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文学需要表现人性之善

为众生写作，天然地带有一种感情

问：请您谈谈早期阅读与文学观形成的关系吧。

梁晓声：写作观念跟阅读的关系很密切。一个作家最初接触哪些种类文学作品与文学品相如何，以及接触的时间有多长，对写作者以后形成的文学观念是有影响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大约也就二三十部，如果一个人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读，到初中毕业时就几乎读完了。再加上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作品，以及以十八十九世纪启蒙文学作品为主的世界文学名著译本。于是构成了我这个文学爱好者涉猎古今中外文学精品的多元阅读史，为以后创作与文学观形成奠定了最先的基础。

鲁迅先生曾对年轻人说过，阅读的范围要广一点，不要仅限于读自己喜欢的哪一类及哪一个作家的作品。比如你是写小说的，不妨也读散文与诗，也读读报告文学、听听歌曲、欣赏画作，这些都有可能形成文学理念。我不认为，一个没有欣赏绘画等艺术眼光的人，一个不常读书、不知道别人已经写得很好的人，在创作上会走得多远。之所以要持续阅读、要关注文坛动态，不是要跟着别人走，而是为了解情况后写出不同个性的作品。

问：您觉得一个有抱负的作家应该保持怎样的写作态度？

梁晓声：1949年以前的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是著名的传统文化学者，以五四新文化先驱自居。有一次讲课，他的学生希望他讲讲文学创作理论。之后一次上课，他在黑板写下了“观世音菩萨”五个字予以阐述。观，是指观察。世，是指入世和出世兼备的生活态度。大众保持入世的态度生活，作家也应保持入世的态度看待生活，不能过于出世。音，是指语言修辞要有抑扬顿挫的美感。菩萨，是指作家要有一颗救苦救难的菩萨心肠，即悲悯情怀。

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留下好作品的作家都有一颗积极入世、关注众生、温暖人心的心灵。蒲松龄是这样，雨果、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狄更斯都是这样，写《苔丝》的哈代、写《红与黑》的司汤达也是这样。

但是，有谁天生就有菩萨心肠呢？文学作品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心灵。当你读了多部优秀且有人性有温度的文学作品，你像是文学修道院里的一个修行者，你的心灵变得柔软了，同情心更强了。你看到路边流浪的小猫小狗冒失地过马路，会生出慈悲心，心想可别被车轧到了。《人世间》中写到一个叫光明的孩子，原型就是我上中学时路过太平胡同时经常看到的孩子。生命只有一次，他自出生就是盲人啊，对色彩没有感受，连爸爸妈妈长什么样子都看不到，太不幸了。我同情，却帮不了他，不可能不产生悲悯，他的样子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想摆脱这种困扰，心想有一天要将他写到我的作品中。创作《人世间》时，我很自然地将这个人物写入了。我下笔的时候，会觉得为众生写作，天然地带有一种感情。写完后，那个盲少年的形象就从我的脑海中移出了，成了文学人物，有了文学命运与心灵。我觉得， 如果作家缺乏对生活、对他者，广而言之对命运、对社会的观照，将文学创作理解为一 种可单凭技巧进行的事，无论技巧多么熟练，未见得能持续写出好作品来。

电影似乎比文学更强调塑造人物

问：您在北京语言大学任教之前，曾长期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工作。这些电影制片工作对您的文学创作应该产生重要影响。请您谈谈电影与文学的关系。

梁晓声：我的文学创作跟我在电影界工作 20 多年有关；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 12 年，在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有 14 年，当时的主任是电影前辈、演过江姐的于蓝。她的先生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田芳。我跟于蓝、葛优的爸爸妈妈、陈凯歌的父亲都是同事。虽然我那时年轻，到他们家里谈工作，葛优、凯歌就自动规避。我与水华、谢铁骊、凌子风等中国电影界的大师也产生过工作关系，他们也为中国儿童电影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和他们接触主要是谈论电影。这些工作经历给我一个重要启发，就是电影要塑造人物。

电影和文学是有共通之处的。我觉得，电影似乎把“文学即人学”的理念提得更高，比文学更强调塑造人物。我当时作为年轻的编剧参加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年会，每次年会一般要讨论十三四部作品。根据什么来判断一个剧本是否值得投拍呢？就是要看有没有立得住的人物，是否塑造了一个或者几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之所以说一位导演、演员的成就令人尊敬，是因为他为中国电影艺术画廊增添了一个形象成功的人物。当年的电影理念如此。

就我的阅读经验来说，凡是好作品必然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作品人物的名气往往大于作者的名气。如果我心里没有最初的人物形象是很难动笔的。

我的全部小说都是为了塑造人物，一切情节和细节都是为塑造人物而服务的。早期的电影相当注重细节，细节更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现在很多编剧想得更多的是故事，殊不知故事是需要人物来参与的，而不是相反，人物变成了棋盘上的车马炮，被故事牵着走。许多电影在有限的时段，塞进更多情节，不断地制造矛盾冲突，以满足观众需要。一些年轻编剧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写故事的执念。

我有一个时期对故事曾有极强的排斥心理，特别是接受采访时常会被要求：讲一两个有意思的故事吧。我往往怀疑，这是否意味着大众只要听故事呢？是否小说和影视创作就是编故事呢？事实上，许多电影的故事性是三言两语无法讲清楚的，但是人物在那儿啊。某些经典电影和小说一听名字就是讲人物的。如果要求编剧用最简洁的语言讲一下它们的故事，恐怕有点强人所难。

《人世间》是虚构的，但是我希望让读者读到20页以后最多读到50页时，忘记是在读一本小说，而是进入了一片生活，这片生活和他似乎有着一种熟悉的关系。为此，我要克服“显示”深刻的想法，我要打消暗示读者这段文字很漂亮的念头：我没有什么了不起，谁比谁更深刻呢？《人世间》写了一个情节，金老太太坐轮椅到了大院外，在窄路上遇到素不相识的周秉昆，周秉昆贴墙而立让行。金老太太让推轮椅的阿姨停下，倒回去，跟周秉昆说谢谢。这就把这个人物的基调定了下来。这就是我们讲的细节，它不是冲突，不是矛盾，它是生活。文学作品毕竟不是原本的生活，当然要突出矛盾冲突，矛盾是生活的一部分啊，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有时也会具有戏剧性啊，但是一定要用生活的气息把矛盾冲突包裹起来，使它像是发生在生活的原态之中，让读者感觉到是生活在呈现，而不是赤裸裸的矛盾冲突的编织。现在的创作问题可能在于，过分强调矛盾冲突，把和生活有关的东西略去了。很多影视作品缺少生活的质感，故事像是光秃秃的树干，为冲突而冲突。

破题：从小说到影视

问：您刚才谈到写作最重要的是塑造人物，那么与作家自身的个性是否有密切关系？

梁晓声：我觉得是有关系的。我少年时看过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木木》。小说写道：庄园里有一个叫做盖拉辛的又聋又哑的农奴。盖拉辛经历了恋爱的失败，和其他人也无法交流，就养了一条叫木木的小狗，并视作“养女”，两个生命个体建立了深厚感情。一次，木木冲着女地主叫，女地主要盖拉辛将小狗“处理掉”。盖拉辛万般无奈，不得不划小船到湖中心，在船上慢慢地给小狗木木系绳套，木木充分信任主人，以为主人跟它做游戏。虽然小狗是盖拉辛唯一心爱的生活之伴，但只要主人说“处理掉”，他就不得不顺从。作为农奴，盖拉辛已经丧失掉了维护个人权利的任何本能。第二天，农奴盖拉辛从庄园消失了。因为这篇小说，俄国展开了若农奴离开庄园何以为生的大讨论，推助了取消农奴制的呼声。这篇小说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是短篇的经典；但其思想性是由人物体现的。

我读后，还专门写了散文记录这段阅读的回忆。为什么我的阅读印象如此深刻？与我的个性有关，我很喜欢小狗，甚至在手机页面存着小狗的照片。我读小学的时候养着一只小狗，我和弟弟妹妹每天把自己的饭分出一点来养小狗。我喜欢小狗，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究竟几何？我觉得经常把小狗带入我的作品，起到了特别的文学效果。我即将出版的《父父子子》中，有小狗的形象出现。我早期作品《今夜有暴风雪》中，也写了一只叫黑豹的狗。《人世间》里也写了一只小狗。老父亲在去看望周蓉的路上，无奈地买了一只小狗。我在跟导演说剧本的时候，强调这个情节一定要保留，它很重要。如果只是局限于写故事的话，编剧会说这个情节游离于故事之外，游离于矛盾冲突之外，因此有什么意义呢？而我认为，小狗对于塑造人物很重要，并非闲笔。实际上，那集的观看量挺高。后来小狗长大了，宋佳饰演的周蓉因为害怕狼松开了绳，将小狗放进原始森林。据说，网络播放平台下面还有一堆批评宋佳的留言——我认为电视剧中那个情节简单了，对塑造周蓉反而不利。

问：您先后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在当代作家中并不多见。您对获奖这件事怎么看？

梁晓声：作家的创作心态至关重要。评奖自有一套模式。作家没法预估。如果奔着得奖而写作，一开始就错了。得了一次奖，还想再得奖呢。得过国内奖，还想得国外奖呢。虽然抱着得奖的心态去写作不排除成功的可能性，但是不可能在文学道路上走得更远。我三十四五岁的时候，《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父亲》分别获1982年及1984年全国中短篇小说奖。文学界曾有一个说法，1984年是梁晓声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原刊于《北方文学》杂志。这个杂志不是北京的重要刊物，而是黑龙江省的偏远刊物。我写这篇作品，根本没想获奖的事，如果想了，可能会投给北京的刊物发表。恰恰是我没想得奖，就会全部心思地写好人物。记得颁奖的时候，蒋子龙跟我说，对不起，你的作品应该排第一的，但是考虑到你太年轻了，所以让你屈居第二。这都是玩笑话。我并没有把得奖看得那么重。

蒲松龄的一篇小说感动我

问：您的不少作品都是横跨几代人、长达几十年的鸿篇巨制，在谋篇布局、构造结构等方面独具匠心且卓有成效。您觉得，作家在创作长篇小说时如何选择合适的视角？

梁晓声：合适的视角当然很重要。每一部作品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我11月要推出的长篇小说《父父子子》，写作时间跨度从1937年起到上世纪80年代初，写了几代人的故事。大家可能会很困惑这么长时段的故事，怎么压缩在一部小说中呢？就得有视角的变化。比如，上一章以作者的视角写父母亲的经历，到了下一章以儿子的视角写“我”的经历，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选择合适的素材，作品节奏就会推进快一些。

问：您曾提出“好人文学”的概念，写作中也特别着意于人性美的挖掘与颂扬，《人世间》中的周秉昆无疑是“好人文学”的典范。请您谈谈文学与人及人性的关系。

梁晓声：我在大学教书时向学生布置作业，总是强调先写亲人吧。有的同学交给我的作业，洋洋洒洒八九千字，大抵是交待性的写亲人，自己怎么走亲戚，基本就是写到这个层面，就没了，人物形象立不起来。笔锋一转，便开始写自己了，仿佛自己和亲人之间，自己才更值得写。我就问，亲人怎么写丢了？不管是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还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好的文学作品都是塑造人物的。

我关于文学创作最基本的理念，跟现代派的主张不一样。文学即人学，永不过时，这个“人”不是抽象的普罗大众，不是抽象的所有人。作家写自己关注到的一些人、事的感受，呈现一段人生给更广大读者看。人们为什么要读小说呢？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自身所接触的有限现实来了解更广的现实生活。

我曾经和李敬泽有过一次对话，谈到了苦难这个话题。我说，别人看到我的作品之后，可能会认为我经历过某种苦难的岁月，但我并不感觉那是苦难，也不愿用“苦难”两个字，那只是经历而已。穷愁经历而已，与“苦难”并不统一。

读文学作品是了解他人命运的一种方式。谁爱情受挫，职场失意，买彩票没中奖，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但是当你读作品多了，会不再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最失意的。一个作家也不会再为自己得奖而洋洋得意。以对社会的贡献 论，科学家、医务工作者、社区管理者、片儿警、快递小哥等在实际生活中默默无闻的实际贡献，绝不亚于作家的贡献。作家比其他行业的人又了不起到哪里呢？所以，我提出 “好人文学”的概念。

事实上，我笔下的青年都有好人的那一面，这跟我的阅读史密切相关。我读《聊斋志异》，其中《王六郎》这个故事让我震撼。一个渔夫在河边垂钓偶遇少年王六郎， 二人经常在河边饮酒。一天，王六郎告诉渔夫，今天是最后一次共饮，明天他要去投生。渔夫怀着很大的好奇心，隐在河边观察投生是怎么回事儿。有一位母亲抱着一个孩子向河里走去，三次都被大浪打回岸上，最后沮丧地离开。隔日，王六郎又来到河边与渔夫共饮。渔夫觉得奇怪，问怎么回事。王六郎说投胎没投成，说昨天是母子二人，我不能以自己一命来换对方两命。下次投生的机会可能在几年之后，可能在百年千年之后，也可能永无投生之日。渔夫大敬，引为知己。蒲松龄写出了人性无私的最高境界，全世界的作家恐怕无人能出其右。我极受震撼，心想：蒲松龄能写一篇小说感动我，我能不能也写一篇小说感动别人？当这样的作品多起来，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会不会有一种很好的文化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