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坐在南京这张“凳子”上写南京
作者： 陈娟
6年前，作家叶兆言搬到南京下关的长江边居住。他家住35楼，从阳台上望出去，浩瀚长江突然拐了一个弯，由西转向南，浩浩荡荡而下。按照自己的作息，他每日天不亮就起床写作，写字台正对着窗户，随着天光转换，晨雾中的长江渐渐清晰起来，江边行人来来回回。有段时间，江上突然飞来上百只鸟，有白鹭，也有鸬鹚，成群结队捉鱼吃。他还专门买来一台观鸟望远镜架在窗台上，幸运的话能看到江豚。
“时间久了，难免会有一种沧桑感。从早写到晚，有时月圆，有时月缺，江流有声。日复一日，在重复的场景里会产生孔子那样的想法，‘逝者如斯夫’，历史像江水一样瞬息而过，又似曾相识。”叶兆言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正值夜幕降临，外面下着细雨，隔窗望去，天幕是蓝色的，江面氤氲，隔江灯火通明。
距离这里不到3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古老的城门仪凤门，是南京城北部通往长江岸边的咽喉要道。“作为南京明城墙十三座城门之一，它见证了南京城乃至一个民族在攻和守、开拓和封闭、凋敝和繁荣之间的沧桑变幻。”叶兆言说。正是在江边居住的日子，他完成了最新长篇小说《仪凤之门》，故事的背景就是仪凤门，并以此为中心，讲了一个南京走入现代的故事。
一个黄包车夫的成长史
“我想写一个过去历史中的现代化故事，这是我最初的动机。”叶兆言说。
未动笔前，他将故事发生地设定在上海，计划讲一个黑帮老大的故事。搬到下关后，日日面对长江，又因写《南京传》对仪凤门有了了解，就改了主意，“每部小说都应有个‘药引子’，仪凤门正是南京现代化转型的‘药引子’”。
仪凤门，南京的北大门，始建于明朝洪武初年，取有凤来仪之意。自古以来，官员北上、军队出征，都要走这个城门。它历经沧桑，或被封，或据以守城，或炸毁，或复建，见证朝代更迭、历史兴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修好此前被太平军炸毁的仪凤门，并在门下铺设了南京第一条近代马路，为下关开埠做准备……《仪凤之门》的故事就开始于仪凤门修复完工的12年后，也就是1907年。
“这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当时不只是革命党人要推翻清朝，所有人都在想世界要变了。”叶兆言说。这一年，清政府已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10月，历史上中国第一条城市铁路——“宁省铁路”开始动工，1909年1月通车。从此，自上海坐火车抵达南京，可以在下关转乘小火车，呼啸着进入市区。再后来，1910年，南洋劝业会在南京举办，这是中国举办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目的是“开风气而劝工商”。
南洋劝业会规模恢宏，盛况空前，历时半年多，共有中外30多万人参观，时人称之为“我中国五千年未有之盛举”。叶兆言的祖父叶圣陶，以及茅盾、鲁迅都去过。“鲁迅是带了自己的一批学生去，想让他们到那里接受现代化教育；我祖父在念中学，当时老师觉得要让孩子拓展眼光。”
正是在这样一个新旧之交的节点上，主人公杨逵登上舞台。他和兄弟冯一雄、水根，拉着黄包车，到下关码头去寻生意，自此展开一段传奇人生。杨逵先是稀里糊涂地加入反抗清廷的革命党，又稳稳抓住了下关开埠繁荣的契机，一跃成为商界名流。传奇结束于1927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大业势如破竹，杨逵的妻子却不幸殒命于英美军舰的炮火，他的商业帝国也轰然倾覆，人生归于平淡。
“透过杨逵的故事，我想说的是时代和人的关系。时代很重要，没有时代就没有杨逵；英雄本身也很重要，英雄的创造也会影响时代。”叶兆言说。
比如，1922年，时任江苏省长韩国钧准备在仪凤门旁新增一座城门，密切城外城内联系，杨逵闻风而动，大量购置土地，成立“房地产公司”，自己扩张商业版图的同时，也促进了下关一带的繁荣；杨逵参与兴建的这座城门，原名海陵门，后改为挹江门。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渡江战役胜利后，正是从挹江门进入南京市区。
关于南京的书写，叶兆言早已轻车熟路。无论小说，还是散文，他一直游荡在这个城市的历史与现实之间，有时写市井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有时写大历史的巨变沧桑。这些故事里，以民国时期的故事最为知名，比如他的“秦淮三部曲”：《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很久以来》《刻骨铭心》。也因此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叶兆言擅长写南京的故事和民国时期的故事。“其实，我也有很多讲述现代人生活的作品。”他说，他最关注的不是城市本身，而是故事中的人。
在《仪凤之门》中，他摸索着历史与现实的边界，书写着形形色色人物的命运。除主角外，光复会、年轻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外交官、军阀、帮会团伙、洋行经理……各色人等一一登场，以各自的方式卷入动荡的时代中。乱世之中，有人乘着时代飓风扶摇直上成了新贵，有人跌入泥潭仰人鼻息。命运变幻，只有南京城依旧巍然屹立。而借着小说中的故事，他也表达出自己对城墙的一种看法：它把城市围了起来。围在里面看似安全，真遭遇了乱世，恰恰是让你无处可逃。
先锋的姿态要一直在
如今的仪凤门，早已焕然一新。漫步城头，时见老人在上面吹笛、练琴，也有年轻人举起手机，俯拍今日下关盛景。虽然家离得不远，叶兆言倒很少去，“我有足够的想象力”。
“好的作家绝对有极强的想象力。”叶兆言又重复了一遍。在他看来，想象的生活也是生活，虚构的生活也是生活。
想象和真实感的结合，是叶兆言写作时极为重视的部分。他的作品时常可见历史人物登场，无论《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中战乱时的南京，还是《夜泊秦淮》中的乱世家族，细致到连街道店铺和房间摆设都像实景再现——他将“真实”作为吸引读者的手段，“小说是在一个特别好的风景里，建了一个亭子，让你坐在这里面看风景”。
叶兆言出身于文学世家。祖父是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父亲叶至诚也是作家，曾任文学期刊《雨花》主编。祖父曾留给父亲一个高大的书橱，把一面墙堵得严严实实，他很小的时候就与书为伴，中国的、外国的，通通都读。他至今还记得，中学时读雨果的《九三年》，一面流眼泪，一面抄写，“现在做梦，还会梦到那个辉煌的最后场面，郭文高傲的头颅被按在断头台上，痛苦不堪的西穆尔登拔出手枪，用一粒子弹打穿了自己的心脏”。长大后，阅读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几乎随时随地都在读。
但无论是祖父还是父亲，都不曾有意识地培养他成为作家。“谈起文学的启蒙，我堂兄三午对我的影响要远大于父亲，更大于我祖父。”三午是一位诗人，和芒克、多多等是朋友，这些人后来都在诗坛名震一时。作家阿城曾写过一篇文章《昨天今天或今天昨天》，里面很诚挚地回忆了两位诗人：一位是郭路生（食指），还有一位便是三午。
1974年初夏，叶兆言到北京照顾叶圣陶，为爷爷当了一年“秘书”。也是那一时期，他和三午常常“混”在一起。有一阵子，他整天缠着三午给他讲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三午很会讲故事，每每讲到关键时刻就突然停下，然后让他买烟，为此花了他不少零用钱。“但这种卖关子说故事的方法显然影响了我，告诉我应该如何去寻找故事，如何描述故事，如何引诱人，如何克制，如何让人上当。”
在三午的影响下，他很早就知道并熟悉那批朦胧派诗人，读过、抄过他们的诗。“当年那些让我入迷的先锋诗歌，奇特的句式，惊世骇俗的字眼，都成为我文学的底牌，也是我最原始的文学准备，是未来的我能够得以萌芽和成长的养料。”叶兆言说，从最初接触文学开始，他的文学观就是反潮流的，“要持之以恒地和潮流对着干，要拼命地做到不一样，要‘不俗’。”
俗与不俗，后来成为叶兆言写作时的重要标准，一直到现在。
从北京回到南京后，叶兆言进入工厂做钳工。1978年，他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收到录取通知书，父亲没有一句祝贺，只是感叹了一声：“没办法，又要弄文了。”
在南京大学，叶兆言遇到了正在中文系任教的陈瘦竹。陈瘦竹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与创建人之一，与叶至诚相熟，对叶兆言也格外关照。有一次，他把叶兆言叫过去，说：“兆言，不管将来从事什么，都应该一个月写一篇小说，每个礼拜写篇散文，这是主要的。此外，每天两个小时外语，两个小时古文，也是必须的。”
当时的叶兆言觉得很不可思议，“我又不准备当作家，写那么多干什么”。但还是听了陈先生的话，开始坚持写日记、学外语、读古文，也写散文、小说，但都是练笔，依然没有作家梦——他认为写作是一种能力。直到研究生毕业，到出版社做了编辑，写的东西开始多了，他才慢慢地走上文学之路。
叶兆言真正成名于上世纪80年代末。他的中篇小说《枣树的故事》和《夜泊秦淮》先后发表，引起文坛轰动。那个年代，正是文学最为风光的年代，小说家、诗人都是青年人追捧的偶像。同一时期，余华、苏童、格非等青年作家纷纷登上文坛，叶兆言和他们一起被冠上“先锋作家”的称号。
“先锋成名之日，就是先锋消亡之时。但先锋的姿态要一直在。”回望80年代，叶兆言有诸多感慨——毕竟那里有他这一代人最好的青春年华，但也并不留恋。
之后的每一次写作，叶兆言都试图与之前不同。他在《花影》《花煞》中写怀旧神话，在《古老话题》中讲犯罪故事，在《刻骨铭心》中讲述两个现代故事——一个与无性之痛有关，一个与失去语言之痛有关。到了《仪凤之门》，他则写一个草莽英雄成长奋斗的心灵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