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窒息婚姻:那迟到20年的疼痛与觉醒
作者: 苏叶2025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六,董承芸拖着旅行包,自北向南逃离家乡,去找生计。凌晨五点刚过,大巴车从小镇车站缓缓驶出,看到手机屏幕闪烁,是前夫老邓打来的,她一下子心慌起来。
这不是她第一次逃离老邓,却是最决绝的一次。以下是她的自述。
打死家蛇,成了这个家的罪人
我叫董承芸,一个困在婚姻语言暴力中数十年的失败者。第一次被老邓骂,是我怀大女儿六个多月时。
1990年初夏,雨水充沛,那天饭后,我在屋里午睡,迷迷糊糊间,看见床边不远处的地上,似乎有一坨什么东西在蠕动。我揉揉眼睛,终于看清,那是一条盘了好几圈的蛇,蛇头微微昂起,吐着信子。我被吓得魂飞魄散,想叫人,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情急之下,我顺手拿起床头一柄鱼叉丢过去。
看见蛇不动了,我才哇啦一声哭出来,一边哭一边喊老邓。谁知老邓冲进来后,第一反应竟不是安慰被吓坏的我,而是对我破口大骂。“这是家蛇,把它打死了,我们家以后要倒霉的,你知不知道……”一连串的责怪与谩骂之后,老邓依然顾不上管我,而是把蛇铲出去妥善埋了。
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涌了出来,我哭着说要回娘家,老邓吓得把公婆叫来劝,又把我爸妈接过来。四位老人一人一句,一边给我分析打死家蛇的后果,一边骂上老邓两句,加上老邓含含糊糊的道歉,这事儿就稀里糊涂地过去了。
后来我常常回头想,是不是这第一次的含糊,就已经给我此后在婚姻中经受的长达数十年的语言暴力埋下了最深的基石。
后来,我生下女儿悦悦。初为人母的喜悦,却没能盖过重男轻女的公婆甩来的脸色。一整个月子,公婆唉声叹气。只要感受到自己爹妈的气不顺,老邓便心领神会地到我面前来唠叨。他会一边给女儿洗尿布,一边骂我不争气;他会端着熬好的鲫鱼汤喂我,再反问我,生不出儿子,还好吃好喝地受着,亏不亏心;他会把好几个新的包被献宝似的堆到我面前,又长长叹口气,说一个丫头片子,白瞎用这又新又好看的东西。
坐完月子后,公婆回了自己家,我和老邓的小家,就成了我们三口人的小战场。老邓没什么恶习,平时晚上收工了,会在晚饭时喝点小酒,或是偶尔和邻居打打小牌。
每次喝完酒,似乎都能触动老邓那根挑事儿的神经。几杯酒下肚,老邓就变得无比絮叨,总爱把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翻出来念叨,最常被他挂在嘴上说的,除了我生的是女儿,就是当年打死家蛇那件事。
生下女儿后的那两年,老邓的木匠手艺突然不太吃香了,活计一少,老邓便会借着酒劲往我脑袋上扣锅:“要不是你个丧门星打死那条蛇,我们家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你看看让你给闹的,天菩萨想保佑都找不准道儿!”老邓念一次,我的自卑就深一分。
日子久了,我自己也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就因为那条蛇的缘故,弄得我在这个家里,永远都是矮人一等的罪人。自卑化作自我禁锢的动力,我主动将自己变成“超生游击队”中的一员,铆足了劲儿要生下男孩儿。我想,祛除老邓的心魔,也许就能根治他的碎嘴和言语羞辱,也才能保我后半生活得松快一些。
女儿四岁那年的腊月,我生下儿子。手术室里,医生提溜着孩子给我看,在我耳边大声说儿子的时候,我的眼泪止不住流。我已经记不起,那泪是为着新生命的喜悦,还是为自己后半生不必活在口水里而庆幸。
儿子的到来,真的给了我一段好时光。可好景不长,自从儿子进了幼儿园开始,老邓那被封印的爱找碴挑事儿的神经,又突然搭上了脉,此后多年岁月,再不曾隐匿过踪迹。
最开始是为捉襟见肘的生计——那时义务教育还没能全面普及,所以每逢一年两次的开学季,学费问题都能勾出老邓心头的怒。依然是老话重提,当年家蛇事件里,被我破掉的福气一去千里,如今眼下家里的一切困境,皆自那时起。
后来老邓不满足于给我扣这一项罪名,他开始试图将他生活中的不顺心,都与我扯上联系。从抱怨,到谩骂,到摔东西砸家具,再到绝水绝食,只为迫使我先低头。老邓负气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这个家,也越来越让我透不过气。
女儿9岁时,受不了老邓的絮叨和无理责备,我们大吵一架,老邓将衣柜里我的衣服全部堆到一起,扔一根火柴过去,烧了个干干净净。
那次我发誓不和他过了,可第二天老邓拖着两个孩子,哭哭啼啼来娘家接我。街坊邻居来劝和,说老邓就是狗脾气,心还是好的,于是我的反抗出师未捷。
道德绑架,语言暴力离婚不离家
女儿念高一那年,实在忍不了语言羞辱和逢年过节时家里比闹铃还有准头的吵闹,我硬是拼着净身出户、以死相逼让老邓和我去办了离婚证。
可当我揣着离婚证回家收拾东西打算搬出去住时,老邓将正在学校里读书的一双儿女接了回来。看着孩子们跪在我面前,泪眼婆娑地求我别走,我又心软了。
后来很多年,我和老邓过着离婚不离家的日子。知道我们离婚的,只有很亲近的几家亲友。那几年里,我被灌了满耳朵的劝。
人人都来跟我说:“闺女眼瞅着大了,没几年就要说婆家,你说这单亲家庭,让孩子到人家里怎么站得住脚?没个靠谱的娘家撑着,闺女受欺负怎么办?”说完女儿,他们又接着说儿子:“现在女孩子都难哄着呢,没个婆婆帮衬,哪有姑娘愿意傻乎乎嫁过来受罪?你不能让儿子打光棍儿啊!”
见我慢慢动摇,他们又拿“刀子嘴豆腐心”的俗语说事儿:“老邓脾气坏了点,嘴巴毒了点,但他心肠不差呀。他不拈花惹草,也没弹过你一根手指头,这种男人,想想还可以的啦。”于是,在拿了离婚证之后,我仍被孩子和老邓的人设所裹挟,继续忍受着语言暴力和精神虐待,一年又一年,不得自由。
我默默在心里给了自己一个期限,说等女儿和儿子都成了家,就一定要离开老邓,头也不回。
2023年开春,女儿生下小外孙。2023年5月,儿媳妇进了家门。儿子结婚那晚,送完亲友,我躲在卫生间里无声哭了一场。三天后,我坐上了去苏州的大巴。
早在儿子定下结婚的日子时,我就已经开始为以后做打算。我悄悄联系了出嫁前关系好的小姐妹,搭了条线让我出门打工做家政。在苏州的那几个月,我一边上户,一边通过家政公司牵线,考取了营养师资格证和月嫂证,工资也从最初的三千多,一步步涨到六千多。
在我离家半年后,老邓终于学会了和我好好说话,也学会了走出家门。
那年11月,老邓也来了苏州,先是在园区一家单位做保安,然后他又掏出积蓄,盘下了那家单位食堂的两个窗口。
那是我觉得多年来最安逸的一段日子——我和老邓同在苏州,但很少见面,有事都是手机联系。一般来说,都是老邓给我絮叨他如今的生活,平淡如水,也积极向上。
2024年6月中旬,我接到老邓单位打来的电话,说他突发急病进了医院。各项检查之后,老邓被确诊为心衰。原来,在我和老邓很少碰面的那些日子里,他喝酒的爱好转变成了酗酒的毛病。
后来,老邓被辗转送到上海瑞金医院。看着他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模样,我心一软,以家属身份上了转运救护车,一起去了上海。
不想儿子因为老邓的事情频繁请假,我主动承担起了照顾老邓的任务。那些天,老邓掏心挖肺地跟我说了好多个对不起。示弱的老邓好像成了这世上最可怜的人,他开始变得做什么都小心翼翼。住院那阵子,他不止一次说以后一定对我好,求我千万不能这时候丢下他。
也是老邓运气好,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就等来了相匹配的心源。移植结束后,老邓听人说了我回老家挨家挨户“借钱救夫”的事,他眼圈儿都红了,说这辈子都报不了我的救命之恩。
那段时光真好啊,老邓会服软,会好好说话,知道感恩,也明事理。10月底,各项检查稳定后,医生准许出院,我决定带老邓回老家休养。
直到现在我都想不通,老家这地方是不是有点什么磁场不对劲,以至于老邓一靠近就变了。回老家还不到半个月,老邓就慢慢变回了从前的样子。
医生交代饮食清淡,可他硬是嫌我做的饭菜口味淡,一个不如意就摔碟子砸碗,说我舍不得给他吃好的;医生要求戒烟戒酒,可他偷偷摸摸地要喝两口,被我发现了,他梗着脖子说我剥夺他的爱好……渐渐地,我又变成了个哑巴。
我也想过顶回去,可他大病初愈,身体里的那颗心脏,还是我挨门挨户乞讨来的,我舍不得那钱打了水漂,于是我咬牙一直忍。就这样,日子好像不知不觉又回到了从前的状态。
一朝清醒,逃离被束缚的那个家
好不容易盼着,到了腊月二十,儿子打来电话,说定下了回来过年的时间,我觉得有了些希望,开始满心欢喜地张罗年菜。小年夜那天,我忙着到处买菜备菜,一时忘了老邓吃药的事情。
老家医院没有他吃的那种抗排异药,我托人从上海往回带,那一次忘了提前托人买药。
回到家后,我倒了杯温水上楼,走进房间才看见,老邓把衣服全都剪成了条状,床头柜倒在地上,里头是他的病历本和检查单,都被他绞成了碎片。
见我进门,他抄起纸巾盒就扔过来:“你这个丧门星!老子要让你害死了!你是不是故意停药想让我死啊?”我解释说儿子要回来了,我张罗年菜,一下给忘了。
老邓的污言秽语潮水一般涌过来:“年菜年菜,你等着吃命啊!我吃药重要还是你们吃饭重要?哪头轻哪头重,你都分不清吗?老子这辈子都是被你克的,生这么大个病,就是你不让我顺心!”
老邓的嘴开开合合,输出无数字眼,是侮辱,是谩骂,也是精神控制。我看着他狰狞的五官和满室的凌乱,突然像被抽走了全身力气。
后来,我让人加急送了药,老邓吃了药,还吃了我给他做的饭菜,像往常一样吃饱喝足了就背着手出门遛弯,可那一天,他的嘴巴没闲过,只要进家门,口水就搁我身上洒。
和从前一样,积年的烂事拖出来晒太阳,死蛇这个坎永远过不去,而我,也在他的谩骂中重新硬起了心肠。我联系了在上海住院时认识的一个护工大姐,问她过年这段时间有没有活儿干,她说大家都赶着回家过年,医院里正愁找不到人呢。于是我决定离家,毫无留恋。
这次出逃,我没有事先告诉老邓,在大巴车发车前,我给他发了条信息,告诉他,我不在家过年了,我也不和他是一家人了。
大巴车一路向南,到达上海已经是中午。下车后开机,我看到很多个来电提醒,老邓的,儿女的,我无视了老邓的来电,分别给儿子和女儿回了电话。
不等孩子开口,我先说了这么多年婚姻和家庭生活给我的苦痛感受,最后我告诉他们,我早就已经和老邓离婚了。儿子说:“妈,我就是想确认一下你在哪儿,是不是安全。等下我给你转点钱,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女儿说:“这年头,离婚的人一抓一大把,没关系。”我在上海的街头,握着手机和两个孩子掏心窝子,心头的乌云一点一点消散。
往日热闹的上海,到了年根儿底下,反倒冷清起来,医院更甚。凭借之前做保姆时服侍老人和在医院照顾老邓那几个月的经验,我顺利通过了医院的考核。
1月28日晚上,老邓给我打来电话。除夕夜,我也不想给他南墙撞,就按了接听键。喝了酒的老邓没个人样,在电话那头啰唆个没完,说我心狠,丢下他这个病人在家。不过七八分钟的通话时间,老邓接连说了好几句脏话。
电话挂断后,有病人八卦,问我过年不回家,是不是因为让男人逼的。我笑笑不说话,有个我照护的女病人开了口:“大姐,你是聪明人,我要是早跟你一样想得开,我也不会得这熬人的病。”那天晚上我们说说笑笑的,好几个人都感慨,说和陌生人一起过春节都比在家里强。
原来这世上,如我一般在婚姻里被语言暴力逼到生不如死的女人,比比皆是。新年里,我每天都和儿子闺女通电话,孩子们只一个劲叮嘱我照顾好自己,家里交给他们就行。那一刻,我觉得我的人生又看见了希望,至少,我逃了出来。
正月十四,我回了趟老家办了件大事——我在家里张罗了三桌饭,请了关系好的亲友,一来补上春节时的相聚,二来我大大方方向大家宣布了我和老邓早已离婚的事情。
我被困在他的语言暴力和羞辱里三十多年,麻木过,自我怀疑过,浑浑噩噩地得过且过,可如今,我一朝清醒。人生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来,只要自己千万别放弃自己。
编辑/徐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