意外发现古树群。虽然要新增大额资金投入，北京依然选择了调整修路方案，为古树让路。

问题与挑战

《瞭望东方周刊》：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韩群力：城市里无序“放生”的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在不少城市，每年都会有市民从不同渠道购买数量不少的鱼、龟、蛇等，在河边或者湖边放生，认为这是爱护生命的“善事”。但这种行为是有害的，并且有可能给生态系统带来破坏。

《瞭望东方周刊》：媒体曾报道，2024年上海的苏州河出现过3次较大规模的、因无序放生导致的死鱼事件，最多的时候一天打捞出一吨死鱼，引发热议。

韩群力：市民放生的本意是应该是向善的，但要充分意识到这类行为是不科学的和有害的。好在不少城市已经在积极采取措施，规范这类活动。

外来物种入侵也是个大课题，值得引起更大重视。它是导致本地生物多样性降低的重要因素之一，会严重威胁区域生态安全。

举个例子，互花米草是备受关注的外来入侵物种，被列入我国《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它原产于美洲，根系发达，具有很强的生长能力和繁殖能力。20世纪70年代被引入我国保滩护堤，减缓海岸线侵蚀，后来互花米草面积迅猛扩张，导致我国沿海多地生物多样性下降，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成为我国滨海湿地重点治理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