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以色列袭击后，伊朗何去何从？

当地时间6月17日，以色列军方在社交媒体上说，已打死伊朗最高军事指挥官阿里·沙德马尼。截至当天，以色列对伊朗各地的多轮空袭，已“重创”伊朗纳坦兹的关键铀浓缩设施。据伊朗官方媒体陆续确认的信息，至少17名伊朗军方现任高级指挥官和6名核科学家在以军的连日袭击中身亡，其中包括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萨拉米。

四天前的13日凌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区东北部传出巨大爆炸声。以色列对伊朗关键核设施、军事设施、导弹基地及指挥中枢的大规模袭击，就此开始。本次行动代号为“狮子的力量”。

这是以色列、伊朗在2024年进行两轮直接军事对抗之后，在2025年爆发的第一次直接军事冲突，也是今年4月美国、伊朗重启伊核协议谈判后，伊朗第一次遭到以色列袭击。然而，本次对抗的烈度、持续时间，都远超双方此前的冲突。

从13日晚些时候到17日，伊朗也对以色列进行了9轮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反击，造成以色列境内数百人伤亡，但未见摧毁重要军事设施。此外，虽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已掌握美军支持以色列袭击伊朗的证据，但截至17日，伊朗尚未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起袭击。

伊朗在本轮对抗中到底遭受了多大的损失？伊朗的报复行动是否仅止于对以色列的远程打击？《中国新闻周刊》就此采访了两位持不同立场的伊朗学者，分别是伊朗知名的改革派国际关系学者、德黑兰战略研究所（RISS）高级研究员贾法尔·哈格帕纳，以及宗教与教派大学伊斯兰国家研究学院副院长赛义德·阿里·巴塞博士。

“伊朗失去了一些非常杰出的指挥官”

《中国新闻周刊》：自6月13日开始的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伊朗有多位军队高级指挥官和核科学家身亡。这对伊朗的军事指挥体系造成了多大影响？

哈格帕纳：不可否认，伊朗失去了一些非常杰出的指挥官。我特别想提及拉希德将军（伊朗武装部队中央司令部司令）和巴盖里将军（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两人都声名显赫，受到伊朗社会的尊敬和士兵的拥护。他们接受了良好教育，并在两伊战争中积累了丰富实战经验，从基层逐步晋升为指挥官，充分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以色列之所以针对他们，也是因为了解他们的能力、地位和声望。

不过，这并非伊朗第一次在面对外国军事威胁时失去重要指挥官。1981年9月，两伊战争爆发之初，包括国防部长、陆军参谋长、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等在内的一批伊朗高级将领，在德黑兰附近的一次飞机失事中殉职。但仅两个月后，伊朗军队就成功解放了被伊拉克占领的重要城市霍拉姆沙赫尔。这意味着，前述意外事件，并未对伊朗的军事指挥体系造成太大冲击。

这和伊朗面临的现实处境相关。自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一直深陷安全危机，面临军事威胁。因此，伊朗的高级军事指挥官都是在一次次危机中逐渐成长，能够迅速接替更高的职位。2020年，就在美军暗杀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将军的当天，他的继任者就走马上任。这一次，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程序，牺牲高级将领的继任者在当天就得到确认。

《中国新闻周刊》：站在伊朗的角度，你如何评价以色列的战术？以色列国防军在此时发动攻击，仅是为了阻挠伊朗和美国的核谈判进程吗？

巴塞：诚然，这次袭击有一些近的背景，比如伊朗和美国在阿曼的核谈判没有明确的进展。不过，突然袭击是以色列惯用的战争手段。例如，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埃及的空军部队在起飞之前飞机就被以色列军队击毁在跑道上。

我认为，这次袭击主要还是和加沙战事的僵局有关。从任何战争理论看，以色列都在输掉在加沙的战争，因为进攻只有在短促、迅速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战果。当战争拖延下去，迟迟没有结果，不论加沙人民的损失多么惨重，站在以色列军方的角度看，这都意味着失败，意味着这支自诩“最先进”的军队必须改变战术策略，重新赢得尊重。

以色列显然想到了复制在六日战争和以往历次战争中的制胜法宝：对他们的“敌人”实施出其不意的打击。他们希望以此重新赢得声望，并在媒体舆论战争中重新占据上风。但这一切并不会让他们脱离加沙的泥潭。

《中国新闻周刊》：袭击对伊朗社会有何冲击？

哈格帕纳：拉希德将军、巴盖里将军这样的指挥官在伊朗人民中享有盛誉，特别是他们长期在军中任职，从未卷入派系斗争，也不插手让一些人声名狼藉的经济事务。正因为如此，他们在殉职后被普遍称为“为捍卫伊朗利益而战的将军”。同样，遇害的核科学家是知名的大学教授。他们也从未卷入政治事务中。

所以，这些人员损失，让伊朗民众和军队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据我的实地观察，伊朗的社会凝聚力在遭受袭击后有所增强，社会普遍表现出对武装反抗以色列的支持。这一点非常重要，伊朗军方意识到，他们下一步采取的行动，在国内能得到普遍支持。

“反击不应局限于军事角度”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和2024年的两次“真实承诺”行动相似。这次行动的代号是“真实承诺-3”。这是否意味着，伊朗的报复行动，强度仅止于此？

巴塞：三次“真实承诺”行动的目的有所不同，“真实承诺-1”是一种实力展示，“真实承诺-2”是一种预防性行动，主要是为了体现出伊朗对地区的战略威慑力。这一次，伊朗既需要重塑自己的威慑能力，也需要采取进攻性的回应，最好是在短时间内对犹太复国主义军队（以色列国防军）造成重大打击。我认为，这应当包括对以色列军队指挥官、核科学家和战争领导者的打击。

但我想指出的是，目前世界上有两种战争模式。一种是没有道德的战争，比如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从不遵守国际法和人道法原则，无差别地对平民目标进行攻击。另一种是有道德的战争，是遵守国际法和战争规则的行动。“真实承诺-3”的强度应当比去年的两次攻击更高，但行动依然需要限制在道德的范围内。

哈格帕纳：我认为，伊朗的回应需要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威慑力。这需要多种作战模式的配合。首先，两年来，伊朗一直在发展电子战技术，现在是进行此类攻击的时候了。其次，非对称作战在伊朗的国防理论中占有特殊地位，伊朗为此积累了数十年的经验。如何将非对称作战手段用在以色列身上，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此外，各抵抗组织现在被认为相对衰落，但它们依然具备对以色列发起突然袭击的能力，这可以在后续得到使用，将对以色列造成更实质的打击。

伊朗的反击不应局限于军事角度。以色列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伊朗在外交舞台上的活动。欧洲国家依然秉承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但他们其实清楚地知道，认可这种跨境侵略行为，意味着他们所主张的国际法原则不再得到尊重。在这方面，伊朗应当采取充分的外交行动，以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伊朗尚未攻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这是否意味着，伊朗将会在反击时回避美国因素？伊朗是否仍可能重复和美国政府的核谈判？

巴塞：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与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两件事。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是美国在对伊谈判中奉行的最大施压政策的延续。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特朗普正在利用这一点为自己赢得胜利，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其实也在帮助特朗普实现其目标。因此，目前来说，既然我们的敌人已经完全准备好从军事的角度看待这场博弈，重返谈判对伊朗就毫无意义。

哈格帕纳：伊朗的反击，受制于伊朗决策体系内部的不同观点。一些人认为应当防止危机升级，反击手段不应与伊美核谈判问题挂钩。也有一些人认为，外交、谈判手段的无效已显而易见，伊朗应转向使用强硬手段，必须先消灭以色列“侵略伊朗”的企图，被动和沉默只会换来以色列未来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攻击。

但是，还有第三种视角，我认为这种视角更加务实，即根据伊朗和以色列双方的能力与局限性，来定义现阶段需要使用何种反击手段。伊朗正在积极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平台伸张正义，这表明伊朗仍然在观察国际社会接下来会对以色列严重侵犯他国主权的行为做出何种回应，如果主要国家事实上行动无力，再考虑与伊朗打击能力相符的更高层次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