稼轩词中的隐逸词与谐遽词研究

辛弃疾向来以“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刘克庄《辛稼轩词序》）的笔致独步文学史，在各个题材的词上皆突破程式、再辟新境。这不仅体现在他以爱国、咏史为题材的壮词，以及以美人、时序为题材的本色词上，更贯穿至隐逸、谐谑这两大主流之外的题材中，借俊爽诙谐之形式、诉曲折幽远之深意，使其呈现出比前人词作更广阔、深邃、精微的风貌。

以《稼轩词编年笺注》为蓝本整理归类，可以发现辛弃疾的隐逸词与谐谑词在内容、情志、意境上存在诸多异曲同工之妙，乃至在变化轨迹、阶段划分上存在共通之处；许多词本身既是隐逸词，也是谐谑词。这些相同的浅表特征或许指向更深层的创作环境与创作动机的共通；它可能不仅源自辛弃疾的个人经历与性情风格，更有如社会结构变向等宏观因素的推动。

从学界现有研究来看，针对辛弃疾隐逸词、谐遽词展开的研究数量可观，对本文探讨的问题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但尚未将两类词并举讨论。若要尝试将隐、谐二词并举，应从追溯二者是否存在共通的创作根源开始，而《文心雕龙·时序》与卢卡奇的《小说理论》对此颇具启发性。后者通过演绎在“总体性”崩塌下，次要史诗、短篇故事、幽默家，以及田园诗与抒情史诗这四种文学样式成为古典史诗的替代品这一过程，具象化了一种“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的流变方式。

因此，从南宋前中期在整体历史中的特殊性，与词人和时代之间的关系中入手，对探究稼轩词中隐、谐二词共有的滥觞，解释二者的诸多重合或能提供帮助。

一、转向中的南宋与辛弃疾的多维矛盾

中外史学家，诸如钱穆、内藤湖南等，都将宋视作古今一大变革期。一方面，宋将中唐以降的因素发挥到极致，古代及古典主义自此终结；另一方面，在政治制度、生产交换、文化特性上，宋开辟出的种种新局面，均影响至今，堪称现代拂晓。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史整体演进，以两宋变革最为瞩目；两宋历史演进，以北宋入南宋最为激烈。其中有两个向度的变革，直接重塑了包括辛弃疾在内的南宋所有士大夫的命运。其一，经济的商品化变革与市民文艺的兴盛开拓了崭新的社会空间。其二，宋朝科举门户大开、登科人数超高造成“员多阙少”的严酷现实，使士大夫不得不从北宋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转向面向地方、移风易俗的下行路线，为吏、为师、从商、经营田产，其人生轨迹从中央政治中疏离。同时，宋代儒学政治文化在熙宁变法时达到巅峰，继而异化，产生出权臣与党争，变法失败、靖康之难持续削弱了该政治文化的内生动力，直至庆元党禁彻底衰竭。

基于此，多数士人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离开政治中心谋生行道；与此同时，全新的社会土壤为士人多元化去向提供平台，带动社会转型。宏观看来，国家中央士大夫政治衰落，地方乡绅社会崛起；社会以横向发展为主，日益平铺散漫，并与政治中心堂阶亦远，国家与社会的分裂愈演愈烈。微观看来，处在散漫社会中的人更趋向个体化，多数士人的个人价值不再需要在最高级的国家层面上获得最终实现。古典社会的崩塌、现代社会的形成在此具象化，其中转向的轨迹相当明晰。

但作为文武双全的英雄，辛弃疾兼具将帅与士大夫的身份，向来“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范开《稼轩词序》）：不仅自身要“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更欲为家国“补天裂”（《贺新郎·同甫见和再用前韵》）、“斫去桂婆娑”

（《太常引·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正是“把社会责任的完成、文化创造的建树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融为一体，并以此作为终身的奋斗目标”（焦佳朝《从典故人物看稼轩词》）。而这古典英雄的抱负，必然与社会转变趋势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根本矛盾一或可命名为古典性与现代性的矛盾。从这个角度看，与辛派同期的骚雅派，之所以最终能成为南宋最盛的词派，便在于后者以江湖清客为主力，他们已经顺应社会转向，将个人价值实现的场域从庙堂疆场转出。而辛弃疾及辛派，是坚定主体意识、秉持古典理想的逆流破浪者，他们必然与社会产生矛盾，担荷命运的悲剧。

在辛弃疾身上，古典性与现代性的深层矛盾是通过他与时政的四项具体冲突展现的。第一，辛弃疾“北人”与“归正人”的身份，都是南宋国策所长期提防的。第二，辛弃疾“兵文臣”的身份和实务官僚的作风为主流科举士大夫猜忌和歧视，使他屡屡在道德方面遭到弹劾。第三，主流科举士大夫内部亦分化为职业官僚型与“道学”型，后者并非哲学意义的，而是指表现出“关心‘治道’，而且依然念念不忘重建理想的秩序”，即“怎样先整顿好内部，然后再进而图‘恢复’问题”（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的士大夫群体。二者之间的斗争自淳熙初年始，持续数十年，至庆元党禁达到巅峰，以外戚权相韩梶胄与官僚型士大夫合作，独揽朝政，中央政治长期处于异常运转状态而告终。辛弃疾不仅在理念上，更在事实上因为与赵汝愚、朱熹等早有往来，而被当时掌权的官僚型士大夫一同清算，再被弹劾。第四，北伐的可能性在事实上完全破灭，虽然“从名分上说是无可非议的，但先发起战争者结果会失败是当时的趋势”（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

辛弃疾的主体意识与古典理想，即使为时不容，却仍然难被割舍。深浅两层的矛盾集中爆发，后果就是辛弃疾先后三次从官场离开；他与中央政治暂且拉开距离，退入生活的局部。其间，他开始大量创作隐逸词与谐谑词。山水琐事、诗酒经书与徜徉其中的词人本身，是两类词的主要内容，更是辛弃疾尝试保全主体性、再构建生命意义的全部素材。

当这位龙腾虎掷的古典英雄“屈尊”与局部生活平视，尝试与之达成平衡，并在其中发掘意义、实现个人价值时，所成之词即为隐逸词；而当他认为生活毫无意义，将个人价值收归己身，将生活降格于主体意识之下，低则嘲弄斫伐，高则以己统物，所成之词即为谐谑词。二者所不同的仅是辛弃疾看待生活的视角，更多共享着相同的创作来源：与总体生活难以调和的矛盾、拉开的距离与词人的主体性。

二、带湖阶段的创作

稼轩词中的隐、谐二词呈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与阶段划分。王伟伟在《论宋代隐逸词》中认为隐逸词在带湖阶段表现为在旷达中沉郁、在闲适中激愤，在瓢泉阶段转向苍凉凄冷；徐晶在《辛弃疾谐谑词研究》中也认为谐谑词在带湖阶段以讽刺为主，瓢泉阶段以隐嘲为主。带湖、瓢泉的二分大框架是合理的，结合词人在词中反映的主体心态变迁，应再将带湖阶段细分为二。

带湖第一阶段，大致为淳熙八年至淳熙十二年。当时辛弃疾为政敌弹劾，不得已而归隐；但他个人价值的实现路径却并未立刻随之转移，而是仍旧念念不忘地寄托于社会家国。故该阶段辛弃疾多作以隐逸生活为内容，强以隐逸精神自我宽慰的隐逸词；暂无余裕嬉笑怒骂，创作谐谑词。词中情感多是孤愤不平之音，直抒壮士隐逸之不得已、不适应。

辛弃疾于淳熙八年所作的《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中，首次明确提及“带湖新居”，正处将隐未隐之际。事实上，他已经被排挤至政治边缘，但目光仍聚焦于政治中心，并不确信自己能在隐逸生活中觅得真趣。就此般矛盾心理，辛弃疾直言不讳：一句反问“岂为莼羹鲈鈐哉”，直接否定了自己归隐是主动追求隐逸之乐，而是壮志难酬、政治斗争下的被动退隐；尾句一反前文“葺茅斋”“种柳”“护竹”的热切准备，语意突然转为深沉，“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再次直抒心中的矛盾与犹豫。

归隐之初，辛弃疾发挥“鸥鹭忘机”的典故，作成《水调歌头·盟鸥》一词，相互约定“来往莫相猜”；人鸥之间却总是心存隔阂，或是“心事莫惊鸥”（《菩萨蛮·乙巳冬南涧举似前作因和之》），或是“却怪白鸥，觑着人欲下未下”（《丑奴儿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此隔阂即在他深深惦念着家国、难逃“人间千万愁”（《菩萨蛮·乙巳冬南涧举似前作因和之》）的机心。然而，他已无法容身官场，又尚未融入隐居生活，只能在进退维谷之间艰难适应，是谓“手把渔竿未稳，长向沧浪学”（《六么令·再用前韵》）。

带湖的第二阶段，大致为淳熙十二年至绍熙三年辛弃疾出山赴闽。辛弃疾终身以天下为己任，绝无可能对家国政事全然释怀；但恰是此主体本色，使他有担荷痛苦的气度与承载生活的胸怀。至此，“稼轩居士”的名号下方才生出灵肉。持此气度，他竟能与痛苦斡旋，若蛟龙戏池般徜徉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创作出充溢着生活情趣的隐逸词。他俯视在己之失意、在人之不公，戏作嘲作，越痛越快，稼轩词中第一个谐谑词创作高峰就此诞生。

稼轩从劳作中触碰自然脉搏，从风土中感知人情温度，在局部的片段式生活中体悟到永恒的生命真趣。信笔书来，看似字字只描写、不抒情，但盎然生机却跃然纸上，此皆从稼轩心中来。例如，“鸡鸭成群晚未收，桑麻长过屋山头”（《鹪鸪天·戏题村舍》），只写一个寻常的田园场景，却寓动于静，写出万物自然生长的轨迹，暗藏天地之无言大美。稼轩对生命的亲切、喜悦与安然皆在景中，后句点破直抒，“有何不可吾方羨，要底都无饱便休”，质朴畅快。再如，“东家娶妇，西家归女，灯火门前笑语。酿成千顷稻花香，夜夜费一天风露”（《鹊桥仙·己酉山行书所见》），稼轩从视觉、听觉、嗅觉三个角度，描摹当地婚嫁场景；人情风俗中的诗情画意，被“酿”“费”“千顷”“一天”几字渲染开来。这是稼轩苦心斟酌的字词，更显生活情趣。这般趣味，在书写对象由村居生活变为自身糗事时，越发彰显。且看《卜算子·齿落》中的“刚者不坚牢，柔底难摧挫”“说与儿曹莫笑翁，狗窦从君过”两句，稼轩对掉牙一事不以为意，甚至主动自嘲。齿落是年华已逝、英雄空老的象征，但词人不作哀戚之语，反要凌驾于上、包容调侃，摧刚为柔、老而倔傲。而《千年调·蔗庵小阁名曰卮言，作此词以嘲之》一词将书写对象从自身转向官场小人，稼轩连续以“卮”“滑稽”“鸥夷”“甘国老”四个比喻，尖锐地讽刺官场上巴结逢迎之辈；下闋又以假借自责不善官场中道，重申保持独立人格之志。

这两篇经典的谐谑词中，辛弃疾都将个人价值极端收拢至自身，酣畅淋漓地彰显刚强桀骜的主体性。然而后一篇中，辛弃疾试图与黑暗现实划清界限的行为，看似是坦然直面，实则是无可奈何下的被动接受；他的主体性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三、瓢泉阶段的创作

带湖至瓢泉阶段的十余年里，政局更加动荡。辛弃疾越被卷入党争中，他实现个人价值于家国抱负的信念，就越是遭受打击。于是不同于旧时，他如用药般借外物宽慰身心；他全面反思，重塑了自己个人价值的实现轨道。故在瓢泉阶段，稼轩迎来了心理状态和词作风格的深刻转折。

瓢泉阶段自绍熙五年，辛弃疾于福建任上又被弹劾剥夺所有职务开始，至开禧三年辞世告终。罢归带湖两年后，辛弃疾搬至瓢泉并度过十个春秋，故统称该时期为“瓢泉阶段”。其中嘉泰三年，辛弃疾为开禧北伐出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辛弃疾始终对军政事务保持冷静忧虑，且事实上并未参与主要军事活动。再度被弹劾后，朝廷接连任职进拜，他皆辞而不受，因为这次罢归更深刻地反映出南宋病入膏肓的总体政治结构。故出山前后，辛弃疾的心理状态与词作风格反而是一脉相承、深化发展的。此次退出政治生活，辛弃疾不似上次留恋。他因见识深刻而沉郁，沉郁而近乎绝望，又从绝望转向一种平静。再以词笔观照局部生活，终敛豪气于萧散、寓健笔于平易；故在带湖阶段的情趣与调笑外，辛弃疾的隐、谐二词又发展出反思过去生活的新内容和“着物以我”的新风格。

反思自绍熙五年归山的第一闋词《柳梢青·三山归途，代白鸥见嘲》便开始了。辛弃疾对应两年前出山时写下的《浣溪沙·壬子春，赴闽宪，别瓢泉》而作，意象、典故、词意均形成对比。首先，词人通过拟人将自身难言之情转移至白鸟，借当年白鸟不满于词人再度出仕，背人飞离，曲笔剖析胸中矛盾；如今其对“满面尘埃”“华发苍颜”的词人“相怜相笑”，似友人般嗟叹“去时曾劝，闻早归来”。词人亦用北山移文的典故，直笔抒发态度，形成呼应：当年以“堪诵”二字，披露心中愧疚担忧；如今只好亡羊补牢般“好把移文，从今日日，读取千回”。对先前两仕，词人多发议论，明确否定：如“寻思前事错，恼杀”（《兰陵王·赋一丘一壑》）般恼恨，“试回头五十九年非，似梦里欢娱觉来悲”（《哨遍·一壑自专》）的帐然，“六十三年无限事，从头悔恨难追。已知六十二年非”（《临江仙·壬戌岁生日书怀》）中无可奈何的悲凉。这些词句横跨十余载，直至人生绝笔，词人依旧道“深自觉昨非今是”（《洞仙歌·丁卯八月病中作》）。此非一时激愤、故作姿态，而是他深刻反思形成的执念，贯穿晚年，至死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