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收入对食品消费的影响

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居民收入水平与食品消费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研究表明，收入的提高通常会导致食品消费的多样化和质量的提升，且不同收入阶层对食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存在显著差异。一些研究指出，收入水平的变化不仅影响居民对传统食品的消费结构，还推动了有机食品、绿色食品等新兴消费趋势的兴起。此外，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在食品消费上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群体间对健康食品和高端食品的需求差异。因此，研究居民收入与食品消费之间的互动关系，既有助于理解消费趋势的变化，也能够在调整食品政策、促进食品产业健康发展方面提供理论依据。本文基于26个省份的调研数据，剖析了当前中国居民收入与食品消费之间的关系。本文创新点在于：第一，突破线性分析框架，通过二次项模型识别居民收入与主粮类食品与植物类食品的U型关系；第二，发现“收入-品质偏好”传导机制，进而解释高收入群体食品消费的符号价值转向。

1.研究设计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源于2024年针对中国居民食品消费行为的横断面调查。调查采用简单随机抽样原则，覆盖广东、浙江、辽宁、山东等26个省级行政单位，兼顾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陆省份，确保地理分布与经济梯度的均衡性。通过电子化问卷平台问卷星生成标准化调研工具，采用微信扫码填答方式完成数据采集，共发放问卷189份，剔除无效应答（如逻辑矛盾、关键变量缺失、极端异常值）后，最终获得有效样本168份，有效回收率为88.9%，满足社会科学研究对样本量的基础要求。

问卷内容紧密围绕研究目标设计，人口社会学特征模块涵盖受访者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关键控制变量；收入模块采集月均可支配收入，通过区间分组降低敏感性问题导致的测量偏误；食品消费模块按消费场景划分为肉类食品（牛肉、羊肉、禽肉等）、植物类食品（蔬菜和水果）、主粮类食品（大米和面粉）及奶制品食品四大类目。为提升数据可靠性，通过箱线图法识别消费额异常个案（如主粮类食品月消费量>10000元），结合受访者家庭人口规模进行合理性判断，剔除不符合常理的极端值样本，对存在部分缺失的问卷，采用列删法进行处理，确保最终分析数据的完整性。

1.2 模型构建

为分析居民收入对中国居民各类食品消费的影响，本研究借鉴现有研究，构建双对数模型，其中因变量包括肉类食品消费、植物类食品消费、主粮类食品消费、奶制品消费和食品消费总量。为减少离散性，本文在回归模型中使用消费量的对数，核心自变量也进行了对数转换。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

2.实证分析

2.1 样本描述性统计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因变量中，食品消费总量的月均值为1675.62元。具体来看，肉类食品消费量的均值为777.75元，植物类食品消费量的均值为320.59元，主粮类食品消费量的均值为194.02元，奶制品食品消费量的均值为209.31元。在核心自变量中，居民收入的均值为6148.81元，标准差为3423.05元，表明样本居民收入分布差异较大，这为研究居民收入对食品消费的影响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控制变量方面，受访者的年龄均值为38.04岁，最小值为20岁，最大值为60岁，覆盖了较广泛的年龄段，能够反映不同年龄水平对食品消费的潜在影响。教育程度的均值为3.49，表明大多数受访者具有中等及以上的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同住人数、性别及健康状况等变量进一步控制了可能的干扰因素，有助于对收入与食品消费之间关系进行更为准确的剖析。

2.2 基准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收入对食品消费总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正向影响，收入弹性为0.536，意味着居民月收入每提升1%，食品消费总额将增加0.536%，验证了收入增长对膳食多样化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得到，收入对植物类食品的影响也较为显著，收入弹性为0.446，其显著性和收入弹性值均高于肉类食品。这一差异揭示了中国居民消费偏好从“能量密度优先”向“营养均衡导向”的渐进式转变。这意味着中国居民已逐渐脱离了以主粮和肉类等能量较高食品为主的食品消费境况，逐渐由“吃得饱”阶段向“吃得好”和“吃得均衡”阶段转化。这一变化与黄季焜的研究结论一致，而且从主粮类食品的消费情况也可以得到进一步印证。共同居住人数对主粮类食品的消费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正向影响，说明中国居民的主粮类食品的消费摆脱了一般认为的“劣等品”范畴，确立其作为生活必需品的市场定位，且与家庭人口数量息息相关，这与中国家庭共餐制文化下主粮消费的刚性需求特征也高度契合。此外，奶制品食品的消费量与年龄之间呈现出了负向的显著关系，这并不是因为年龄越大对奶制品食品的需求越少，而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对于食品尤其是奶制品食品等营养品的消费欲望或需求愈发降低。

2.3 居民收入与食品消费的非线性关系

恩格尔定律表明，随着收入的增加，居民食品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会逐渐减少。然而，居民收入的增加对不同类别食品消费的具体影响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且并不总是线性关系。为此，本研究通过引入收入的二次项，构建回归模型，旨在探讨居民收入与食品消费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即可能存在的倒U型或U型关系。若一次项系数与二次项系数显著异号，则表明收入与该类食品消费量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或U型关系。

回归结果显示，收入的一次项对植物类食品和主粮类食品的消费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而收入的二次项对这两类食品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说明居民收入与植物类食品和主粮类食品的消费之间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体现为U型趋势。具体而言，随着收入的增长，这两类食品的消费量先减少后增加。

这一现象可以从消费升级和消费行为理论角度进行解释。在收入较低阶段，居民主要满足基本生存需求，较为便宜的同质化主粮类食品和植物类食品成为首选。当收入略有提升时，居民将新增收入用于购买更优质的高能量食物或满足其他非食品需求，导致对植物类和主粮类食品的消费减少。然而，随着收入进一步增加，主粮类食品和植物类食品的同质化属性降低，同时，高收入群体开始更加注重健康和膳食平衡，重新增加对高品质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的消费。例如，他们可能选择有机大米、全麦制品、藜麦、黑米等高端主粮，这些产品价格较高，但营养价值更丰富。另外，社会文化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高收入人群可能因为送礼文化、社交需求等原因，增加对高品质主粮和植物性食品的消费。

这一U型关系反映了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多样化和消费升级趋势。主粮类食品已逐渐脱离传统“劣等品”的范畴，品质和多样性更优的主粮类食品和植物类食品在高收入群体中重新获得青睐。从市场结构演变角度看，U型曲线的右半段上升趋势得益于供给侧创新对需求的激活作用。农业企业通过产品差异化策略（如小包装、功能宣称、溯源认证）成功实现主粮类食品与植物类食品的附加值提升，使该类目突破同质化竞争陷阱。这种“收入-品质偏好”的正反馈机制，实质上是消费端与供给端协同演化的结果，标志着食品市场从规模驱动向价值驱动的转型。

3.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3.1 主要结论

本研究基于中国26省份168份家庭食品消费调查问卷数据，通过双对数模型与非线性回归分析，系统揭示了居民收入水平对食品消费总量及结构的影响机制。比如，收入增长显著驱动食品消费升级，食品消费总量呈现显著收入弹性，印证了收入提升对膳食多样化的促进作用。其中植物类食品与主粮类食品的消费响应强度显著高于肉类，表明居民饮食结构正从能量密集型向营养均衡型转变。主粮类食品消费与同住人数显著正相关，凸显其作为家庭必需品的属性。奶制品消费则呈现显著年龄负向效应，这一发现为细分市场供给提供了实证依据。此外，本文进一步引入收入二次项的模型，结果显示植物类与主粮类食品消费存在U型曲线关系，即两类食品消费量随收入增长而下降，超过一定阈值后，消费量因品质升级需求回升。具体表现为高收入群体增加对有机主粮、全谷物等高附加值主粮类食品及高附加值植物类食品的消费，其驱动因素包括健康意识提升、社交场景扩展及礼品市场需求。

3.2 政策启示

基于食品消费升级的阶段性特征与结构演变规律，建议从以下三方面完善政策设计：

一是建立差异化的食品消费促进机制。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实行不同的食品消费刺激政策。例如，对于低收入群体，需完善主粮价格补贴的动态调整机制，在保障基础供给的同时，试点推行“营养强化主粮”定向补贴，如铁锌强化大米、全麦面粉等。而对于中高收入群体，需通过税收优惠引导企业开发功能性植物基食品、小包装优质主粮产品，满足品质化、便捷化消费需求。

二是构建食品质量分级体系与认证标准。制定主粮类与植物类食品的感官指标、营养标签分级标准，规范“绿色”“有机”标识使用场景，打击概念炒作行为，建立区域性食品消费监测平台，定期发布不同收入阶层的膳食结构变化报告，为产业政策调整提供科学数据支撑。

三是强化营养教育与市场协同治理。将膳食营养知识纳入社区健康教育体系，重点普及全谷物摄入、植物蛋白替代等科学理念，纠正“主粮致肥”“植物类食品营养不足”等认知偏差。加强跨部门协作，严查以“高端养生”为噱头的虚假宣传，重点监管电商平台网红食品的标签合规性，维护健康消费市场秩序。

基金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内蒙古建设量大质优的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研究”（KFSM-NYSK0101）。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内蒙古优化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研究”（2024EY46）。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新质生产力赋能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路径研究”（2024NDA175）。

作者简介

盖云昊（1999-），男，汉族，山东临沂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

*通信作者

侯国庆（1981-），男，汉族，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