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仍有年均8%的增长潜力

初春新雨后的朗润园，柳色绕堤，微风吹面不寒。错落有致的庭院里，两株玉兰开得正盛，满地花瓣散落如雪，正应了润物细无声的意境。

这里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所在地，也是经济学家林毅夫工作了20多年的地方。1994年，他与其他5位海归经济学博士一道，创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发院前身），逐渐发展为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重镇，围绕国家战略、制度、政策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理论，被公认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学界思想库之一。

多年来，林毅夫的经济学公开课一直是北大的热门课程，几百人的教室里总是一座难求。或许是因为与年轻人朝夕相处，精力旺盛的林毅夫完全不像年近七旬的样子。他讲课、写书、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还在抖音上做直播，为网友们讲解经济学常识。

今年2月，林毅夫在“2020经济高峰论坛”上的发言再次引发关注。他明确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美之间的经济增长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时间将会提前。

“提前两年”超过美国？

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处表述引发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围绕中国“十四五”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而在以往的五年规划中，中国政府通常会设定一个具体的GDP增长指标，无论是8%还是6%，但定为“合理区间”，且“视情提出”还是第一次。

“这确实跟之前的五年规划有些不同。”林毅夫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不设一个固定的5年期目标，并不是说GDP增速作为参考系指标不重要了，而是政府会根据每年的实际情况，制定当年的增长目标。比如今年，政府就明确提出GDP增速目标是6%以上。”

在林毅夫最新著作《论中国经济：挑战、底气与后劲》中，他专门辟出一章分析和预测“十四五”期间的经济走势，详细阐述了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中国应该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

林毅夫对记者坦言，“十四五”期间的经济增长会有很多不确定性。首先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结束时间还不明确。虽然已经有了疫苗，但非洲、中亚、拉丁美洲等地区目前基本分配不到。在这种情况下，病毒是否还会变异？新的疫情是否会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再次暴发？对于不断变异的病毒，现有疫苗能否一直有效？所有这些都是未知数。

其次是地缘政治的影响。林毅夫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拜登上台后已经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和技术创新，对于中美之间的经贸往来，拜登政府虽然不像之前的特朗普政府那样粗鲁，但并没有改变基本政策取向。“这对我们的发展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具体如何应对，还要边走边看。”

尽管如此，林毅夫认为在2030年之前，中国经济仍有年均8%左右的增长潜力，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拥有“后来者优势”和“弯道超车优势”，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必须按照新的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

《环球人物》：近期有英国智库称，按照当前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会在2028年超过美国。您怎么看这个预测？

林毅夫：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了。但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之前国际上的共识是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才能超过美国。这次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英国这家机构预测中国会提前两年超过美国，是因为中国防控做得好而加速的。

新冠肺炎疫情本身是不可预测的事件，但确实进一步加速和催化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中国追赶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速度提升了。

不过，这种变化是要对比着看才能发现的。从1978年到2020年，中国GDP年均增速是9.2%，2020年第一次出现2.3%的增速，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低的。但是相比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仍然是唯一的正增长国家。以中美相比，2019年中国GDP增速6.1%，美国是2.2%，相差3.9个百分点;2020年中国GDP增速是2.3%，美国是-3.5%，差距扩大到了5.8个百分点。

《环球人物》：在对中国经济规模的计算方式上，国外有观点认为中国的GDP被低估了，甚至将中国归入发达国家行列。在您看来，中国距离发达国家还有多远？

林毅夫：中国有14亿人口，人均GDP、人均收入都比发达国家低很多。这在东部沿海城市也许看不出来，因为中国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很大。东部沿海城市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人均GDP相对比较高，加上我们的基础设施大部分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建的，比较新，也会给外国人一种幻觉，似乎中国人的生活比美国、欧洲还要好。

其实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很多方面是有差距的，比如环境质量、公共服务水平、社会治理能力，这些并没有在GDP中反映出来。即使是东部沿海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是很大。所以我们需要新的发展理念，不要只看硬件，还要提升全国人民的生活质量，让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虽然这些不体现在GDP里，却是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重要衡量指标。

“人民币国际化还需要时间”

2020年，“双循环”是一个反复被热议的话题。新冠肺炎疫情让国际贸易受到巨大冲击，美国政府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也影响了相关材料和产品的进出口。在这种情况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曾经是出口导向型国家。2006年，出口总额占中国GDP的比重达到历史峰值35.4%，但到了2019年，这个指标已经降到17.4%。换句话说，中国经济早在2019年就转为国内循环占主体了。

在林毅夫看来，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变化。早年国内市场相对比较小，能消化的产品少，所以更依赖海外市场。但随着中国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消化能力与日俱增，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度迅速下降。

此外，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也是一个重要指标。因为很多服务产业是无法进行出口贸易的，所以服务业占比越高，出口占比就越低。2019年，美国的出口只占其GDP的7.6%;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出口占比也不到14%。美日都是高收入国家，服务业占GDP比重一个达到80%，一个达到70%，而中国的服务业占比目前只有50%多一些。

出口和内需的此消彼长，反映了中国人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2006年，中国人均GDP只有2099美元，2019年超过1万美元。过去一旦出口受到影响，中国经济就会受到很大冲击，但现在国内循环是占主体的，只要把国内经济搞好，中国经济就能保持相对稳定。未来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个趋势还会继续加强。

《环球人物》：说到国际贸易，人民币国际化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热点。目前数字人民币正在开展试点工作，一旦大规模推广，对国际金融秩序会有怎样的影响？

林毅夫：我觉得短期之内不会对国际金融秩序产生影响。数字人民币的作用是代替纸币，主要还是在国内使用。当然它可以增加方便性和信息透明度，很容易知道资金的去向，能提高效率。说到对国际金融秩序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人民币能不能被世界接纳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和国际贸易的计量货币，这并不因为你是最大经济体、最大贸易国就可以做到。

《环球人物》：要被国际社会接纳为储备货币和计量货币，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

林毅夫：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在1875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但是美元正式替代英镑变成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和国际贸易的计量货币，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此时离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已经有70年，美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英国的好几倍了。

也就是说，由于英镑的先发优势，国际上已经接受它了，除非发生一些历史事件，否则变化会非常缓慢。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一方面要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要看有没有契机，让大家突然间觉得用人民币更方便、更可靠。如果这些条件具备，数字人民币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一个更平稳的过渡期，毕竟数字货币要比纸币更方便。

 “我一直提倡新结构经济学”

《环球人物》：近年来中国的结婚率、出生率不断下降，人口老龄化问题成为社会焦点，这会对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林毅夫：人口老龄化确实是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有些人很悲观，认为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以后，经济增长率都非常低，所以担心中国经济未来也会下滑得很厉害。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类比国外。

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一般是发达国家，其特点是收入水平高、技术创新速度慢、新增劳动人口很少。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技术创新有两种来源：一种是自己发明，一种是从发达国家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后者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如果我们把技术水平较低的产业升级成技术水平较高的，或者把附加值较低的产业转化为附加值较高的，即使人口不增加，每个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东西也会更多、更好、价值更高，经济就能持续增长。这是发达国家没有的优势。

此外，适当延迟退休年龄、提高劳动者教育水平和技能，实质上都是在增加劳动者数量。这些都是有利的条件，只要用好了，我相信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并不会因为人口老龄化而改变。

《环球人物》：人口规模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吗？国外很多学者将印度与中国类比，认为两国人口相当，印度的劳动力结构更年轻，发展潜力更大。您怎么看？

林毅夫：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印度是204美元，比中国高30%;现在，印度人均GDP只有中国的20%。这是为什么？人们在讨论经济发展的时候，是不是真正抓住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经济增长的真正决定因素？我想大部分把印度和中国相提并论的人，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

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而收入水平提高的关键，则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归根到底，还是要靠产业技术创新，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有后来者优势。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只能自己发明，发展中国家则可以引进。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充分利用了这个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