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存在和故事发生

丈夫经常提起外公带他放炮仗的故事。

三十多年前的某一天，外公从床头柜翻出一支炮仗，带着当时六七岁的丈夫走出房子，将炮仗点燃。“砰”一声后，一老一小又走回家中。这是一段没头没尾的故事，我对其中许多细节的逻辑性感到不满：“当时不是过年，也不是节庆？”“就是平常的一天。”“那你们为什么要放这支炮仗？”“不知道。”“炮仗放在床头柜多危险！”“可能放那儿很久了。”

去年二月，我们被通知去见外公最后一面。在病榻前，丈夫凑近老人的耳朵，问他：“外公，以前你带我放过一支炮仗，你还记得吗？”外公已经无法说话，他的眼睛忽闪着，像是某种回应。当天晚上，外公去世了。

我后来常常回想起那个告别的时刻，那支飞升冲天的炮仗，那个最终没有被证实的故事。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死亡是一种陌生之物，就如瓦尔特·本雅明所言：“在现代社会，死亡越来越远地从生者的视界中被推移开。”隔代亲人的离去给我们提供了面对死亡的时刻。而死亡——按照本雅明的说法——“是讲故事的人能叙说世间万物的许可”，一个人的一生在其临终时“获得可传承的形式”。

童年某个午后那支被点燃的炮仗，一定常常在丈夫的记忆中发出轰响。但是，外公在世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丈夫从来没有在他面前说起这件旧事，也许它太琐碎，不值得一提。直到外公弥留之际，这段回忆才终于被摊开，但彼时外公已无法悠然地聊起这个旧日的故事了。

和丈夫不同，我无缘得见我的隔代亲人。除了外公，其他三位老人因为离世太早，甚至不知道我的存在。我的外公被家人们提及得最多，他是四位老人中最末去世的：56岁的一个清晨，因为脑卒中倒在老房子的厅堂里。

外公去世半年后，我出生了。母亲常徒劳地说：他再等一等就好了。也许她想说的是，死亡再等一等就好了。电影《寻梦环游记》中，小男孩米格尔被告知，当一个亡灵被世人彻底遗忘时，他会真正地消失。没有人和我细聊外公的一生，为了能“记得”他，我只能从长辈的讲述中拾取外公的人生片影。据说，外公会演奏多种乐器，能唱演不同的剧目。外婆于1977年早逝后，外公就变得缄默寡言了。小姨知道我在大学里学习戏剧后，曾对我说：“你的外公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你应该为他写一个剧本，讲一讲他的故事。”但是，该如何讲述一个未曾谋面的亲人呢？

于是，我翻出外公为数不多的几张相片，封存在旧时光中的男人瘦削、修长，穿浅色衣服，眼睛看向远方。我在脑海中不断拂去嘉兴这座城市里新建起的楼房，将岁月的指针逆时拨动，走过石板桥，穿过旧弄堂，外公坐在老房子的门口。我将自己放入这个虚构的场景，向他走去。“外公？”我说。他开口了，却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回忆和相片都无法还原他的声线，被死亡隔开的鸿沟将那个可以诉说故事的声音从想象的音轨上抹去。虚幻的空间褪色坍塌，时间如疾驰的马车将我带离。像本雅明笔下哀伤的历史天使那般，我在回首中看着留在原地的外公迅速远去，脸上笼罩着悲悼亡妻的愁云，最终消失在那再次化为烟尘的粉墙黛瓦之中。

人们何其渴望与逝者重逢。电影《僵尸新娘》中，来自地下世界的爷爷与人间的孙辈相拥；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家族的后人能在房子里看到祖辈游荡的鬼魂。这些温暖的想象曾给予我慰藉和力量，但当我站在不断延伸的墓地，所有瑰丽的童话都烟消云散——我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存在是如此重要，却又总是被人忽略。在消费社会的侵袭下，“在”这一朴素的状态往往被附着上“陪伴”“关心”“理解”这般厚重而令人生怯的词汇。然而，对无法体会隔代亲情的我而言，“在”就足够了。它是让故事生发的土壤。如果我和我的祖辈们身处同一个时空——哪怕它的维度如此有限——那么我们就会拥有一段重叠的叙事。它绵延生长，直到先行离开的人踏上旅程，将共有的故事作为回忆，郑重地交到身后的人手中。

今天，和隔代亲人的相处往往被预设为一桩难事，因此，电影《姥姥的外孙》中祖孙因为谎言才开始相伴的情节才显得合情合理。我也曾有过这样的念头：“如果在现实中见到外公，发现他并非如家人回忆的那般完美，我会不会感到怅然？他会不会因为外婆去世而变得脾气古怪，冷漠待我？或者，他会不会根本不喜欢我？”

我问母亲：“外公看到我没有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相夫教子的女性，他会失望吗？”母亲说：“他会为你感到骄傲。”

在哑然中，我才发觉，所有设想与外公相遇的焦虑和疑问总是以“我”结尾——我如何感知，我是否遗憾，我能否被认同。这让我意识到，今天人们对于隔代亲人无法理解、难以沟通的忧虑，也许源于某种伴随新自由主义而来的自我聚焦。我想，如果外公还在世，他不会困扰于晚辈无法懂得他行过的漫漫人生路——和许多祖辈一样，他可能只需要我“在”就行了。但是他先离去了，换我在茫茫的未知和缺失中思考、理解和追索“在”的内涵。也许这就是我们错身而过的人生留给我最重要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