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农村改革第一村

1978年的冬天，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现为小溪河镇小岗村）的18位农民在一纸分田到户的契约书上按下“红手印”，冒着风险实行土地“大包干”。他们没想到，这会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声惊雷。

改革唤醒沉睡的土地。曾经解决不了温饱的小岗村，应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脉搏，见证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一次又一次跨越，成为改革开放历程上的重要标志。

那一夜的小岗

1978年末，中国正处在历史转折关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打破了思想僵化，经济改革的冲动在坚冰冻土下缓缓涌动。

这年12月的某个冬日。傍晚，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生产队，农民们和他们的儿女就着微弱的天光，埋头喝着稀饭。

小岗是全公社乃至全县最穷的村，为了生存，许多人不得不去讨饭，全队18户，只有两户没有讨过饭，一户是教师，一户是银行职员。

这年秋天，严俊昌当了队长，为了“保命”，小岗人偷偷地将土地包产到户。老人们为严俊昌等几个干部担心了，这样下去要犯事的。犯了事，坐了牢，孩子谁养？老婆谁养？老人们让严俊昌他们开个会，立个誓，万一你们犯了事，让大伙管你们的老婆孩子。

放下碗筷，汉子们向村民严立华家走去。队里没有公房，会议一般都在他家开。

小岗18户人家，来了18个主事的，严俊昌宣布开会。

听说原委后，社员们群情激奋：这个字我们签，你们的老婆孩子我们负责养！

大伙情绪非常激动，七嘴八舌，会计严立学只顾闷头往纸上记。没有标点符号，错别字也不少。条子很快写完，他压低声音给大伙念道：“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到十八岁。”下面是各家各户的姓名。

“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按手印！”

这张按满红手印的“大包干”“秘密”誓言就这样诞生了。它的诞生，宣布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悄悄降临。

“不讲话的现场会”

小岗人的“秘密”并没能维持多久。周围生产队的农民很快发现，小岗人干活尽是一家一户的，他们莫不是分田了。

纸当然包不住火，小岗一下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各级领导都往小岗跑。

老队长严俊昌回忆，领导态度各不相同，有公开支持的，有沉默不语的，有非常恼怒的。

农民只知道这样做能吃饱肚子，于是私下里纷纷效仿。

中国农民再次发挥了他们奇特的创造力，创造出多种多样的生产组织方式，有包干到组的，也有联产计酬的……

最彻底的还是小岗村，包产到了户！小岗村所在的县、地区和省领导以不同方式支持了“大包干”。但他们心里还是十分忐忑，万一老天不帮忙，田里的收成比过去少，“大包干”就可能被棍子打死。

1979年秋收，茶饭不思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终于得到了期盼的统计数字，全县粮食比1978年增产67%，油料增加1.4倍。

这一年，小岗生产队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6万多公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15年的粮食产量总和，自1956年合作化以来第一次向国家交了12488公斤公粮；小岗每间土坯屋里都堆满粮食，人们兴奋得在粮食堆上打滚。

丰收以后，滁州地委在凤阳召开了一次史无前例的“不讲话的现场会”。与会者在小岗村和其他几个村愿看哪家就看哪家，愿找谁谈就找谁谈。结果可想而知，分歧统一了，争论平息了，犹豫者坚定了，“大包干”在滁州地区乃至整个安徽很快推开了。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一锤定音：“‘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摘编自1998年第11-12期《党员文摘》（合刊）/原载《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