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界新秩序的开启

1945年的5月8日，距离希特勒在地堡自杀已一个星期，山穷水尽的纳粹德国失去了支撑他们继续斗争下去的最后一个理由。于是在凌晨2点钟，德国的约德尔将军出现在西线盟军司令部，那是在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小镇兰斯。约德尔向在场以艾森豪威尔为首的西方盟军将领们深鞠一躬后，在一篇短短200个单词的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记者照相，消息传遍世界，整个过程仅仅持续10分钟。这个简单的过程，给历时6年屠戮数千万人的欧洲大战，划上了一个休止符。

德国递交无条件投降书

一位80多岁高龄的美国参议员回忆道，80年前的那一天，他正在玩泥巴，母亲擦着眼泪走过来向这个懵懂的小男孩郑重宣布：我们击败了法西斯！

这个日子在当年的意义，今天的人们也许感受不深，因为在历史书上德国的失败已成定局。但是对于当年成千上万的普通家庭而言，每多一分钟的等待都可能是永远唤不回的损失。就在投降的一个月前，美军在欧洲战场的损失依然是每月上万人，和近一年前诺曼底登陆前后的血腥日子相仿。纳粹虽然败局已定，但是他们在本土作战，依然有恐怖的韧性。

这一天，叫欧洲胜利日（Victory-in-EuropeDay）。熟悉二战史的人都知道，欧洲反法西斯战线有两条，东线的苏联红军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牵制了德军几乎所有最精锐的主力；西线是美英法联军在一年前通过诺曼底登陆开辟的。就在纳粹投降的半年前，希特勒在西线勉强拼凑了20万人，打了一场“阿登反击战”，差点让美军陷入险境。

截至战争结束，东线苏军消灭的德军数量是美英的9倍。

面对法西斯这个共同敌人，苏联和西方遥相呼应携手合作了好几年，终于在1945年4月25日，一支美军侦察队与一队苏军在德国东部易北河的一座断桥上胜利会师，标志二战欧洲战场两大战线的合二为一。

所以，尽管约德尔的命令已经开始生效，近在德国境内负隅顽抗的德军，远到挪威的德军分队和游弋在大西洋海底的德国潜艇，都在放下武器之中，但是斯大林依然严令德国统帅部，第二天在柏林郊区向苏军朱可夫元帅追加一次正式的投降仪式，签字者必须是约德尔的上级，德国最高统帅部凯特尔元帅本人。苏联也因此把德军向艾森豪威尔的请降，称为正式仪式前的一次预演。所以现在西方和俄罗斯的欧洲胜利日相差了24小时。

胜利还只有一半

胜利的消息传来，欧洲各国乃至大西洋对岸的美国无一不欢欣鼓舞。

英国伦敦，飞机从城市上空掠过，放射花火庆祝。浩大的人群队伍聚集在白金汉宫的门前。英国王室成员和首相丘吉尔走上阳台和人们一起庆祝。

法国巴黎，扩音机宣布纳粹德国投降消息后，浩大的人群游行到凯旋门举行了胜利仪式并放置了很多花圈。一家晚报以6寸标题登载纳粹德国投降消息，报贩被人群包围。

美国纽约，整个城市陷入狂欢中，纸条、薄纸被撕碎从摩天大楼上纷纷飞落。数万人群堵塞了各个街道，纸片淹没过人们膝部，教堂的钟声与欢庆的人群遥相呼应。

一场长达6年的战争梦魇在欧洲大陆结束，德国法西斯垮了、意大利法西斯完了，只剩下日本法西斯一头“困兽”负隅顽抗。

欧洲胜利日的历史意义是深远的。它不仅标志着二战在欧洲方面的结束，还预示着日本法西斯即将迎来最后的末日。

丘吉尔在胜利日当天演讲时表示，“我们切不可忘记……日本尽管受到袭扰，日见衰败，但仍在窥测方向……我们必须在世界的那一边不畏缩、不失误地站在他们一边打这一场大战”。

如出一辙。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向美国人民宣布纳粹德国投降的消息后，也接着发表了一项有关继续对日本作战直至其无条件投降的声明，明确指出太平洋及远东战场将是日本最后的坟墓。

80年前的那一天，欧洲的胜利鼓舞着广大中国人民，德军投降消息传到上海后，人们更加迫切地希望结束远东战争罪行，胜利已经在望。

百废待兴

在1945年的欧洲胜利日，摆在艾森豪威尔、马歇尔和杜鲁门面前的是这样一个挑战：他们会不会重蹈欧洲一战结束时的覆辙？

艾森豪威尔接过约德尔的降书之后，立即电告杜鲁门总统，大事已定。杜鲁门立即发表电视讲话，告全国人民。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是一个庄严和荣耀的时刻”；他的第二句话是，“如果罗斯福总统要是能活着看到这一天，该多好”。

当时，二战硝烟未散，百废待兴，国家正需要主心骨，而领导人却驾鹤西行，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挑战。

罗斯福的接任者是一个不被看好的角色——副总统杜鲁门，一个中西部农民，失败的小生意人，20世纪美国总统中唯一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罗斯福生前和他交流甚少，甚至没有把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告诉他。

同时，杜鲁门也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人，他虽然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但是熟读古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他在从政前虽然时运不济，但是每做一件事情都精心斟酌全力以赴；他在一战中是冲杀在欧洲战场第一线的老兵，个人履历甚至超过了当时奉命留守国内的艾森豪威尔将军。

历史证明，杜鲁门成功地接过了罗斯福的接力棒。

二战后期，美国在太平洋岛屿和日本的对峙中伤亡巨大，很多美国人对他们的子弟兵继续在欧洲喋血感到困惑不解，马歇尔和杜鲁门却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战后的欧洲永远是美国的外交中心。所以，在他俩的导演下，丘吉尔应邀于1946年在杜鲁门的母校发表“铁幕演说”，给二战后东西方的制衡和对抗定下了调子；1948年，美国出台了马歇尔计划，不惜血本援助和重建欧洲。

守护和平

20世纪20—30年代的世界，是怎样一个动荡的世界？在欧洲胜利日半年前，阿登战役前线一个22岁的美军普通士兵，对此有刻骨铭心的感受。

1938年，这个士兵是一个15岁的犹太少年，为了逃避纳粹德国的迫害，他不得不抛弃原本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家乡，随全家移居美国。他的家庭能够得到签证，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他从小的玩伴包括表兄弟姐妹们，都在纳粹的焚尸炉中湮灭了。所以，在7年之后，这个昔日的少年以解放者的身份重返家乡，不禁感慨万分。

又过了20多年，这个当年背井离乡的犹太少年，这个美国84步兵师的情报中士，成了美国施展全球战略游戏规则的最高玩家，官居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半个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准则的奠基人。

他的名字叫亨利·基辛格。

二战硝烟散尽已十分久远，但它的启示和思考依然鲜活。基辛格从个人经历出发，写下了一段话——我们把世界从阿登战役的烈焰中带到了二战后一个繁荣和尊重人性的时代。而今天，我们又站在了一个划时代的时刻。世界面临历史性的挑战：如何应对眼前的危机和勾画未来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