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刀与刺刀

方冰（1914-1997），原名张世方，安徽淮南人。1938年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赴晋察冀根据地，加入田间等人创办的“战地社”，负责《诗建设》周刊编辑及美工。1945年创作长篇叙事诗《柴堡》（1948年由光华书店出版）。195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6年调至中国作协沈阳分会从事专职创作，出版诗集《战斗的乡村》（1956）、《飞》（1962）、《大海的心》（1985）。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大连市文化局局长、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在20世纪中国诗歌史上，晋察冀诗群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它记录着中共领导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的硝烟烽火，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诗人与战士的双重身份拓展了诗歌的创作经验和审美趣味，被学界誉为“最有资格以地域命名的诗派”［1］。在论及晋察冀诗群的诗歌创作时，现有研究多聚焦于该诗群的爱国情怀、民族救亡等群体风格。1959年，在给晋察冀的老战友们编选诗集时，魏巍指出了晋察冀诗歌的另一重面貌。在序言中，他首先总结了晋察冀诗歌的共同特色——“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战斗风采”［2］，旋即又指出应当关注这些晋察冀诗人身上各自迥异的风格，例如田间的诗是“热情铸成的一把钢剑”，邵子南的诗“极力追求自然”，徐明的诗透露着“纯洁战士的真挚”，陈辉的诗流淌着“孩子式的纯真”［3］……晋察冀诗歌刊物《诗建设》的编辑方冰晚年也回忆道“史轮、陈辉、任霄”的诗风“各有特色”［4］。

晋察冀诗群绝非主题与风格的单一复现，而是以独特的个体视角观察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大小事件，并结合自身的审美经验进行诗歌创作。将这些诗人们的个体书写拼贴在一起，方才共同绘出晋察冀诗歌群体的精神风貌与艺术特征。强调对诗人个性化特征的挖掘，不仅是对晋察冀诗歌内涵空间的拓展，也帮助我们重返历史现场，深度还原和理解晋察冀诗人们的创作经历。本文以晋察冀的一位诗人——方冰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在晋察冀地区的诗歌创作，解读其带有个人特色的晋察冀书写。

在《晋察冀诗抄》的序言中，魏巍将晋察冀诗歌总体概括为“动人的人民战争的风俗画”，而把方冰比作“线条明朗、色彩引人的画家”［5］。方冰虽然不是职业画家，但他不仅负责《诗建设》刊物的编辑排版，还制作钢板画为之配图，受到了当时晋察冀诗人们的普遍称赞——“钢板刻得好”“印得很精美”［6］。那么，手握“刻刀”的方冰，其身上的某种“画家气质”是如何影响其诗歌创作的呢？本文且从老战友魏巍的两点评价——“色彩引人”“线条明朗”着笔。

较之其他晋察冀的诗人，方冰的诗歌明显偏爱使用颜色词，“绿色的草原”“白色的河滩”“黑影”“红灯”等意象在诗歌中构成独特的视觉符号系统。色彩词语的使用不只是对自然景观的简单复制，实则隐含着诗人的情绪、感知、审美等丰富内涵。方冰诗歌中的颜色通常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它们体现着诗人自身的思维逻辑、审美趣味，与某种意象形成潜在的意义联结。例如，“红色”富有牺牲精神与战斗热情，“鲜红的血滴”予以诗人“战斗的力”［7］，“鲜红的血迹”燃起战士们心中的“复仇情绪”［8］；再如，“青绿”蕴含希望与生命力，诗人将自己年轻的生命比作“绿色的草原”［9］，被压迫一生的老农眼中，晋察冀根据地的天空是“那么青”［10］。

方冰等晋察冀诗人继承了闻一多早年所倡导的诗歌“三美”说，不过其中对“绘画美”的继承并非闻一多原来所指的辞藻色彩，而是“包含色彩在内的画面感”［11］。除了对色彩的精准把握，方冰还十分擅长使用色调对比与互补的手法来丰富诗歌的“画面感”。《担架》中“白色的河滩上，晃动着几条巨大的黑影”，“黑”与“白”的视觉冲击立马营造出宁静生活被打破的紧张氛围；其代表作《红灯》《拿火的人》中反复使用了“黑”与“红”的对比结构。《红灯》里描写了黑夜中封锁墙前闪烁的“一盏红灯”，暗示敌占区忍耐痛苦的同胞们期待收复的迫切心情；《拿火的人》中热心村民举着火把为战士们照亮前行的道路，红色的火不仅体现诗人对军民一心的赞美，更流露着人民对走出战争黑暗的向往。除了利用色调对比外，方冰也时常用色调互补来营造视觉美感。在表达自我的诗歌《我底生命》中，诗人将自己的生命比作“腾起了无边光辉的绿色的草原”［12］，蕴含生命力的绿色与太阳的光辉形成色调互补，强而有力地展现着诗人蓬勃的生命激情。色调的对比与互补所营造出的画面感，不仅更好地满足诗歌的视觉体验，“黑”与“红”的对比、“绿色”与“光辉”的互补，实际上更隐藏着作者向读者传达的个人情绪和社会情感。

相较于易懂的“色彩引人”，魏巍的另一条评价“线条明朗”就稍显隐晦。所谓“线条明朗”单纯指的是技法层面吗？线条是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视觉现象，也是艺术创作中最基础的语言，线条的使用往往反映创作者从“摄取形象”到“建构物象”的内在思维逻辑，也反映着创作者对外在世界的态度与方法［13］。换言之，诗歌中的“线条”不仅反映出客观物象进入诗歌文本的创作路径，也反映出诗人的审美趣味和艺术品质。

那么，晋察冀根据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是如何进入方冰的诗歌文本的呢？方冰的诗歌通常是源于抓取一个人物乃至一个极小的意象。其诗歌《担架》［14］从河滩旁一副白色担架着笔，描绘了四个妇女抬着担架过河的场景；《血滴》［15］记录自己看见山道岩石上一颗鲜红的血滴，由此联想到了战士牺牲与革命热情……从意象出发的创作方式，在方冰晚年对创作经验的总结中也得到印证：“有时候只是忽然一个意象闪现在脑子里，怕它跑了，立即把它抓住记录下来，并力求把它的美表现出来。”［16］可以说，方冰身上有着画家般观察世界的敏锐洞察力，总能从日常生活细微之处挖掘出耐人寻味的意象。意象从“脑海闪现”到进入诗歌文本，依赖于诗人良好的创作技法。

由于在晋察冀地区描写对象主要是战士，为了凸显其身上的战斗品质，方冰通常运用简洁有力的动作描写，勾勒出充满力量感和立体感的战士形象，如同刻钢板画一样明朗有力。《不屈者》中反复描写了被捕同志的“站立”动作，无论是敌人“把鞭子往地上一掷，指着旁边的夹棍”的严刑逼供，还是“好招待”“金钱、地位”的诱惑，被捕同志始终站在那里，“那么稳，像一架山”［17］，始终如一的站立动作很好地凸显出战士坚定的革命信仰；《人民的葬礼》中记录了不为敌人带路而牺牲的老农，方冰用“两把明晃晃的刺刀，抵住他的前/后心”［18］刻画出敌人的残忍和咄咄逼人，而老农则还之以“低下了头”这个简单动作，暗示其内心不为所动的决绝；《屈死者》以“脸向下，嘴啃着地，十个手指都抓秃了”［19］的动作描写，描写出阵亡于内战中的同胞的悲惨情景……中国传统画论中有“疏密二体”［20］的经典论断，所谓“疏体”即“笔才一二，像已应焉……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方冰以“一二笔”勾勒出具有典型特征的动作，有效地表现人物的战斗品质，但正如其在对长诗《柴堡》的反思中所说的“有些地方写得嫩，人物刻画得不够好”［21］，过度依赖典型动作的描写不免让人物刻画陷入了简单化、刻板化的缺陷，比如《不屈者》和《柴堡》中对于被捕同志誓不屈服的描写颇显同质化，难以表现个体的独特性。但面对这群“时代的鼓手”［22］，我们不应站在艺术性的制高点上予以过分苛责，而应当理解其诗歌背后蕴含的深沉的创作动机。

方冰与田间、史轮、陈辉等晋察冀诗人一样，是诗人，更是战士，他们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腥风血雨，参与了根据地的创建，残酷战争带来的切肤体验直接介入了他们的诗歌创作，甚至具有决定性因素。前文提及方冰是从“脑海闪过”的意象开始诗歌创作，作为一个热爱国家与人民的战士诗人，那些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的意象自然都是战场上的枪林弹雨和他“热爱的晋察冀根据地”［23］的风土人情——血滴、担架、火把、红灯……也只有这些“意象”闪过脑海时，诗人才会萌生难以抑制的创作激情。著名长诗《柴堡》的创作动机正是深夜里方冰难以抑制内心对于故去老战友的怀念，“感情是再也按不下去了”，于是就“决心把它写出来”。［24］

在难以抑制的创作激情基础上，方冰进一步提出“从人民日常生活的语言中提炼诗句，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写诗”，“这样的诗才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爱好，才能扩大它的战斗作用”。［25］

从中我们能解读出前后互为因果的内在逻辑：诗歌的战斗作用是激发起人民群众抵御外敌的战斗激情，作为受众的人民群众的接受程度决定了诗歌战斗作用的效果，因此方冰等晋察冀诗人呼吁要将诗歌与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对诗歌战斗作用的强调，决定了具有画家气质的方冰创作的诗歌绝不是孤芳自赏、纯粹表达个人趣味的文人画，而是魏巍概括的“色彩引人”“线条明朗”的“人民战争的风俗画”。或许简单粗犷的线条、反复使用的色彩会让诗歌在艺术形式上略显单薄，但身兼战士、诗人、画家三重身份的方冰，需要的是“刻刀”，更是“刺刀”，他将对国家、人民的热爱与全部的生命激情注入到诗歌铿锵有力的言语、立体鲜明的形象中，使诗歌凝聚成一把从晋察冀杀向敌人的“刺刀”。

直到晚年，方冰仍保持他晋察冀时期的创作方向，在对朦胧诗的意见中他依然强调诗歌在“一定要有自己的强烈的个性特点”的基础上，要“为广大人民群众而写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斗争，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26］。我们有理由相信，也由衷地敬佩老一辈革命战士的信仰与选择，正如魏巍在《晋察冀诗抄》的序言中总结的，晋察冀诗人追求诗意，是“从生活出发，从斗争出发，使自己的革命热情和生活的色彩、时代的色彩融合起来，使它产生出诱人的魅力”。［27］

（余贤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读硕士）

［1］张中良：《从晋察冀诗群看抗日文学风貌》，《当代文坛》，2021年第4期，第77页。

［2］魏巍：《晋察冀诗抄·序》，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第19页。

［3］魏巍：《晋察冀诗抄·序》，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第21页。

［4］方冰：《大海的心·自序》，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3页。

［5］魏巍：《晋察冀诗抄·序》，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第21页。

［6］魏巍：《诗与时代——在〈诗刊〉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魏巍文论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2页。

［7］方冰：《血滴》，《战斗的乡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24页。

［8］方冰：《过平阳镇》，《战斗的乡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31页。

［9］方冰：《我底生命》，《战斗的乡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2页。

［10］方冰：《一个老农的歌》，《战斗的乡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49页。

［11］张中良：《从晋察冀诗群看抗日文学风貌》，《当代文坛》，2021年第4期，第83页。

［12］方冰：《我底生命》，《战斗的乡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2页。

［13］顾黎明：《线论》，中国美术学院博士论文，2009年，第5页。

［14］方冰：《担架》，《战斗的乡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22页。

［15］方冰：《血滴》，《战斗的乡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