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碳酸锂的前世今生
作者: 王红丽在精神科,锂盐常被用于治疗双相情感障碍,科学研究却发现只有约三分之一患者对其反应较好。因其治疗剂量与中毒剂量接近、疗效个体差异性大等多方面的因素,锂盐的使用非常受限。
然而,在2018年3月发布的《加拿大焦虑与心境障碍治疗网络/国际双相障碍学会双相障碍管理指南》中,依然将锂盐作为治疗急性躁狂发作和预防双相情感障碍复发的一线推荐。同样,《中国双相障碍治疗指南》中双相躁狂急性期治疗规范化程序也将碳酸锂作为首选药物。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碳酸锂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化合物。
锂元素的发现
锂的英文名lithium,即来源于希腊语lithos(意为石头),表明该元素是在矿物中被发现的。锂的发现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1800年,巴西化学家首先发现了透锂长石。并且发现这种矿石在火上会产生明亮的深红色火焰。随后,瑞典化学家在1817年分析该透锂长石时发现了锂元素。遗憾的是,他们均未能从锂盐中分离出锂。直到1821年,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和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员使用化学家戴维发明的电解法来电解氧化锂才获得了微量的金属锂,并进一步推测了氧化锂中含有55%的金属元素,估算了锂的相对原子质量约为9.8。
锂盐最初的用途
据报道,美国亚利桑纳州的印第安人,由于饮水中含锂量高,胃和十二指肠疾病的发病率也明显低于其他地区。而且欧洲国家利用含锂高的矿泉水治疗肾结石、风湿病、痛风等疾病已有悠久的历史。由此可见,锂盐具有良好的医疗保健性能。
1843年,有学者提出碳酸锂可以治疗尿路结石,而另一学者在1859年首次描述了其用于痛风及相关脑部疾病的治疗。这促进了锂盐的广泛应用,多种含锂产品用于控制肾结石及所谓的“尿酸体质”。直至1894年,锂盐才被用于周期性抑郁症的治疗。随后,锂盐被添加到饮品中(如锂化柠檬酸苏打),并被提倡作为高血压和心脏病患者低钠饮食的食盐替代品,以降低钠离子的摄入量。然而,因其毒性作用于1949年退出美国市场。
锂盐在精神科的发展史
锂盐与精神科的渊源可能要追溯到1870年。美国费城神经科医师建议将溴化锂作为抗惊厥药及助眠药,并治疗“一般性的紧张不安”。
1871年,纽约医学院教授首次推荐使用锂盐治疗躁狂,大约同时期的丹麦精神科医师也开始使用锂盐预防内源性抑郁。但这些早期工作很快被遗忘,毕竟锂盐当时主要用于治疗痛风。
1949年,澳洲医生认为尿酸与躁郁症的形成有关,不过由于尿酸在水中的溶解度很低,而尿酸锂是最易溶于水的尿酸盐,于是选用尿酸锂来进行实验。结果发现,经尿酸锂处理的动物变得十分安静和温驯,攻击行为明显得到控制,推测锂盐具有“镇静作用”。在经自身安全性试验后,该医生通过锂成功治疗了10例躁狂症患者,并于1949年发表了《锂治疗精神运动兴奋》一文,从此将锂正式引入精神科临床。
其后锂还被用于治疗抑郁症及精神分裂症,但均未取得实质性效果,从而得出以下结论:锂可用于特异性治疗躁狂发作及预防其复发,但无镇静、低血压及其他神经系统副作用。时过50年,这些认识仍是正确的。
1957年,有学者提出了有效血锂浓度及血锂监测的重要性。1958年,光度计的问世使得精准测定血锂水平成为可能,也促使锂盐进一步应用于精神科临床。
1965年起锂盐在欧洲被广泛应用,1970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锂盐上市,我国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利用碳酸锂治疗躁狂症。至此,锂盐已被广泛应用于精神疾病的治疗。
锂盐在精神科的现状及前景
作为最早的心境稳定剂,锂盐至今仍为一线治疗选择。治疗双相情感障碍时,锂盐对躁狂发作的疗效和预防作用较好,且可降低双相情感障碍Ⅰ型、Ⅱ型及抑郁障碍的自杀风险。锂盐对躁狂症的疗效虽早已得到证实,但预防双相情感障碍复发的作用却未达成共识。
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锂预防复发的概念仍然在精神病学领域备受争议,甚至包括《柳叶刀》杂志。人们的观点各不相同,分别认为锂是万能药、安慰剂或毒药。随着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纵向研究方法的发展,锂的临床应用更为广泛,对其预防复发的质疑才逐渐减少。
在副作用方面,碳酸锂对甲状腺、胃肠道、肾脏和中枢神经系统有损害。急性锂中毒可出现精神神经和肌肉症状,包括情感淡漠、反应迟钝、震颤、强直和共济失调,并可能发生意识障碍和昏迷。锂中毒的治疗,除一般对症和支持疗法以外,可能还需要腹膜和血液透析疗法,还可利用锂和钠有相互拮抗作用,用补充钠来置换组织中过多的锂,达到治疗目的。
通常,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均与剂量相关,需定期监测血锂浓度、肾功能及甲状腺功能等。由于锂可以通过胎盘和血脑屏障,应当禁止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服用锂制剂,以防止锂的致畸作用。
此外,由于患者对锂盐的应答不同,这就需要一种预测因子可以早期识别可能有效的人群,从而避免长期滴定,并且针对性地运用于潜在受益患者。遗憾的是,尽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单个临床指标或生物标志物由于其特异性、敏感性及预测能力较低而难以指导临床实践。因此,结合临床指标和生物标志物的多模式综合科学方法可能是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