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悬一线，我不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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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天天在临床救治生命的ICU（重症监护室）医生，在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病例，见证过各种各样的爱之后，我认为理性的爱应该包括3点：先救自己、拥抱时间、不放弃希望。

首先是先救自己。

民用航空业有个安全规则：一旦在高空发生失压或者其他意外，氧气面罩会自动脱落，此时父母要先给自己戴好面罩，再帮助未成年的孩子。为什么？如果单纯地靠冲动、靠天性、靠本能，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救孩子，万一大人突然缺氧窒息，反而会失去救孩子的能力。父母只有自己先活着，才能救孩子。

临床医学界也有规则，要求在优先保证施救者安全的前提下再开展救援。在进行心肺复苏的现场，施救者第一步要做的不是马上对心跳停止的人做胸外按压，而是评估环境是否安全。因为只有施救者安全，被救者才可能获救。

先救自己，然后才有能力帮到需要帮助的人，让爱更有价值。这看似是个常识，但要做到并不容易，尤其是父母在遇到孩子生病甚至处于危难之中时。先救自己是理性的爱中最难做到的一环。

其次是拥抱时间。

当我们遇到一时还无法解决的困难时，我们很容易被爱的名义裹挟，做出不理智、无原则、盲目牺牲的选择。而事实上，先争取活下来，把困难交给时间，用时间去对抗困顿，可能是更好的策略。

在临床医学上，很多疾病的治疗随着时间发展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比如冠心病、结核病、肺炎、哮喘、类风湿性关节炎、银屑病，甚至某些类型的癌症……现在治不好的疾病，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出现新的解决方案。尤其是新的医疗技术——基因编辑、脑机接口、mRNA等技术的涌现，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技术完全有可能运用于治疗疾病，给患者的治疗提供更多选择。

最后是不放弃希望。

当患者命悬一线、危机重重，家属对患者怀抱希望、不放弃治疗的结果可能是患者的康复。有时候，不放弃才能等来奇迹。

只要一提到“希望”，我就会立刻回忆起一个发生于2005年的溺水男孩的病例。

2

“医生，你告诉我，我儿子醒来的希望有多大？”男孩的母亲个子不高，眼睛红肿，站在ICU门口盯着我问。

“现在看，能不能保住性命还不一定。”我说，“孩子的生命体征太不平稳了，深昏迷、休克，要用大剂量升压药，心率每分钟145次，需要通过呼吸机吸入纯氧才能维持氧合，而且心跳停了这么久，大脑缺氧太严重了。”我摇了摇头。

离她两三米远的电梯间外的地上坐着一个中年男人，他头发一绺一绺的，只穿了一条泳裤，脚底满是黑色的泥巴。他耷拉着头一声不吭，听我这么说，突然发疯了似的“啪啪啪”左右开弓用力地打自己的脸。

女人连头都没回，继续说：“我儿子特别听话，医生你想想办法，他变成什么样我都接受。”

很多人可能会质疑我，为什么不告诉这个8岁男孩的父母，他们的孩子醒来的希望有多大。这个孩子因为溺水发生了心搏骤停，陷入了深昏迷，这时候给他的父母一个确切的数字，对他们接下来的决策至关重要。他们至亲的人躺在ICU，这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他们愿意花钱，哪怕是拿出一生的积蓄来维系希望。

医生不应该给一个确切的数字吗？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是在很多时候，医生很难用数字准确地描述希望。

为什么？

首先是人体的复杂性，同一种病，不同患者也可能症状迥异，即便治疗方案一模一样，患者对治疗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其次，临床上某一数据的获得，必须基于人为控制的标准化的研究方法或规范的流行病学调查。关于溺水后心跳停止、经心肺复苏恢复心跳后陷入昏迷的少见病例，患者能够醒来的概率是多少，在世界范围内并无翔实可靠的数据。最后，多种因素会影响患者预后。比如，影响这个孩子能否醒来、将来大脑功能可以恢复到什么程度的因素太多了，除了医生的治疗，孩子对治疗的反应、有无基础病、治疗期间会不会出现严重并发症这些因素，还有个更关键的因素：他当时心跳到底停了多久。大脑皮层对完全缺血、缺氧的耐受时间一般只有4～6分钟，一旦超过这个时间，逆转的机会就会非常渺茫。

所以，没人能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

那天晚上，这对父子去游泳，父亲游得高兴，把孩子丢了。等他找到孩子的时候，已经有人把男孩从水里捞了出来，当时孩子的心跳、呼吸都没了，一群人在泳池边又是慌乱地控水，又是按压。后来救护车来了，急救医生给孩子做胸外按压，气管插上管，给上抢救用药，终于出现了心电波形和微弱的血压，这时距离父亲发现孩子不见已经过去了20多分钟。这20多分钟里，孩子大脑缺氧的时间到底是多久？刚发现孩子心搏骤停的时候，泳池边的那些并不算专业的人给他做的胸外按压是否有效？这些问题统统说不清，因而这个孩子能醒来的确切概率是多少便无从谈起。

在这个男孩转来ICU的那天晚上，我立刻给他安排了全院专家会诊。各个科的专家对他的情况做了详细评估。他处于深昏迷，瞳孔光反射虽然还存在，但很微弱，这说明他的大脑功能严重受损。同时，这个男孩还合并了严重的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导致他出现顽固的低氧血症，需要应用呼吸机。同时，他吸入的并不清洁的池水又引起呼吸道炎症反应、渗出增多，肺部发生了严重感染，需要应用广谱抗生素。他刚入ICU时血压很低，要用大量的升压药物维持血压……

所有这些问题，都让他苏醒的希望变得渺茫。

每天下午3点到4点，ICU有一个小时的探视时间。为了防止家属频繁进出增加患者发生医院内感染的风险，探视时间控制得很严。

这个孩子的母亲每天探视的时候，都会协助护士给孩子翻身、擦身子。

“儿啊，你睁开眼。”

“儿啊，你睁眼看看我。”

她一边擦身子，一边在孩子耳边喊。

有一天她找到我，说：“薄医生，你能不能多给我一点时间，我想多喊喊我儿子。我不会耽搁你们治疗，我也不会打扰到别的病人。”

说实话，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但我很难满足她。每个家属都眼巴巴地盼着能多点探视时间，谁都想多陪陪亲人，但如果给她开了这个口子，其他家属一定也会提要求，这对病房的管理和患者的安全都是不利的。

她不停地对我说：“你相信我，我不会打扰到别人的。”

我对同事刘大夫说：“我真想帮帮她。”

刘大夫点子多。“让她走后楼道吧，”他说，“晚上偷偷地来。只是没电梯，只能摸黑爬上来。”

这个病例入院的那年，ICU病房尚未搬迁，还在老内科楼的4楼，从后楼道可以直接走到这个孩子住的最西边的那张病床，这么走确实也不会影响到其他患者。

那天晚上，我和护士们都假装没看到她，任由她一遍遍地在孩子耳边喊：“儿啊，你睁开眼，你睁开眼。”

从那天后，每天晚上她都会偷偷地从后楼道上来，护士们会给她留好门，其他医生值班的时候也会默许，她每天晚上都在孩子耳边小声地一遍一遍地喊。

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仍清晰地记得那个男孩，他长得白白净净，有着长长的睫毛、浓密的眉毛，但眼睛紧闭，没一丝反应。

每天晚上，他母亲几乎把嘴贴到他的耳朵边，一遍一遍轻声地喊着：“儿啊，儿啊，你睁睁眼。”

转眼过去半年了，她的很多亲戚朋友开始劝她：“算了，别让孩子受罪了。”

她说：“我儿子能醒。”

她还是每天晚上从后楼道爬上来，摸着孩子的头一遍一遍地喊。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个母亲坚持来ICU呼唤儿子，是一种对孩子的执念，也是一种不理性的“自我牺牲”。

可我并不这么认为。为什么？

首先，尽管这个孩子处于深昏迷，依旧危机重重，但他的瞳孔反射还在，自主呼吸也有；尽管刚来ICU的时候他的很多生理反射消失了，但随着治疗，他的生命体征逐渐稳定，很多反射逐步恢复。这些客观指标的改善说明，尽管可能性渺茫，但孩子还有醒过来的希望。

其次，在我看来，母亲的呼唤不仅是爱的召唤，也是一种治疗。这位母亲每天对着孩子的耳朵轻声地喊着“儿啊，你睁睁眼，你睁睁眼”，这种呼唤就像每到炊烟袅袅时分，母亲扯着嗓子、拉长了声音，呼喊她因为顽皮忘了回家的孩子回家。

所以，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选择给这对母子留了一条“后楼道”。有人说，教条之上有人心。医学不是纯粹的科学，它蕴含着人性。面对这样一个让人无比痛心的病例，这样一个昏迷不醒的孩子，还有他每天喊着“儿啊，你睁睁眼”的母亲，再严苛的规则也应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做出些许调整。何况迄今为止，医学上还有很多不能完全清晰阐释的现象，谁敢说人类的爱中没有促人康复的能量存在？谁敢说爱不是一种治疗？

而我坚信，尽管爱的治疗作用暂时还不可言说，暂时还无法准确定量，但爱的能量一定存在。

有一天我上夜班，这个母亲又像往常一样，走进病房，走到孩子的病床边，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孩子的脸，弯下身子在孩子耳边喊。

突然，孩子的眼睛动了一下。她瞪大了眼，怀疑自己看错了。

“儿啊，你睁开眼啊，你可怜可怜你妈。”

突然，这个昏迷半年多的孩子睁开了眼睛……

我推断，这个孩子之所以能够醒来，一定是他在心搏骤停时，好心人在泳池边的及时按压有效，使得他的大脑完全缺氧的时间并没有那么久，所以他才有了这微弱的醒来的希望。这个病例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的力量。

在我看来，医学发展史上每一项重大技术和理论的突破，都不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胜利，而是在危机当头，在患者命悬一线时，医生、患者、家属不放手带来的奇迹。

有人说：“希望就像太阳，如果你只在看见的时候才相信，你就无法度过漫漫长夜。”

这个病例告诉我们：希望有时看似遥不可及，但只要我们不放手，它或许就近在咫尺。

后来这个孩子出院了，智力没受到影响。我后来听说，他休学一年后又去上学了。到现在10多年过去了，我想，他应该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吧。

（刘 振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命悬一线，我不放手：ICU生死录》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