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位提升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因此，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探究是十分必要的。文章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首先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提出经济水平、人际交往、社会支持及养老顾虑对中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会产生影响的假设；其次筛选出1 566个农村居民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得出经济水平、人际交往、社会支持与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均呈正相关，养老顾虑与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的结论；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建议，包括提高经济水平、拓展人际交往路径、加大社会支持力度以及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以期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发生了质的飞跃。然而，在农村仍然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水平差异显著等问题，这可能会影响个人的幸福感。加大人际交往和社会支持的力度不仅能够增加个人的社会资本，增强个人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还可以提升个人的幸福感。在当今社会，养老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参保率较低、养老设施和服务不完善等问题。因此，本研究试图从经济水平、人际交往、社会支持及养老顾虑四个维度出发，探讨它们如何影响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基于2021年CGSS数据可以得出研究结论，经济水平、人际交往、社会支持和养老顾虑均对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因此，相关主体在制定政策和实施干预措施时，必须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以提升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经济水平与主观幸福感

经济水平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已经被广泛研究。美国经济学家Easterlin最早对收入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结论：随着收入的增加，个人的幸福感并不一定随之增加，即“伊斯特林悖论”。然而，也有学者对此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朱春奎等（2022）基于“收入—幸福”分析框架，研究了公共服务获得感如何影响居民的幸福感，研究结果发现，收入和公共服务获得感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具有多层次性。胡春萍等（2015）使用世界价值观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相对收入、收入满意度都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许海平等（2020）从收入水平、收入差距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发现，居民的收入水平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且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明显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经济水平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的经济水平越高，其主观幸福感也越强。

人际交往与主观幸福感

人际交往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获取精神与物质支持的重要途径，对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Putnam（2000）将社会资本拆分为结构性社会资本、认知社会资本和联系社会资本，研究社会资本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发现，“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与邻居的交谈”都能够显著增强个人的幸福感。Dolan等（2013）从社会关系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发现，良好的社会关系与个人的幸福感是正相关关系，即社会关系越融洽，个人的幸福感就越强。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人际交往频率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具体来说，经常参与社交活动的农村居民比较少或不参与社交活动的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更强。

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

社会支持是指社会网络通过一定的物质或者精神手段对弱势群体进行无偿帮助的行为。对于个人而言，社会支持不仅是个人情绪支持和物质援助的来源，更是其与社会接触和联系的重要途径。贺寨平（2002）认为，不管是社会支持的数量还是社会支持的质量，都对个人的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这种互惠和扶持机制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个人应对突发挑战的能力。马丹（2015）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和协方差模型得出结论，社会支持不仅能给个人提供物质和情感上的慰藉，还能增强个人的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郭小弦（2019）分别从社会支持和参照群体的视角出发，证明了社会网络对个人幸福感有着多层次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社会支持水平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这表明，农村居民获得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其主观幸福感就越强。

养老顾虑与主观幸福感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问题愈发凸显。学者郭爱妹等（2020）认为，我国城乡医疗资源不均衡，农村养老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不够完善，这对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不利影响。程嫡等（2024）从非正式社会支持的视角出发，揭示了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配置不平衡，农村养老缺少医疗保障、社会互动、情感慰藉及经济支持等要素，这对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造成了冲击。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养老顾虑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这表明，对养老问题较少顾虑的农村居民，其主观幸福感往往高于养老顾虑较多的农村居民。

研究设计

数据及筛选

本研究旨在探讨某些社会因素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文章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首先对相关数据进行了清洗和预处理，以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其次筛选出1 566个有效样本作为研究对象，有效样本的筛选依据包括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的完整性、回答调查问题的质量以及关键变量分布的合理性等，确保了样本的代表性和研究的科学性。

变量选取

1.因变量。文章的因变量是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根据CGSS（2021）问卷中社会态度板块的问卷内容，询问了“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这一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采用五级评分制度，即1—5分别代表“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非常幸福”。

2.自变量。文章的自变量包括经济水平、人际交往、社会支持和养老顾虑。经济水平根据CGSS（2021）问卷中的问题，即“综合看来，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属于？”。该问题的选项包括“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下层”。为了便于分析，对这些选项进行反向赋值，即1—5分别为“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上层”。人际交往在CGSS（2021）问卷中对应的问题是“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经常在您的空闲时间社交/串门？”。针对这个问题，问卷提供了五个选项，分别是“从不”“很少”“有时”“经常”“非常频繁”，并依次给这些选项赋值1—5。社会支持采用CGSS（2021）问卷中“过去一年，通常是否有人倾听您诉说您个人关心的事情？”的问题。为了分析方便，对选项进行反向赋值，即“我没有什么关心的事情”“否”“是”分别赋值1—3。养老顾虑采用CGSS（2021）问卷中“我担心当我年老时生活不能够自理”这一问题。针对这一问题，问卷提供了五个选项，分别是“完全同意”“同意”“既不同意也不反对”“不同意”“完全不同意”，并分别赋值1—5。

3.控制变量。文章选择性别、健康状况、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模型假定

文章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回归模型方法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所用公式如下：

happiness=α+β1income+β2participation+β3support+β4worry+β5controls+ε

在回归模型中，happiness表示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income、participation、support、worry分别表示经济水平、人际交往、社会支持、养老顾虑，controls表示各类控制变量，α为回归方程的常数项，β表示变量系数，ε表示方程的随机误差项。

表1 变量设置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编码

因变量 主观幸福感 非常不幸福=1；比较不幸福=2；说不上幸福

不幸福=3；比较幸福=4；非常幸福=5

自变量 经济水平 下层=1；中下层=2；中层=3；中上层=4；

上层=5

自变量 人际交往 从不=1；很少=2；有时=3；经常=4；

非常频繁=5

自变量 社会支持 我没有什么关心的事情=1；否=2；是=3

自变量 养老顾虑 完全同意=1；同意=2；既不同意也不反对=3；不同意=4；完全不同意=5

控制变量 性别 女=0；男=1

控制变量 健康状态 差=1；一般=2；好=3；很好=4；非常好=5

控制变量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专科=4；本科及以上=5

控制变量 婚姻状况 未婚=1；有配偶=2；离异=3；丧偶=4

实证结果及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 基本变量描述统计分析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主观幸福感 1 566 3.931 0.864 1 5

经济水平 1 566 2.172 0.901 1 5

人际交往 1 566 2.640 1.149 1 5

社会支持 1 566 3.400 0.669 1 3

养老顾虑 1 566 2.321 1.125 1 5

性别 1 566 0.439 0.496 0 1

健康状态 1 566 2.841 1.266 1 5

受教育程度 1 566 1.955 1.167 1 5

婚姻状况 1 566 2.094 0.750 1 4

表2对各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因变量主观幸福感的平均值为3.931，标准偏差为0.864，说明被调查对象的主观幸福感普遍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自变量经济水平、人际交往、社会支持和养老顾虑的分析结果如下：经济水平的平均值为2.172，标准偏差为0.901，说明被调查对象对自身的经济水平认定在中等偏下，即农村居民的收入并不是很高；人际交往的平均值为2.640，标准偏差为1.149，表明绝大多数被调查对象的社会参与频率偏低，主要集中在“很少”和“有时”；社会支持的平均值为3.400，标准偏差为0.669，反映出被调查对象大多数都获得过一定的社会支持；养老顾虑的平均值为2.321，标准偏差为1.125，表明多数被调查对象都存在养老的顾虑。控制变量中性别的平均值为0.439，表明样本中男性多于女性；健康状态的平均值为2.841，标准差为1.266，表明大多数被调查对象的健康状态处于“一般”到“好”之间；受教育程度的平均值为1.955，标准偏差为1.167，表明被调查对象的教育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平均教育水平较低；婚姻状况的平均值是2.094，标准偏差是0.750，表明被调查对象处于未婚的人数较多。

多重共线性诊断

文章选取农村居民作为研究对象，探讨经济水平、人际交往、社会支持及养老顾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加入了受访个体的基本特征作为控制变量。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文章对9个变量进行了多重线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并确认各自变量的方差膨胀系数均保持在5以下。这一结果充分表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Ologit回归模型构建及其结果分析

表3 回归模型

（1） （2） （3） （4） （5）

主观

幸福感 主观

幸福感 主观

幸福感 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