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权型医患关系研究

【摘要】  医疗题材纪录片《中国医生》聚焦全国具有代表性的大型三甲医院，有目的性地选取包括知名医学专家和普通护士在内的20多位医护人员，并将他们的故事呈现在观众面前，不仅提升了受众对基本疾病防治认知水平，改善对医生群体的印象，同时也引导了社会公众对医患关系更加理性的思考。

【关键词】  《中国医生》；医疗记录片；医患关系

中图分类号  R197.1;J9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223（2023）17--04

《中国医生》纪录片的导演张建珍将目光和视野对准了包括南京鼓楼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全国各地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六家大型三甲医院，从超过200位医护人员中选取了20多位医护人员并将他们的故事呈现在观众面前，这其中不仅有国际知名的专家，更是有其他医疗题材纪录片很少能关注到的普通护士群体。使之更为全景、综合，并且包含和概括更为全面，恰到好处地呼应了“中国医生”这部纪录片的名字。这一方面透射出这部纪录片的独特内涵与价值，同时在另一方面就是希望更全面地呈现出当今医疗环境下医患关系的发展与转变。

纪录片《中国医生》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众改善对医生群体的印象，在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受众对基本疾病防治认知，纪录片中对于患者“赋权”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催生了医生和患者双方某种想象的身份意识，促进了两者之间身份的转变，这也使得医患交流逐渐转变了此前过分单一的“家长制”的被动接受模式，逐渐转变成为合作模式和互相参与模式。

1  “赋权”型医患交流模式

1.1  “赋权”概念的理解

“赋权”这一概念根植于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社会行动”研究和“自我救助”研究。赋权这个概念注重于强调挖掘和提升个人或者是群体的权力和能力。世界卫生组织将赋权这一词定义为“能够使人们更好地控制影响自身健康的决策与行为的过程”，赋权的核心内容就是个人或者一类群体为了改变自身情况和处境所采取的行动，因此具有一定的反抗和解放的内涵。同时，赋权这个行为并不是一个固定化的模式和状态，它是一个不间断地，持续地行为过程。

在医疗领域和医患交流关系层面，“赋权”的核心目的是使患者有能力与具备专业医疗知识的医护人员展开交流，从而更好地维护患者自身的生命健康。在就诊的过程中，通过赋权能够让患者在就诊过程中也分担一部分医护人员所承担的责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并且减轻医护人员内心的焦虑；同时被赋权后的患者也感受到了来自医护人员的尊重和信任，更加愿意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

1.2  医患关系中的交流模式和互动类型

根据已有的医护人员和患者的交流模式，以医学伦理中的“萨斯—霍伦德”经典医患沟通模式，即：积极主动与被动消极、引导与合作和互相参与这三种模式作为参考，第一种交流模式是在紧急突发且病症严重的情况下，医生的决定具有绝对的领导权；第二种模式是在患者有急性感染病的时候，患者听从医生的建议完成治疗；第三种模式是在患有长期慢性病时的交流模式。

1.3  “赋权”型医患交流模式的内涵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医学模式的转变，患者想要恢复健康，积极寻求医生的帮助，患者在就诊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并非总是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而是具有积极参与交流和协商诊疗方案的可能性，因此医疗健康传播领域的研究学者将赋权的理论融入到医患交流模式中使得医护人员和患者之间的关系逐渐由以家长式医患关系为代表的“医生中心论”向以合作式为代表的“患者中心论”的转变。并且采用倡导患者的独立性、意识到患者的需求、倡导信息交流这三种方式对患者进行赋权，逐渐形成了赋权型的医患交流模式。

赋权型医患交流模式的内涵是：通过给予患者这类群体权力，使得患者能够有能力且更加自愿地与医护人员进行沟通与交流，在能够达到最好的诊疗效果的同时，也能够提高患者对于就诊过程的满意度以及对医护人员服务的认同感。目前努力构建赋权型医患关系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使得患者能够具备一定的能力与具有专业理论知识的医护人员进行沟通与交流。

将赋权的概念应用到医患关系中使得患者在就医和诊疗的过程中不仅能够实现身体的康复和痊愈，同时也能感受到来自医护人员的耐心和尊重，也就使得患者愿意打开自己的心扉与医生展开交流，拉近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感情，推动就医诊疗过程顺利进行，赋权型的医患交流模式有希望能够从根本上改进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推进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

2  医患关系呈现下的空间构建

《中国医生》的成功之处就是在于构建出了完整且严密的背景环境空间，为纪录片的叙事推进以及故事中医患关系的呈现提供了场域条件的同时，更进一步引发了患者和观众内心的情感共鸣。

地理环境空间的塑造是纪录片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载纪录片中承载着人物活动的区域空间，更是人文类纪录片推进叙事必不可少的环节。对于传统的医疗题材类的纪录片，故事发生的环境场域相对较为集中，大多都集中在医院内。但是《中国医生》这部纪录片在传统环境空间是医院的基础之上进行了补充和创新，在医院内的区域中不仅涵盖了大部分的主要科室和部门，同时，将纪录片中故事发生的区域限制从医院扩展到家庭环境之中，增加了对于医生以及患者居住环境的呈现，让纪录片中的医患关系的呈现更加丰富，而不是不仅仅局限于医院之中。

2.1  病房，手术室：生命的希望

病房和手术室在医疗记录片中是最为常见，也是占据纪录片中画面最多的地点，手术室是医生拯救患者与疾病作战的主要战场；病房则是患者恢复和修养伤口的主要场所，病房和手术室对于医生和患者而言都代表着生命的希望。

辛月芳是一位肝癌的晚期患者，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病房中度过的，在十年抗癌的经历中，她一直都追随潘红英医生进行疾病的治疗，考虑到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压力，潘红英用功效一致的国产药物来代替进口药品，每当工作不忙的时候，潘主任就会到辛月芳的病床前与她唠唠家常，努力让患者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医生无微不至的救治与悉心的照料也让辛月芳将自己的生命完全托付给她。这种强烈的医患感情与充分的信任也是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一位老年患者从2米高的台子上面摔了下来被送进南京市鼓楼医院的急诊科救治，急诊科主任王军带领医护人员展开救治，救治的过程画面采用紧张急促的音乐，呼吸机等治疗仪器发出的声响清晰地映入耳中，将手术室内紧张且焦灼的抢救过程呈现给观众，王军医生在紧急开展抢救的过程中也没有忘记在手术室外急切等待的患者家属，抽时间在向患者家属解释病情和治疗情况，在挽救患者生命的同时，也给予了患者家属希望。

2.2  走廊，患者通道：情感的寄托

《中国医生》这部纪录片中对于患者的就诊情况大部分都是跟随式的全程记录，从患者进入医院的大门开始跟随记录，从伴随着警报声的救护车停在医院门口开始，伴随着快节奏的音乐和紧张的叙事氛围，患者躺在推车上，被家属推着穿过走廊和患者通道，飞奔向急救室。当急救室的门被关上，患者家属就好像是被一道阴阳之门挡住了去路，他们能做的就只有死死地守在急救室外的走廊和通道上，第一时间抓住门开时的生命信息。

杨柳灿是一名心脑血管病患者，由于这类疾病的病症本身的紧急性和突发性需要立即进行抢救，当主任医师耐心地与患者家属进行病情沟通之后，患者被即刻推进了手术室，画面镜头给到了在通道外焦急等待的患者，他们脸上焦急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手术室的门，当医生走出手术室的一瞬间所有的家属都围了上去抓着医生的手询问手术情况；何宇轩小朋友是一名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患者，在孙自敏医生的诊断下决定进行脐带血移植手术，由于隔离舱是一个完全无菌的环境，所以何宇轩的父母只能透过走廊外的玻璃对孩子的情况进行观察，看到满身插管的孩子，父母只能在走廊中期盼治愈的日子快一些到来。

当家属在门外焦急等待的时候，医生总是会在第一时间向患者说明疾病的状况，并且在治疗过程中会定时向家属汇报手术的进程情况，当患者家属将生命的希望寄托给医生时，医生也用最耐心的回应缓解着患者内心的痛苦。

2.3  出租屋：情感的延续

《中国医生》这部纪录片中，除了对医院内部的环境和场景的描绘和塑造，另外出现比较多的场景就是患者的家中。除了在医院内医生与患者之间救助与被救助的关系之外，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仅仅以治疗完成就作为结束，在完成对就诊和医疗过程的记录与追踪之后，还加入了医生对出院患者的追踪与回访的过程。

由于影片中大多数的患者都是从外地前来就医，且家庭条件大多都无法支撑巨额的医疗费用，所以大多都居住在出租屋内，多位医生在患者出院后再一次走进了患者生活的出租屋内，在使得纪录片本身更具真实性和纪实性的同时，也让医患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顺延。

河南省人民医院肾脏内科的护士长田素革定期会对腹透患者进行随访，在查看他们透析情况的同时，也能够更加了解患者的生活情况，患者刘新勇一家六口住在一间不足70平米的出租房里面，一家人仅仅依靠刘新勇每天早起给超市送货为生，田素革一进入家中，刘新勇的母亲立马抓住了她的手，对她一直以来尽心地照顾表示感谢，看着出租屋内刘新勇一家艰辛的生活状况，田素革也忍不住留下了泪水。医护人员和患者的感情在出租屋内得到了延续。

3  赋权型医患关系在“对话”模式中的呈现与表达

最早提出对话理论的俄国学者巴赫金认为：“人类情感的表达、理性的思考乃至任何一种形式的存在都必须以语言或者话语之间地不断沟通作为基础，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对话理论明确指出：话语在本质上是对话的，这也就是说话语或者语篇都不能被孤立地进行阅读和理解。任何对话都不是孤立地表达，说话者所表达地话语不可避免地与后面的回应保持关联。因此，对话是联系主体和客体之间沟通的桥梁，探究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对话也是必不可少的要素。

对于医疗关系而言，对话往往发生在医院等医疗场所，身为对话者的双方往往是医生和患者，同时也是医患关系发展的主体和客体。我们会发现日常的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对话主要包含三种对话形式：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对话、医生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医生与家人的对话包含和病人家属以及自己家人的对话，《中国医生》这部纪录片抓住了医生和患者之间对话的这一叙事方式来对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塑造与呈现。

3.1  与患者及其家属的对话：还原患者的主我身份

在医疗的过程中，当对话作为医生和患者的交流方式的时候，就必须要强化两个主体之间地位的平等。在传统的就诊过程中，患者由于医疗知识方面非专业化的特点，所以医护者以一种高权势话语定位占据了封闭式的对话讲述。在《中国医生》这部纪录片的医患沟通中，还原了患者主我的身份和地位，将二者放在平等的地位，推动了指导与合作新型医患交往方式的构建。

阮瑞霞是一名创伤护理师，在她的工作中，每天需要面对无数“糖足病”的患者，她在采访中也袒露出了自己的心声：我也很抵触流着脓并且散发着恶臭腐烂很严重的伤口，但是他们自己本身就会因为自己身体的缺陷感到苦恼，我不能再因为我自己对他们造成更深的伤害。所以她总是面带微笑和患者说这话，耐心满足着每一位患者的需求。

在讲述朱良付的故事时，导演以一段自白作为开头，一位患者的家属虽然自己很认可朱医生的医术，但这并不会消除朱医生没有救回自己亲人的仇恨。虽然听起来很残酷，但是当患者家属面对自己亲人离开的时候，他们总是需要找到一个能释放内心悲痛的途径，此刻的家属无法理解医生所讲的专业性的医学知识，便只能发泄在医生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