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京大学读天文
作者: 方和斐入学的时候,我对天文学所知不多。高中教学楼废置的圆顶实验室,磨毛了边的《天文学新概论》《通俗天文学》,撑起了此前我对星空的全部想象。
就这样懵懂着,我被南京大学录取了,读了在全国排名数一数二的天文学专业。
在方肇周体育馆举行的开学典礼上,清癯儒雅的方成院士一出场,便引起看台上的一阵骚动。那时我对“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世界知名太阳物理学家”等头衔还没多少概念,但方院士的一头银发,莫名地让我对这个行业的塔尖产生了一些不一样的期待。
院里给大一新生开的课不多,但单单是一科微积分,就让乍入“高等”大门的我惊出一身冷汗。几百人的大教室里座无虚席,稍晚到一会儿,连过道里都坐满了人,根本挤不进去。数学系的黄老师编过教材,功底深厚,上课拈一支粉笔,从头写到尾。他一开始奋笔疾书,讲台下几十支笔杆子就随之“唰唰”地摇动;无数数学符号像教学楼上密密麻麻的藤蔓,瞬间爬满整个教室。
教大学物理的肖教授非常严厉。第一节课刚开始,他就下命令似的说道:“你们现在是大学生了,大学课程不能用脑子里过电影那样的学法去学。”
大学课程应该怎么学?我一时半会儿领悟不到。肖老师讲课天马行空,前一句刚讲到滑块小车,后一句就掉进暗物质的深渊。课堂上,他纵马驰骋,在经典物理、理论数学、现代前沿科技里杀个七进七出。我跟在后面,一路跑一路追,气喘吁吁。
我曾以为高考是神灯,擦亮它后就能拥有魔力,实现一切梦想。越过这一步后,很多人还盼望着能在别的洞窟里抓到新的精灵,寻之不得,便日日被惶恐煎熬着。
变美、疯玩、谈恋爱——往昔对大学的期待犹在脑海;出国、拿奖、高绩点——各种“校园神话”流传于社交平台。
于是,我们一边怀着脱靶的恐惧,一边闭着眼睛猛冲。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这种生活有所准备。那年冬天,我和同学们到江苏省盱眙县去看双子座流星雨,在寒冷夜空下聊起了填志愿时的趣事,一位同学说,他当时以为天文学是文科;另一位同学说,他以为学天文学专业能当宇航员。
学院在拓展学生认知上煞费苦心,有一门课专门请来全国最有名的天文学家轮番举办讲座,学期末还组织了我们去上海天文台进行访问。
最令我们感到震撼的时刻当属目睹射电望远镜。65米口径的天马射电望远镜屹立在旷野上,顶天立地。机房里的机箱隆隆作响,指示灯像科幻电影里演的一样闪个不停。这就是我们将要经历的科研生活吗?回程的大巴车上,每个人都激动不已。
在南京大学,对学生文学素养的培养,不只局限于文学相关专业。有一个学期我选修了董晓教授的俄罗斯文学课。他上课从不带讲义,每次三节课连堂,从作家生卒年到作品原文侃侃而谈,细节亦倒背如流。他讲到普希金诗歌的音乐美时,言不尽意,干脆用俄语高声吟诵数首。
在他口中,托尔斯泰一改悲天悯人的面容,契诃夫摘掉了小丑逗乐的面具,屠格涅夫牵起了鲁迅和郁达夫的手。
文学自有其真实的脉络,而旁听学者口述的身临其境感,是看多少有关文学的节目都无法比拟的。
比起闷头苦读,学术理念的传承更为珍贵。教近代史的刘握宇教授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他说:“我要讲的是普通人的历史,是母亲的历史,是农民、演员、作家等不同身份或角色的人的历史。”他上课从不用课本,考试只设问答题,没有标准答案。我至今都记得他考试时出的第一道题目:“历史有无规律可循?”
老师们努力帮我们建立一种与历史、与人类、与社会的深层联系。
这些是天文教育的一部分吗?不算是,但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大三暑假,我来到北京天文台兴隆观测站。河北群山之间,郭守敬望远镜剑指苍穹。
与更广泛的天文界的这种接触,对我们职业意识的形成至关重要。南京大学天文系属于国家“珠峰计划”的培养基地,入选计划的学生有专门的差旅津贴。大四那年秋天,我受资助去青海德令哈参加中国天文学年会,那里有中国唯一的毫米波望远镜。全国的天文学家济济一堂,我第一次见识到如此多样的研究方向。
南京大学天文系建系70周年时,中国国家天文台报请国际天文联合会,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南大天文学子星”。
在我的记忆中,毕业前留下的最后一个画面是我和室友们登上天文台拍合影。九乡河亮晶晶的,蜿蜒流向远方,那是青春的粼粼波光,比任何星星的名字都珍贵。
(林冬冬摘自《视野》2023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