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老龄化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作者: 王舒凡 刘雨琪 陈立伟

新内生发展作为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为推进我国乡村振兴进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从新内生发展理论出发,通过分析科学知识、管理知识、地方知识三种知识类型的相互作用机制,总结冻庄村在脱贫攻坚道路中的成功经验,探讨在乡村振兴道路上面临的困境,以及针对老龄化问题提供未来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近几年,我国在农业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三农”发展态势良好。2017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指出,农业农村发展“必须顺应新形势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调整工作重心,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开创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为长期的农业改革进程指明方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2018年由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乡村振兴战略基本原则。党对于“三农”工作顶层设计的一系列战略调整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内生发展的核心思想。

在乡村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中,欧洲地区有诸多经验。欧洲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种以政府帮助为主要发展动力、以工业化发展带动农业发展的外源式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运用能够在短期内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稳定农户的收入,但导致了农村的空心化、边缘化问题。基于对外源式发展模式的反思,上世纪80年代末,以内生发展为特征的乡村实践出现。内生发展关注本土资源利用以及内部文化认同的同时不再追求单一的农业经济增长,而是转向对于乡村内部非生产功能的探索与开发。然而,这种由“自上而下”至“自下而上”发展模式的转向仍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非生产功能的探索实践一定程度上掠夺了传统产业的资源,乡村发展过程中外部人员的介入导致本土价值观的混乱以及地方认同的减弱,令乡村发展动力不足,陷入了停滞状态。于是在乡村发展模式的调整、反思过程中,2001年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Ray)提出新内生发展思想,将乡村发展置于更广阔、更动态的政治经济运行框架中理解。作为新世纪以来欧洲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论,新内生发展的核心思想与党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有着相似性,可以为我国的乡村振兴建设提供思路和可行性路径。

近年来,在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指导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新内生发展思想,并试图将新内生发展理论与我国乡村振兴的实践结合研究。探讨依托于上世纪欧洲乡村治理实践经验的新内生发展理论是否与我国农村发展现状契合,以及由于地域差异而产生不同发展样态的中国农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适应新内生发展模式,从而得以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实地调研发现,冻庄村目前正处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衔接点。文章依托新内生发展理论,使用单案例研究法对冻庄村的本土发展路径进行分析,总结冻庄村得以实现整体脱贫的成功经验,分析目前该村发展动力不足的原因,为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提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可行路径。

文献回顾

20世纪末,大批欧洲学者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催生了新内生发展理论的诞生。学者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Ray)在反思批判外生发展理论、内生发展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新内生发展理论。新内生发展理论在空间上强调地方与超地方的有机联系,改变单一外部资源注入的乡村发展模式,注重内外部两种资源的均衡使用。乡村治理的制度设计和实践需要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努力,社会主体间需要协调不同的地方认知、价值系统、行动逻辑,以领土文化认同形成与地方的纽带,从而开发、激活乡村资源,做到多种资源的有效配合,最终实现协调发展。从城乡发展来看,新内生发展理论本质上重新发现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地位关系,乡村不再是依附于城市的“被救济”角色,而是能够真正实现与城市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协调发展。在目标导向上,可持续发展模式取代了单一的经济增长模式,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理想发展状态。

新内生发展理论起初被应用于探讨欧洲地区社会转型中的乡村发展,Ray基于对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反思提出以领土文化认同勾连个体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从而理解农村可持续发展。Tomasz Adamski和Krzysztof Gorlach两位学者认为新内生发展理论的核心在于多元主体的合作与参与,并且在过程中不同主体会带来不同的知识类型。科学知识是与各类学科相关并可以公开获取的专业性知识类型,管理知识侧重应用于决策制定、实施过程中不同治理主体权力上的运作,地方知识则根植于当地的社会、文化与经济背景,由地区传统和经验构成的一种“隐性”知识。除此之外,全球范围内的乡村研究中出现了许多适应地方本土特点的分支。总体来说,新内生发展的战略理念是从外源型扶贫到内生型扶贫,由“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的转化。国内学者张文明、章志敏提出资源、参与、认同作为内生发展理论的三个基本要素,其关系变动影响着农村内生发展实践,乡村发展需重视内部与外部、地方与超地方的整合。学者王兰提出认同、赋权、创新、合作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彼此联动,从而盘活乡村各种资源发展,整合乡村发展的内外力共同建设美丽乡村。学者赵海涛、李梓恒等从资源整合、民众参与、文化认同角度梳理乡村振兴发展的全过程。学者文军、刘雨航认为将自上而下的外生发展模式和自下而上的内生发展模式相结合,采取“上下联动、内外共生”的新内生发展模式来应对乡村振兴时期的内生发展困境。学者吴越菲通过反思西方语境中新内生发展理论,认为新内生发展理论视野下,我国乡村振兴实践需要进行权力、角色、治理形式等多方面的探索和转变,以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上述文献的梳理发现,我国的农村发展模式与新内生发展理论之间呈现出很强的同构性。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索新内生发展理论在我国农村本土治理中的可行性,并根据地方特点提出了许多契合本土发展的模式,有助于实现地方的可持续发展。

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冻庄村发展基本情况

冻庄村位于行唐县城以西15km,现有495户1 495人。全村总面积200hm2,村庄面积约18.67hm2,耕地面积约153.33hm2,人均耕地0.08hm2,坡地20hm2,道路等其他用地约7.33hm2,辖5个村民小组。该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少数农户从事小规模牲畜养殖业。2018年,冻庄村实现整体脱贫,建立健全防贫监测帮扶机制,各项政策的持续实施保证着冻庄村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等多个方面平稳发展。

样本选取

单案例分析法重点关注样本的选取。文章以冻庄村为样本,从新内生发展理论视角梳理其实现脱贫的成功经验,总结其中的内在价值取向与行动逻辑,并探究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可行性路径。冻庄村作为研究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治理主体多元性。冻庄村脱贫进程离不开多方治理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合作。帮扶工作组深入农村基层进行驻村帮扶工作,作为纽带连接政府、村“两委”、脱贫户、村民等多个主体,带动全村共同致富。实现内外部资源整合,离不开多重主体的共同合作参与。

发展路径的典型性:冻庄村以政策助力,将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与村庄发展有机结合,主要通过特色产业的发展带动全村脱贫致富。冻庄村在探索可持续发展实践中引入了金银花种植及加工项目,同时帮助致富带头人探索出“村集体+致富带头人+参与农户”模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就业问题,促进了集体经济发展。

数据收集与分析

文章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调研和半结构访谈,同时参考冻庄村帮扶工作组提供的工作总结、对驻村干部的采访提纲等。笔者于2024年1月进入冻庄村进行实地调研,对驻村工作组成员、村内产业致富带头人、生产车间带头人、村民等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以深入了解和探究冻庄村的发展状况,确保研究的真实性。收集数据后对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梳理冻庄村成功脱贫的关键举措,重点关注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成功经验。再透过新内生发展理论视角,以科学知识、管理知识、地方知识三个要素出发探究冻庄村实现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案例描述与研究发现

冻庄村实现脱贫的成功经验

1.政策支持:科学知识与地方知识的有机互嵌

以宏观政策为主要表现的科学知识的介入推动乡村治理主体结构发生变化。基于政策的指导方向,冻庄村成立驻村工作组。工作组由区纪委牵头,区司法局、区应急管理局、区科技局、区科协五个帮扶责任单位组成,共同承担起对冻庄村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工作中的支持和帮扶责任。由此,工作组作为相应帮扶单位落实帮扶责任的组织成为冻庄村乡村治理实践的重要主体之一,从具体行动层面切实为村民解决了生产、生活问题。

财政衔接资金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提供经济支持。驻村工作组于2022年配合村“两委”申报并引入“冻庄村手工加工厂项目”,由县财政投入资金为村集体建设,为村里创造长期就业岗位60余个,临时就业岗位100余个,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4.8万元。同时,冻庄村的金银花种植加工项目目前种植面积已达26.67hm2有余,致富带头人、种植户、参与采摘的村民都获得了较好的收益,为村集体增收3万元。

冻庄村在县、乡的统一安排下增加就业岗位、开展创业培训,为农民提供就业信息、提升其就业技能,开拓就业和创业路径,激发脱贫户和村民的自主创业意识;并充分利用小额信贷、创业、税收等优惠政策,依靠农村致富带头人的模范辐射作用,带动村民参与到乡村特色产业的建设中,进一步推动共同致富。

2.驻村工作组:管理知识与地方知识的有效整合

驻村工作组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一方面激活村民的内生发展动力,另一方面将科学知识与本土经验相结合,不断更新地方知识,促进乡村的新内生式发展。

驻村工作组充分发挥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帮扶实践作用于冻庄村。工作组节约日常生活开支为村民委员会购买了办公家具、提供工作电脑及相关办公器材,并在日常工作中定期组织老党员和村“两委”开展交流活动,为冻庄村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人才支撑。为解决冻庄村群众饮水安全问题,各帮扶单位压缩办公经费为冻庄村筹集资金11万元,打深水井一口,对供水管道进行修缮维护。

冻庄村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实践困境

尽管冻庄村已于2018年实现整体脱贫,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从实地调研中发现,目前冻庄村依旧有村民具有返贫风险,冻庄村在实现乡村振兴的进程中面临着发展困境。而影响冻庄村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乡村治理主体老龄化导致的内生动力不足。

WHO对发展中国家老龄化社会的划分标准为: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根据冻庄村所在县政府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60岁以上人口占全县人口的21.65%。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全县人口15.07%,远超世界卫生组织对老龄化社会的定义。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冻庄村所在市城镇人口增加2 739 246人,乡村人口减少1 667 948人,城镇人口比重提高19.56个百分点。经过实地调研发现,冻庄村在人口结构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老龄化趋势。

冻庄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乡村的特色产业并没有引起青年劳动力有效回流。村民们大多从事机械化程度低、集体决策程度低的劳动密集型工作,这成为冻庄村无法进一步开展生产加工附加值高的产品以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原因之一。在乡村发展的组织建设方面,冻庄村主要表现为以帮扶建设中的驻村工作组和村民委员会为主体的地区多元化团队建设。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城乡联结的作用,实现科学知识与管理知识的有机互动。但单纯依靠科学知识与管理知识不足以完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地方知识挖掘利用上的空缺最大程度体现为以村民为代表的地方治理主体在参与乡村治理、决策等方面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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