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疯狂的直播”背后

作者: 葛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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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越来越多参与人们生活的今天,直播,作为一种重要的融媒体传播渠道,正以“燎原之势”席卷我们的生活。有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达到4.9万亿元;杭州有综合类和垂直类头部直播平台32家、近5万名主播,直播相关企业注册量超5000家,数量列全国第一,带动就业超100万人。直播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直播作为大众信息互动的渠道,为助推经济发展、促进人际有效沟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看,安徽舒城、石台等6个县的县长走进抖音直播间,为当地农民推销特色农产品,两天直播累计销售量超66万斤,销售额达2010万元。新东方从教培机构华丽转身为直播带货的“东方甄选”,主播董宇辉售卖的不仅是大米,更是诗意的三餐四季,给粉丝们带来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享受。当然,还有阅读分享直播、运动健身直播、生活小窍门分享直播……直播无疑开启了一条主播意愿和受众心理更快传达的好途径。究其根本,正是直播中各方的高参与度与高热情度。不论买家、卖家,还是主播、受众,都在其间拓宽了视野,得到了实惠。

但光鲜亮丽的布景也确实难掩丛生的直播乱象。单从数据方面看,有直播数据服务商提供虚假信息,营造商品热销的假象,以致降低了行业信任度。有明星在淘宝平台的12场直播中,场均销售额较专业人士计算所得上浮超200%。从商品质量方面看,由于主播不参与商品的生产、监管和物流等环节,导致主播难以对商品质量负责。多年来的“3·15”晚会中都有电商消费者权益受侵害的情况。从主播个人文化素质和低俗的直播乱象看,问题更严重。中央网信办“网络直播领域虚假和低俗乱象整治”专项行动文件中声明要打击的“伪科普”“软色情”等问题也相当突出。

我们不禁要问,如此痼疾从何而来?

首先,直播作为麦克卢汉定义下的“热媒介”,极具群众感染力。在波兹曼所谓“电子文化阶段”,非理性的沟通提出了对即时、现场情境的需求,而信任感、认同感、亲近感更充足的真人主播更易俘获用户的心。波兹曼指出,直播类型的媒介更像是“一种隐蔽而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体现出它在营造意见环境中对人们感知的巨大影响。于是,懂得利用这种影响力的投机分子就钻起了空子,这与技术垄断和信息不对称一起,构成了“信息茧房”。目前,直播行业是处于野蛮生长期还是发展困难的瓶颈期,我们不得而知,但解决直播经济畸形化发展的问题迫在眉睫。

“媒介即人的延伸。”互联网是由人的一个个剖面构成的精神实体与经济实体。我们必须思考,面对内外部因素交错的直播经济的问题,该如何立己身于清明之地,并贡献一点绵薄之力呢?

“人是理性的动物”,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可从前人的智慧里汲取养分。“怀疑是理性的始祖”,笛卡尔所言揭示了信息狂潮下自我形象构建的必要性。如果一味被直播文化洗脑,我们将失去思想的主权,沦为鹦鹉学舌的木偶。显然,只有坚持理性、拓宽信息渠道才是祛魅之法宝。俗话说得好,“货比三家”,若能从各方面查证信息来源,运用知识来进行理性分析,便会发现许多直播营销话术不过是虚张声势。同时,我们青年更应发扬鲁迅“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精神,积极发声,做直播乱象的揭发者、扭转者,做优秀网络文化的建设者。

现代信息传播学指出,社会信息是物质载体与精神内容的统一。“疯狂的直播”是互联网技术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它既是鱼翅,又是鸦片。对于青年来说,应在积极参与时守正持稳,担青年应有之责,行青年应有之义,学思并举,明辨是非,才能构筑风清气正的直播环境。

指导教师:王玲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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