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法》、宋襄公与战争伦理

熟悉中国古代军事史的人，大都不会对宋襄公感到陌生。宋襄公本为春秋五霸之一宋国国君，却在历史上留下千年笑料。公元前638年，宋襄公讨伐郑国，与前往救郑的楚军展开著名的泓水之战。楚军强大，但宋襄公讲究“仁义”，非要待楚军渡河列阵后再展开堂堂之战。结果，宋军大败，襄公受伤，三日而死。

后人皆笑宋襄公迂腐。若以《孙子兵法》看，既然两军对战，就要设法赢得战争；既然对方涉水而来，就应选择“半渡而击”。不管怎么说，让敌人轻松渡河并列阵待战，一定是犯了兵家大忌。然而，《孙子兵法》只代表中国兵学的一个向度，而非全部。宋襄公生逢春秋中期，《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两者相差百余年。春秋末期，礼崩乐坏，诸侯之间相互征伐而无所不用其极，如何在这个乱世生存下来成为各个政权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因而“诡诈”作为《孙子兵法》的主基调便不难理解了。

宋襄公所处的年代与社会环境则全然不是这样，那时候人们非常重道义，即所谓“春秋大义”。《司马法》就是那个时期涌现出来的一部非常独特的古老兵书。它是对军礼、军法的整理汇编，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战争法则。概括而言，这个战争法则的核心就是以“仁义”为本——切不可因战而忘仁忘义。书曰，“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伤，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大意是：作战不能违背农时，不能在疾病流行时兴兵作战，不趁敌国国丧或灾荒时发动进攻，为的是爱护双方的民众。“不鼓不战”也是古兵法规定的基本军礼，即所谓“君子不战未成阵之师”，故而宋襄公只是遵循古制的典型“模范”而已。

由是观之，宋襄公不仅不可笑，反而有些可敬！战争本是一头嗜好杀戮的怪兽，若是没有战争伦理的内在制约而任由其肆意发展，即便其中演绎出再高明的战争艺术，又有何益呢？这个问题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武器装备毁灭性空前增强及大国对抗日趋激烈的时代背景下，似乎愈发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