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医

我父亲不是口外人，他生于河北安国，年少时随我爷爷贩药材，熟谙中药的门道。十五岁那年，家道殷实起来，我爷爷出重金请了高人，把我父亲先后交给马铁掌和牛一针，学习推拿和针灸，成就了后来的“口外名医”张一元。

口外苦寒，地广人稀，却是躲兵荒的好去处。我父亲十九岁时过独石口上了坝，药箱、针包、毛毯，就是所有家当。有手艺的人吃香，他娶了平定堡大户人家的闺女，这个漂亮女人就是我母亲。从我记事起，我家就像个蜂巢，十里八乡的病人群蜂般聚过来，门槛都快被磨平了，一盘大炕这个躺下那个起来，一天到晚不消停。犯了白头风、霍乱的，吐着白沫，躺着进来，站着出去；扭了腱子、岔了气的，背着进来，走着出去。那时穷人多，我父亲治小病免费送人情，看大病至多收一块大洋。

我九岁那年，正在院门口和几个伙伴“砸阎王”，北面的草地上刮过来一股旋风。旋风里裹着一匹棕色矮马，马上是个高大男人。那人勒住缰绳，口气生硬地打听张一元家。我仰视这人时，就记住了他的模样，他膝盖以下套着棕色长筒马靴，身穿深蓝色蒙古袍，扎着黑色腰带，光秃秃的大脑门儿，脑后的马尾辫像芨芨草般坚硬。

这人自称乌鲁斯，说他的主人巴图王爷病重。巴图王爷乐善好施，虽远在后草地，但坝上无人不晓。来人名号一报，我父母都傻了眼。事不宜迟，父亲收拾好药箱就要上路，母亲使了个眼色，把他叫进西屋。来人一脸凶相，母亲让父亲留个心眼儿。父亲说：“我除了药箱、针包，兜子比脸面都干净，人家能图我啥？”父母正在悄声争执，门口冷不防飞进个东西，是一个鼓鼓囊囊的口袋，吓得母亲蹿到了炕上。门外，传来乌鲁斯浑厚的嗓音：“我先走，桑根达来见。”我父母追出去的时候，乌鲁斯已经骑着我父亲的高畜马走了，留下一匹蒙古马。

高畜马是白马，高大威风。蒙古马是棕马，矮小卑微。我和母亲都认为父亲吃了亏，但父亲不那么认为。在去桑根达来的路上，走草地，过戈壁，这匹马劲头十足，从未掉过链子。马背上除了我父亲，还有一整条烤羊腿装在口袋里，那是乌鲁斯带来的礼物。本来，母亲想割一条肉给我吃，可父亲不让，他怕治不好王爷的病。他在药师佛的画像前立过规矩，病不退，不受礼。

去时走的是西路，西路短，荒凉，人烟少。到达贡宝拉格草原时，红扑扑的日头栽进草窝，草地上起了一层飞虫。再往北走，暮霭中有个圆鼓鼓的山包，石块垒砌的敖包上插着一杆苏勒德。山包北侧，有一间孤零零的蒙古包。我父亲知道蒙古人好客，想借宿一晚。接待他的是三十岁的森扎和他年迈的父母。一家人很热情，森扎递奶茶时，我父亲瞅见他手腕上有个疙瘩，糖枣般大小，一问，得知是去年秋天打草时落下的。我父亲让森扎咬住一把木勺，左手捏住森扎的手腕，右手拇指推疙瘩，就像木匠在推刨子。推了十几下，森扎闭眼咧嘴，额头冒汗，再睁开眼时，手腕平了。一家人惊呆了，为答谢恩人，决定烤羊腿招待。我父亲不得不解开口袋，亮出随身携带的羊腿。

大家吃了马背上的羊腿，喝了马奶酒，在羊毛毡上小睡一会儿，天就亮了。动身时，森扎把新烤的羊腿装进口袋。于是，我父亲就把森扎家的羊腿带到了桑根达来的王府。巴图王爷的病没有想象中的严重，在坝上地区常见，病灶在肚脐下面，叫“疝气”。我父亲请王爷躺平，用红布蒙住他的双眼，解开针包，亮出火针。那根针挺吓人，一直留存到现在，有半尺多长，自行车辐条般粗细，连乌鲁斯看了都直打哆嗦。我父亲将切好的蒜片摆在王爷肚脐下边，用涂了素油的棉球将火针包好，在油灯上烤红。我父亲口含凉水，猛喷王爷腹部，就势快速出针，直插蒜片，噗地一下，针尖穿透丹田，王爷嗷的一声仰起。这一针下去，比手术还厉害，病灶基本被摘了。

针灸后，我父亲开了两服中药，王爷吃了就没事了。第三天，我父亲执意动身，巴图王爷给了不少金条、银锭，我父亲哪敢收，只要了一块大洋和一条羊腿。我父亲返程时走的是东路，东路长，水草丰，人烟多，他就溜达着给蒙古人看病。到家已是十天后，带回一条羊腿。这条羊腿，不是王爷最初送的那条，也不是王爷后来送的那条，沿途又换了四茬，已经是第七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