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会讲故事的人

作者: 蒋树开

莫言在瑞典学院演讲时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讲故事不仅是文学家问鼎诺奖的利器,也是广大中学生作文的入门功夫。讲故事的要旨有二:其一,你要把故事讲得引人入胜,才会有人“听”;其二,你要把故事讲得合情合理,才会有人“信”。下面笔者就以梁晓声的《第一支钢笔》为例,解读这两个要旨。

一、引人入胜才会有人“听”

同样一个故事,有的人能把它讲得令人拍案叫绝,而有的人则把它讲得令人昏昏欲睡,诚可谓“故事人人能讲,各有高下不同”,这取决于讲故事者叙事技法的高下。莫言为什么能把中国乡村的故事讲给世界,凭借的正是他“很好地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及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的独特的叙事技法。一张床单裹在身上怎么看都不雅,但经过设计师设计,就能成为一件新潮的时装。这个“设计”在“讲故事”中就是叙事技法。

叙事技法从何习来?途径有二:一是小语文的。可以从对课本名篇的研习中学得,也可以从对学生佳作的借鉴中学得。二是大语文的。可以从对大量课外读物的博览中悟得,也可以从对各类传媒作品的欣赏中悟得。对叙事技法的演练,可以实施“三步走”战略:第一步,用一种技法,讲述一个故事。第二步,用一种技法,讲述多个故事。第三步,用多种技法,讲述一个故事。当你的“讲功”修炼到第三步时,你就可以游刃有余地优选出最能吊足读者胃口、吸引读者进入佳境的叙事技法,牢牢“抓”住读者。

梁晓声的《第一支钢笔》就用了四种叙事技法来“抓”住读者:一是采用“我”的视角。讲亲身经历,述切身体验,给人以现场感,让人如同身临其境,于心戚戚。二是翻转法。为生活所逼,母亲从“张不开口”“不好意思”转向“硬着头皮”“抛头露面”;随着心智成熟,“我”从“不懂事”转向“懂事”。三是巧合法。为了挣钱买笔,母亲给人拉货,“我”帮人推车,两线并进,汇于桥下。母子二人,不仅想到了一起,而且干到了一起。四是细节突显法。“拉”“推”货车情节是作者着意拍摄的一组特写镜头,一连串的细节刻画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二十多年过去了,母子拼命“拉”“推”货车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二、合情合理才会有人“信”

生活中的事是遵循事理逻辑的,这才有了发展变化的必然,而必然才是生活的“常态”。须知,越是“常态”,才越贴近我们“常人”的现实生活。为此,我们在讲故事时也必须遵循生活的事理逻辑。只有合乎情,顺乎理,才能让人坚信不疑。否则,只会让人匪夷所思。而我们有些学生在讲故事时却喜欢搞“无厘头”“脑筋急转弯”,来无影,去无踪,不怕主人公做不到,就怕读者想不到。作文中会不时冒出一句“突然有一天”“一下子”……其实,生活中没有那么多“超人”“超级能量”。故事生成“意料之外”的惊奇,要靠叙事技法;而要画出其背后“情理之中”的逻辑弧线,则要靠生活经验。

生活经验从何而来?途径有二:一是直接经验。可以从自己的生活、人生中去总结。二是间接经验。可以从他人、书本的总结中去汲取。对生活经验的积淀,可以实施“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把成长中的成败得失想清想透。第二步,把生活中的人情世故琢磨清楚。第三步,把人性中的感情、理性厘清理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只有经过这三个层次的思想历练,你讲的故事才能“于情”让人产生“共鸣”,“于理”与人形成“共识”。

《第一支钢笔》的作者有着丰厚的人生阅历,他体察“情理”的敏锐集中体现在两件事上:第一件事是母亲拉货。手推车拉货本是壮劳力干的重活儿,而母亲身单力薄,她为什么还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呢?其因有三:一是无法再拖。“买钢笔”的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二是无钱再借。母亲“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邻居借钱,她即便再开口向邻居借,邻居也会婉拒。三是无路再选。母亲是一个吃得了苦的人,如果有妇女干得了的活儿,她早就干了。现在急着找钱,只得“硬上”。第二件事是母子在爬坡上桥时未能认出彼此。看似不合常理,实则事出有因。其因有四:一是没心看。母亲一心只想着拉货挣钱,而儿子则一心只想着帮人推车挣钱。二是没力看。母亲一路拉车,已没有力气再抬头看帮手;而儿子则久等焦急,看见手推车拉货,一跃而出,绕到车后,根本没顾上细看拉车人。三是没法看。母亲头戴草帽,俯身太低,而儿子则看不清拉车人。四是没看到。母亲在车前拉,儿子在车后推,彼此看不到对方。

我们每个同学都是有故事的人,只要你历练“讲功”,勤揣摩情理,就一定能把自己锻造成一个会讲故事的人。

经典再现

第一支钢笔

◎梁晓声

它是黑色的,笔身粗大,外观笨拙。全裸的笔尖、旋拧的笔帽。胶皮笔囊内没有夹管,吸墨水时,需要捏一下,才会缓慢鼓起。墨水吸得太足,写字时笔尖常常“呕吐”,弄脏纸和手。我使用它,已经二十多年了。笔尖劈过、断过,被我磨齐了,也磨短了。

它是我使用的第一支钢笔,是母亲给我买的。那一年,我升入小学五年级。学校规定,每星期有两堂钢笔写字课。某些作业,老师要求学生必须用钢笔完成。全班每个同学,都有一支崭新的钢笔。有的同学甚至有两支。我却没有钢笔可用。我只有蘸水钢笔,每次写完作业,右手总被墨水染蓝。染蓝了的手又将作业本弄脏。我常因此而感到委屈,做梦都想得到一支崭新的钢笔。

一天,我终于哭闹起来,折断了那支蘸水笔,逼着母亲非立刻给我买一支吸水钢笔不可。母亲对我说:“孩子,妈妈不是答应过你,等你爸爸寄回钱来,一定给你买支吸水钢笔吗?”我不停地哭闹,喊叫:“不,不,我今天就要。你借钱去给我买!”

母亲叹了口气,为难地说:“你这孩子,真不懂事。这月买粮的钱,是向邻居借的;交房费的钱,也是向邻居借的;给你妹妹看病,还是向邻居借的钱。为了今天给你买一支吸水钢笔,你就非逼着妈妈再去向邻居借钱吗?”

我却不管母亲好不好意思再向邻居张口借钱,哭闹得更凶了。母亲心烦了,打了我两巴掌。我赌气哭着跑出了家门……

那天下雨,我在雨中游荡了大半日,衣服淋湿了,头脑也被淋得清醒了,心中不免后悔自责起来。是啊,家里生活困难,仅靠在外地工作的父亲每月寄回的几十元过日子,母亲不得不经常向邻居开口借钱。母亲是个很顾脸面的人,每次向邻居借钱,都需鼓起一番勇气。我怎么能为了买一支吸水钢笔,就那样为难母亲呢?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靠自己挣钱买一支钢笔。这个念头一产生,我就冒雨朝火车站走去。火车站附近有座坡度很陡的桥,一些大孩子常等在坡下,帮拉货的手推车车夫们把车推上坡,可讨得五分钱或一角钱。我走到那座大桥下,等待许久,不见有手推车来。雨越下越大,我只好站到一棵树下躲雨。马路上不见一个行人,只有公共汽车偶尔驶来驶去。

我正感到沮丧,想离开,忽然我发现了一辆手推车,装载着几层高高的木箱子,遮盖着雨布。拉车人在大雨中缓慢地、一步步地朝这里拉来。看得出,那人拉得非常吃力,腰弯得很低,上身几乎俯得与地面平行了,两条裤腿都挽到膝盖以上,双臂拼力压住车把,每迈一步,似乎都使出了浑身的劲儿。那人没穿雨衣,头上戴顶草帽。由于他上身俯得太低,我无法看见他的脸。

他刚将车拉到大桥坡下,我便从树下一跃而出,大声地问:“要帮一把吗?”

他应了一声。我没听清他应的是什么,但明白是他正需要我“帮一把”的意思,就赶快绕到车后,一点儿也不隐藏力气地推起来。还未推到半坡,我便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双腿发软,气喘吁吁。那时我才知道,对有些人来说,钱并非容易挣到的。我又推着走了几步,便产生了“偷劲”的念头,反正拉车人是看不见我的。我刚刚松懈了一下,就感觉到车轮顺坡倒转。不行,这车不容我“偷劲”。那拉车人,也肯定是凭着最后一点儿力气在坚持。我不忍心“偷劲”了,咬紧牙关,憋足一股力气,一步接一步,机械地向前迈动步子。

车轮忽然迅速转动起来。我这才知道,我已经将车推上了坡,车子开始下坡了。手推车飞快朝坡下冲,那拉车人身子太轻,压不住车把,反被车把挑得悬起来,控制不住车的方向。

我一直跟在车后跑。车停了,我也站住了。那拉车人刚转过身,我便向他伸出一只手,大声说:“给钱。”那拉车人呆呆地望着我,一动不动,既不掏钱,也不说话。我仰起脸看他,不由得愣住了。“他”……原来是母亲。雨水,混合着汗水,从母亲憔悴的脸上直往下淌。母亲的衣服完全被淋透了,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湿漉漉地贴在身上,显出她那瘦削的两肩的轮廓。

我望着母亲,母亲也望着我,我们母子完全怔住了。就在那一天,我得到了那支钢笔,梦寐以求的钢笔。母亲将它放在我手中时,满怀期望地说:“孩子,你要用功读书啊。你要是不用功读书,就太对不起妈妈了……”在我的学生时代,我一刻都没有忘记母亲满怀期望对我说的这番话。

(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人间清醒》,选文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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