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数字化的若干思考
作者: 刘文英 苏文岚 马永祥摘 要:在乡村振兴与国家数字化信息化发展战略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部分。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之一,数字化转型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更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调研发现,数字化技术已经逐步渗透到甘肃省庆阳市乡村治理的各个方面,在智慧党建、“互联网+政务服务”、网上村务管理、基层综合治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为此,应基于数字化信息化建设的基本理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协同共享数据资源,完善体制机制,推动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提升。
关键词: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乡村
乡村治,天下安。作为地方治理和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一直处于重要地位,“治理有效”也被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在乡村振兴与国家数字化、信息化发展的战略背景下,数字化建设及其应用已成为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的关键所在。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打造数字乡村,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助力乡村振兴势在必行。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甘肃省庆阳市,受经济发展基础、地理环境等制约,乡村治理数字化进程缓慢,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探索庆阳市乡村治理数字化的相关问题,对提升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庆阳市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实践探索
信息时代下,农村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已是必然趋势,也是和现代化建设有效接轨的必然选择。数字化技术已经逐步渗透到庆阳市乡村治理的各个方面,在智慧党建、“互联网+政务服务”、网上村务管理、基层综合治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乡村建设赋予了新的动能。
(一)党建引领数字乡村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要振兴,关键是把基层党组织建好、建强。”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基层党组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数字化、智能化党建是顺应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庆阳市在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乡村治理模式创新。庆城县针对基层治理中村级党组织自治功能弱化、干部教育引导固化、群众集体意识淡化等问题,探索打造党建引领基层治理“361”模式,即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教育引导、产业发展、村级事务、遵纪守法、移风易俗、善行义举“六大积分制”板块以及一套乡村治理服务体系,实现从被动到主动、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该模式以党建为引领,依托“数字乡村”治理服务平台推进数据共享,打破党组织与群众之间的信息壁垒,加强党员干部与群众的交流互动,切实提高了基层党组织的治理效能和服务质量。
(二)智慧政务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
随着数字化应用深入推进,智慧政务服务模式也在不断创新。近年来,庆阳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综合窗口受理+代办+自助服务终端”的便民服务模式,推进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向乡(镇)、村(社区)延伸并应用。目前建设完成了覆盖全市8县(区)119个乡镇(含3个街道办事处)和1 337个村(社区)的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并完成便民服务事项加载,近百项便民服务事项下沉到基层便民服务中心,形成了“市—县(区)—乡镇(街道办事处)—村(社区)”四级政务(便民)服务体系。全面推进政务服务从“线下跑”向“网上办”、“分头办”再向“协同办”的转变,深度实现了政务服务“一网通办”。部分村级(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在正常坐班服务基础上开通了预约服务,缩短了群众办事距离,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成为现实。
(三)智慧村务管理激发乡村治理内驱力
智慧村务管理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互联网、移动应用程序等,对村务进行透明化、制度化、民主化和数字化管理。镇原县、宁县部分村委会通过微信群、微信公众号、App等将村里日常事务、决策过程、财务状况等信息及时公布,使村民能够随时了解和监督村务。同时,村民也可通过网络平台和移动客户端参与决策、提出建议、反馈问题、参与投票,使村民的声音得到更好倾听和反馈。庆城县、合水县多个村庄则以“积分超市”为抓手,积极推行积分奖励模式,开发“联通数村”微信小程序,村民通过参与乡村治理活动、履行公共事务、遵守村规民约等获得积分,积分可用于在平台或线下“积分超市”兑换生活用品。这种模式不仅能提高村务管理效率,而且能增强村民的参与度和满意度,调动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自觉性和能动性,进一步激发乡村治理内驱力。
(四)“云端”守护乡村治理主阵地
庆阳市积极探索“互联网+”乡村治理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数字活力。西峰区董志镇、环县车道镇等乡镇的数字乡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依托“5G+互联网+云”,将“雪亮工程”延伸至村组,以监控视频和乡村大喇叭为核心,搭建应急管理平台,在“云端”通过全覆盖的监控系统对全镇重点村组、重要路段进行日常巡查,实时了解全村环境卫生、社会治安、产业发展等情况,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通过乡村大喇叭宣传各项惠民政策、法律知识、农业知识,定时播放音乐、秦腔戏,充实村民文化生活,方便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沟通,也方便了政策方针的宣传;通过“数字乡村”等App或微信小程序,打造便民通道,村民在家里就能及时了解村“两委”最新动态、最新政策方针,查询各类办事流程及所需材料等内容,也能发布需求或建议,提升乡村治理时效性和有效性。
数字乡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有效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将智能科技的触角延伸到了农村,打通了政府与群众联系、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同时提升了乡村治理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精细化水平,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让广大群众尽享数字红利。
二、庆阳市乡村治理数字化实践的困境
庆阳市在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效,但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
(一)软硬件基础薄弱
硬件方面,乡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普遍滞后的局面,网络覆盖率虽逐年上升,但设备陈旧,信息接收传输效率不高,数字资源整合能力不足等问题较为突出,这些都成为乡村治理数字化发展的瓶颈。软件方面,数字平台的便利程度与其所能办理的业务范围紧密相关,但目前很多数字平台的功能较为单一,村民能够凭借这些数字平台办理的事务范围有限,农村电商业务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快递信息传输速度不快、城乡数字资源分配不均、乡村网络信号不强、辐射宽度和厚度不足等,限制了数字乡村发展。
(二)数字技术应用存在“表面数字化”
庆阳市近年来不断加大投入,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基层政务、管理等的改进,提高了工作效率,方便了村民获取信息和处理相关事务。但供需之间不对等不合理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存在为数字化而数字化的现象。一是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时,未能充分考虑农民的实际需求和乡村振兴的实际情况。当前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下放到村里的权限较少,数字平台虽多但功能大多重叠,注重数字化指标实现和痕迹管理,要求基层干部频繁打卡、上传各类数据,导致基层干部为了满足考核要求,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在完成数字任务上,工作重点从实际服务转向了形式上的合规。二是各类应用程序泛滥、工作群组过多。为了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各级政府开发了大量的政务应用小程序,这些程序大多功能重叠,普及应用的意义不大。同时,微信群、QQ群、钉钉群等各种工作群组繁多,信息量巨大,处理起来耗时耗力。三是数字技术适配性问题。数字技术的应用没有充分考虑基层实际情况和农民的实际能力,一些技术工具无法发挥其作用,且增加了乡村治理的工作难度。
(三)数据互联互通不充分
乡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乡村发展的诸多方面和群众生活的各类事项,既有基础数据的采集,也有共享数据的应用。因此,涉及不同部门、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共享,由于数据系统不相容或者部门之间缺乏有效衔接机制,造成乡村治理决策过程中缺乏全局观念和数据支撑,影响治理效能和质量。同时,各个治理部门重复采集数据,无形中增加了工作量,造成资源浪费,降低了工作效率。
(四)数字乡村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
一是政策未细化。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政策之间的衔接、配套和实施细节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否则难以保证政策的一致性和持续性。二是评估监督机制尚未建立。相关部门虽然开始尝试数字化乡村治理,但缺乏有效的评估和监督机制,数字化治理成效无法衡量。三是关于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的政策支持和法规保障尚显不足。相关政策不够细化,缺乏可操作性,同时法规保障跟不上数字化治理发展速度,导致一些新的治理模式无法可依。四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尚未形成。数字乡村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渠道单一,村民参与数字化自治的意识较为薄弱。
三、乡村治理数字化的相关建议
(一)以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乡村建设
应加大对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持续提高乡村互联网普及率,实现乡村与城市的数字对接;同时通过政策引导和激励,加强对数字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为乡村治理提供人才保障。农民信息化技能培训是提升农村数字化水平的关键一环,可利用“线上+线下”的培训方式,多开展体验式培训,开通农业技术推广站和农村远程教育体系,多渠道全方位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水平,激活乡村数字治理主体内生动力。加强宣传和动员,提高群众对数字乡村治理的认识和参与度,建立多元化的公众参与及监督机制。
(二)以结果导向提升乡村数字化治理效能
一是强化实际效果导向。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避免单纯以数字指标评价工作成效,注重实际工作成效和群众满意度。二是优化数字治理平台设计及运行流程,简化政务应用程序功能,合并或取消重复冗余的应用程序,减轻基层干部工作负担,同时规范工作群组的创建和使用,提高信息传递效率和针对性。三是技术应用与人文关怀相结合。避免过度依赖技术而忽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联系,帮助基层干部和群众更好地适应数字技术,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三)以数据互联互通共享助推乡村治理数字化
一是建立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确保各类信息能够高效流通,尝试构建覆盖省、市、县、乡(镇)、村五级的数据共享平台,实现数据统一采集、存储、管理和共享。二是打破数据信息壁垒,制定数据共享标准,明确数据共享范围、类型、格式和质量要求,减少基层干部因重复获取相同数据而增加的工作负担,确保各部门数据可以互联互通共享。三是各部门各层级之间加强沟通与协调,形成治理合力,在数据共享的同时加强安全管理。四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入市场化机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数字治理平台建设,共同推动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
(四)以完善体制机制保障乡村治理数字化
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构建合理的管理机构。一是出台一系列有利于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及法规,加强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信贷支持等方面的规范管理,鼓励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数字乡村建设。二是探索适应数字化转型的乡村治理模式,建设智慧党建、智慧社区、智慧农业、智慧乡村旅游等运行机制,提升乡村治理效率和水平。三是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的各项工作,防止数据滥用和隐私泄露,保障数据安全。四是建立健全政策执行监督机制,确保政策落实落地,增强数字乡村建设的有效性,优化乡村数字化治理环境,推进数字乡村治理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郭必准.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数字化现状及政策建议[J].南方农机,2023,54(17):116-118+133.
[2]冯帅.数字化技术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J].乡村科技,2023,14(13):14-17.
[3]谭廷选.庆城县“361度”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新模式 唱响乡村振兴主旋律[EB/OL].(2022-08-10)[2024-08-21].https://www.chinaqingcheng.gov.cn/xwdt/bmdt/content_74149.
[4]路世玲.甘肃庆阳市乘“数”而上打造数字经济新高地[EB/OL].(2022-10-05)[2024-08-2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5797793393295477&wfr=spider&for=pc.
[5]池雪丰.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挑战与实施路径[J].台州学院学报,2022,44(5):7-11.
[6]赵国利,段玲,熊家瑶.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西部财会,2023(9):54-56.
[7]于明言.全面乡村振兴视阈下数字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J].北方经济,2023(5):58-61.
[责任编辑:朱松琳]
基金项目:2022年陇东学院青年科技创新项目(XYSK2216);陇东学院横向科研项目(901307030911)
作者简介:刘文英(1988—),女,甘肃庆阳人,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农业农村经济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