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写就的“建议书”

编者按：科学是人类探索世界的明灯，科学家则是执灯前行的引路人。他们以智慧为笔，以坚持为墨，在未知的疆域书写真理，用毕生心血推动文明进步。从本期起，“大科学家”栏目邀请科普作家开设专栏，为大家讲述科学大家的抉择与坚守。愿这些故事能点燃你的好奇心，让科学精神薪火相传。

1986年初春，在的一间病房里，“两弹元勋”邓稼先交给妻子许鹿希一个封得严严实实的牛皮纸信封，让她赶紧交给在医院外等待的同事。

邓稼先叮嘱妻子：“这封信，比你我的命都重要！”他的语气异乎寻常地严肃。

妻子忍住泪水，郑重地点头：“稼先，你放心吧，我会安全地交到他们手中。”

邓稼先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妻子离开病房。

此时，邓稼先因患直肠癌晚期住院已经半年多了。其间，他经历了大手术和痛苦的化疗，术后无法正常坐立，但因对国家安全有着深深的挂念，他坚持悬空坐在汽车的内胎上工作。

当时，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因争霸而冷战数十年，双方扩充军备，各自储备了可以毁灭人类的核武器，国际上关于禁止核试验、削减核武器的呼声越来越大。

核武器的进步离不开核试验的验证。中国于1964年10月16日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又于1967年6月17日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极大地维护了国家和地区的和平，影响和改变了当时的国际局势。邓稼先就是在原子弹与氢弹的突破中，带领年轻的科研队伍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然而，中国的核武器水平以及核试验次数都无法和美苏相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美国已经开展了上千次核试验，苏联也有近千次，而中国只进行了三十多次。

邓稼先敏锐地察觉到：虽然美苏不会立即禁止核试验，但是核武器的发展是有极限的，美苏正接近这个极限，他们很可能出于政治目的，同意开启禁止核试验谈判。因为现在禁止核试验对他们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可以限制别的国家。尤其是对于正处于爬坡阶段的中国，一旦核试验被禁，技术就会下滑到低水平，又会被其他国家遏制。

“这可不行啊！”邓稼先十分忧虑。病床上的他再也无法安心养病了，立即打电话给多年并肩作战的好友于敏。英雄所见略同，于敏恰恰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于是，两人商议，要给中央写信，请中央加快科技攻关进程！

邓稼先亲自起草这封信。写信的过程十分艰难，他是悬空坐着的，忍受着术后和化疗的痛楚，往往刚写几个字就冷汗满面。护理人员要他卧床休息，但他坚持自己写，因为涉及的内容事关国家安全大事。

这封信最后以“建议书”为名，内容主要为两大部分：一是建议中央加快核试验进程，尽早拿到应该拿到的数据，提升中国核武器研制水平；二是为禁止核试验之后的国防高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提出了实施方案。

许鹿希回忆，邓稼先把装着最终定稿的信封交给她时告诉她，这份“建议书”，他和于敏都已经签署了姓名，要尽快递交给中央。

3个多月后，即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年仅61岁，这封比命都重要的“建议书”，是一封凝结着科学家爱国情怀和卓越见识的无比重要的文件，很快就获得了中央批复。两位战略科学家的意见，也在后续一步步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和部署。

邓稼先和于敏的预见是正确的。1992年，美国做完6次核试验后，果然提出开展禁止核试验谈判。

而中国的核武器事业，也是从1986年开始，走过了一条“十年加快”的道路。在这十年中，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按照“建议书”的安排，团结协作、勇攀高峰，在1996年完成了预定的核试验，大幅提升了中国的战略威慑力量，有力地维护了国家安全。

名师点拨

邓稼先在被癌症逐渐吞噬生命时，仍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为祖国的核武器事业提出了预见性的战略建议，在死亡和核爆的倒计时中，完成了生命与科学的双重裂变。他展现的家国情怀、科学担当、战略眼光、奉献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

写作时，可以将邓稼先的故事素材用在议论文和记叙文两种文体中。写议论文时，可以作为议论文的论据使用，用在传承、预见、选择、生命的价值等主题中；写记叙文时，要捕捉素材中的关键细节，如特殊坐姿、写作时的身体状态、信件传递的仪式感等，通过环境描写、特写镜头、时空交错等方式升格人物的精神形象。

长沙市珺璀学校 杨晓祯（栏目编辑 田春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