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然回首…… [五篇]

邵 揶

1984年某一天，我来到柯平家里，他拿出三本薄薄的油印诗集要卖给我。我已忘了多少钱一本，好像不比书店里正式出版的书便宜。三本诗集的作者都是邵春光，记得其中有一本是《阿图瓦的冬夜》。我翻了翻几本诗集，立刻被作者独特的写作风格诱惑了，我马上掏出钱买下这三本油印诗集，并给邵春光写信，索要新的诗集。自此，便有了与邵春光（后来他改名为邵揶）延续至今的二十多年的交情。

我在一篇关于老邵诗歌的评论中写道：“他的坦率，他的粗鲁，他的野蛮，他的尖锐，他玩世不恭的外表后面隐藏着的善良和柔情，他伪装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道出世界的秘密和真相的独特方式，在中国当代诗歌界有着一种无法替代的地位和意义。”这是我对老邵诗歌20年来一以贯之的看法。

大约是1987年吧，我邀请邵春光到我任教的学校——嘉兴教育学院给学生作一次诗歌讲座。80年代的学生对文学有一种高昂的激情，虽然这个小小的学院一共才几百名在校学生，但可容纳200人的讲堂里还是坐得满满当当。老邵以拜伦的姿势走上讲台，未曾开口便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当年邵春光才30岁左右，但我们都叫他老邵，他自己也喜欢我们叫他老邵，就这样把他一年年叫老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在私下聚会时和我们无话不谈的老邵，在200人崇敬的目光中居然有点儿怯场。他开始语无伦次了，他不敢抬起头来看台下的学生了，尤其不敢看坐在前排的那些青春靓丽正做着文学梦的女学生。他低着头在那里一首又一首地读他的诗歌。虽然正处在叛逆期的学生们喜欢他那些冷嘲热讽、玩世不恭的诗歌，但这毕竟是一场讲座，不是个人诗歌朗诵会，况且老邵读得断断续续，有时会慌乱失措地停顿几分钟，学生们有点儿诧异了，个别来凑热闹的学生站起来准备走了。我一看情况不妙，连忙走上讲台去帮衬老邵。虽然我自己也拙于言辞，但好歹做过几年老师，况且坐在下面的都是我的学生，我了解他们关注什么、喜欢什么。于是我和老邵像相声演员一样，一搭一档地在那里谈着诗歌，把现场气氛重新激活，毕竟学生们是很喜欢老邵这种风格独特的诗歌的。

此后，老邵隔两三年便来嘉兴一次。他的坦诚，他的朴素，他的随遇而安，他对每一个人的尊重，使这里的朋友都喜欢上了他。有一次，一个嘉兴的女孩儿居然瞒住我们大家，千里迢迢地赶到长春去找老邵，给老邵制造了一场小小的家庭风波。

老邵在和安琪的一次谈话中，说他来嘉兴的时候，伊甸把整整一层楼让给他住。这是他的夸张，其实我不过把我家的跃层让给他住罢了。跃层上一共只有两间房，一间是我的书房，一间是我的卧室。老邵的夸张体现着他看重朋友情义的一番好心。

老邵除了诗人这个身份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下岗工人”。80年代以来，他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他开过小饭馆，但缺少商业意识，赚不到什么钱。本世纪初他和朋友们合股搞了一个养牛公司，我曾收到他的一纸告示：“……‘太阳诗业有限公司皇牛养殖场’日前已定位于吉林省德惠市万宝乡东升村，现有牛仔八头，牛栏116平方米，牛棚三间，玉米秸及酒糟若干。青年诗人辛欣出任该公司经理。饲养总监一职，由邵揶担当。”硬把形而下的养牛与形而上的诗歌扯在一起，怎能不以亏本收场？前几年上海的几位朋友想帮帮他，在上海给他弄一个饭馆，但最后还是黄粱一梦。上海的朋友郁郁和默默都是热心之人，他们曾经张罗了一个邵揶诗歌讨论会，最近又出资为老邵印刷了两本精美的诗集：《邵春光短诗选》和《邵春光长诗选》。但谁也没法帮助老邵摆脱贫穷。

老邵很重情义，他把朋友们对他的小小的帮助都记在心里。几年前的一个初冬，老邵从长春寄来一包长白山人参。我用这人参泡茶、熬汤、炖鸡，抵御了整整一个冬天的严寒。

天有不测风云，老邵突然得了脑血栓，差点儿把命都丢了。那一段时间，我正好和他联系较少，等我知道这个消息时，他的身体已略有好转，能够扶着墙走几步了。我给他打电话，说我准备来长春看他，他坚决不让我去，甚至让我不要再打电话。他说见到朋友或者接朋友的电话，他都会激动，这对他的身体不利。听他这样说，我就不敢再坚持去长春看他了。我想等他的身体恢复得好一些后，再去长春看他。愿诗神保佑他完全康复，像以前那样在诗歌中笑傲江湖，用拜伦式的潇洒步伐闯荡天下。

小 安

“阳光一颗一颗在落下来……”“阳光依然一颗一颗／落在地上……”“阳光就一颗一颗／打在头上……”这是认识小安19年来常常萦绕在我脑海中的诗句。我喜欢小安的诗，喜欢她的温暖、单纯、恬静。在我的印象中，小安这个人也和她的诗一样，是温暖、单纯、恬静的。

认识小安是在1989年8月的南戴河，《诗神》杂志的诗赛颁奖会。我和小安到得最早，《诗神》编辑大解带我们去吃午饭——是大解自己掏腰包请的客。记得我跟大解开了一句不恰当的玩笑：“小解”是小便的意思，那么“大解”就是……那时候我不知道大解姓“解”，我把大解的“解”（xiè）读成“解放”的“解”，记得大解脸上掠过一丝不快，好在善解人意的小安马上用好听的川腔普通话抹去了我和大解之间的尴尬。

南戴河的沙滩是美丽的。我和小安、赵红尘几乎天天在沙滩上散步、聊天、晒日光浴。有一次，我和赵红尘用沙子把小安的身体全部埋起来，只露出她的脸庞。小安成了我和赵红尘的一个沙雕作品。她真的像雕塑那样一动不动，只有一双眼睛安详地凝望着蓝天，有时索性久久地闭上眼睛，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不知今夕何夕。

有一天大家坐下来准备一本正经地讨论诗歌，我和小安偷偷地溜出会场，坐上一辆中巴车到山海关逛了一圈。中途有荷枪实弹的军人上来检查，连水果刀都要没收，让人感受到一种紧张的气氛。然而“天下第一关”城楼上依然人山人海，我和小安站在一只高高的木凳上合了个影。照片上的我留着胡须，一副消瘦苍老的模样；小安当时才二十多岁，穿着线条简洁、色彩明快的衣服，一张典型的四川女娃的圆脸上洋溢着温和与宁静。这一天我们谈得很多很多。我们很少谈诗，更多的是谈四川的诗人，谈这一年的风云，谈精神病人（那时她在成都一所精神病院工作）。她的想法大多是温和的、不确定的，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我们没有为任何问题争执过。

诗会结束后，我与小安、赵红尘一起来到北京，在鲁迅文学院握手告别，19年来再无见面机会。我与她在山海关的合影寄来后，出于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我没把照片寄给她。当时我给《诗歌报》当函授辅导老师，辅导150个全国各地的诗歌青年，小安曾来信跟我索要这些函授学生的通信录，说她丈夫杨黎需要。我怕《诗歌报》编辑们责怪我，没答应她，此后便中断了联系，彼此相忘于江湖。一直到最近在各自的博客上相遇，才重新建立了中断19年的联系。我把一直珍藏的当年的合影给她寄去。19年啊，我们都已不再年轻，当年的照片徒然让人伤感。再过19年将会如何？真是不敢设想。唯愿小安永远像当年那样温暖、单纯、恬静。

王家新

“王家新”这个名字第一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他三十年前登载在《这一代》杂志上的两首诗。《这一代》是当时中国13个大学的学生联合搞的一本文学杂志，1979年11月出版，充满思想的锐气和文学的实验精神。王家新其中一首诗的题目是《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写坐在轿车内的官员和轿车外的老百姓之间的隔膜。另一首诗的题目是《桥》，诗的大致内容是：鸟儿在天空自由地飞过某一个湖、某一座桥，但行人却不能通过这座桥到湖的那边去。王家新这两首诗的社会批判锋芒，使它们当时根本不可能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王家新在90年代初写的《帕斯捷尔纳克》等诗，承接了十年前的思想锋芒，而且更深邃，更有力，艺术上也更成熟了。

第一次见到王家新是1986年在太原举办的第六届“青春诗会”上。那时王家新已调到诗刊社做编辑。1986年以前，我寄给诗刊的稿件大多是王燕生老师处理的。1986年开始，我寄给诗刊的诗大多是王家新处理的，一直到他90年代出国为止。在此期间，他给我写过好几封关于稿件处理结果的短信，有的信中会简略地提一提他对我的诗稿的看法，比如1996年6月21日的信中，他建议我对待自己的作品要“像海明威那样‘狠’”。在太原的“青春诗会”上，指导我改稿的主要是王燕生老师，但王家新有时候也会提一些独到的意见和建议。当时他刚调进诗刊社，可能还没有转为正式编辑，他在诗坛的名声也没有像后来那么响亮，所以他为人非常低调、谦卑。

太原诗会结束以后，我去北京待了几天。有一天我到前门火车票售票处买回家的车票，顺道去看望住在前门附近的王家新。我找到了西河沿街196号32层家新的家里，和他们夫妻俩聊了一会儿，并且在他家里吃了一顿便饭。我记得有一个菜是白切牛肉，挺好吃的。家新和他当时的妻子沈睿都很热情。家新还再三叮咛我，在北京的马路上行走一定要注意安全。也许当年的我看起来有一种农村青年的笨拙和迟钝，他怕我连红绿灯的作用都不知道，就仔细地嘱咐我要跟着别人走，别人停时我也停，别人走时我也走。我乖乖地点点头，真诚地感谢他这片好心。

半年后，我到北京参加第三届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王家新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并且作为诗人代表在会上发言。那天上午，京丰宾馆可以容纳近千人的会场几乎坐满了人，王家新拿着发言稿（发言稿早已发到每个代表手里）开始照本宣读。他读得很认真，很严肃，不多说一个字，也不漏掉一个字。声音不分轻重，语气毫无变化，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人们开始坐不住了，一个个往外溜，到后来整个会场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我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一边仔细地看他的发言稿，一边认真地听他在台上从容不迫、一丝不苟地读这份长长的发言稿。他的发言非常严肃地阐述着他关于诗歌的见解，这是人们缺乏倾听耐心的主要原因。也许家新不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但他绝对是一个对自己热爱的事情有着异乎寻常的责任心的人。有这样的责任心，我相信他的演讲也会越来越出色。果不其然，后来我听说他在街头慷慨激昂地演讲，他站在自己的自行车后座上，沈睿扶着自行车，他的演讲抑扬顿挫，口若悬河——这个未经证实的传说曾经深深地感动过我。

王家新的一些诗我非常喜欢，比如他写于1989年的《诗歌——谨以此诗给海子》：“诗歌，我的地狱／我的贫困，我的远方的风声／我从来没有走近你／我的城堡／我的从山上滚下的巨石——你俯下身来／给我致命的一击吧／现在，我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向你祈求的人”。家新有几首诗甚至给我的灵魂带来过巨大的震撼，比如《帕斯捷尔纳克》：“……这是你目光中的忧伤、探询和质问／钟声一样，压迫着我的灵魂／这是痛苦，是幸福，要说出它／需要以冰雪来充满我的一生”。二十年来，我给我的每一届学生朗读这两首诗，每次朗读都陪伴着我内心的巨大起伏。

最近几年，我与王家新已很少联系，偶尔在诗会上相遇，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对我来说，与王家新这个名字紧密相连的，并不是王家新这个具体的现实中的人，而是他的诗歌，他的曾经感动我，以后还将继续感动我的那些犹如热血燃烧的诗歌。

伊 蕾

最初读伊蕾的诗时，她还不叫伊蕾，她叫孙桂贞。这个散发着旧时代气息的名字并未束缚她内心的自由和野性，从80年代初她的一系列诗歌的题目中——《绿树对暴风雨的迎接》《火焰》《浪花致大海》《闪电》等等，就可以看出她的不安分的灵魂。比如她写于1982年的《绿树对暴风雨的迎接》：

  千条万条的狂莽手臂啊，

  纵然你是必给我损伤的鞭子，

  我又怎能不仰首迎接你？！

    迎接你，即使遍体绿叶碎为尘泥！

    与其完好无损地困守着孤寂

莫如绽破些伤口敞向广宇。

那些火焰，那些风暴，那些闪电，在她的灵魂深处孕育、壮大，终于发展成为她生命本身的火焰、风暴和闪电。80年代中期，孙桂贞突然摇身一变成为“伊蕾”（“摇身一变”这个词在我的笔下没有半点儿贬义），她的诗歌风格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位叫作伊蕾的诗人，她把她诗歌中的火焰、风暴和闪电浩浩荡荡地带进了她的生命，又把她生命中的火焰、风暴和闪电浩浩荡荡地带进了她的诗歌。她的生命和她的诗歌浑然一体，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