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时空演化研究

摘要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战略经济带，探究其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的协调关系对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基于2011—2020年我国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新型城镇化和数字经济的面板数据，建立复合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其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数字经济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且数字经济水平普遍滞后于新型城镇化；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和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因此，我国应探索差异化地区数字经济推广的方案和策略，发挥长三角地区的辐射作用，推动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早日实现。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数字经济；耦合协调；空间自相关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4）09-0206-06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4.09.045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Research on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Digital Econom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XIE Shi-zhao， XIE Yun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chool，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Hubei 434023）

Abstract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economic belt in China. Exploring the coordin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new urbanization and digital econom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realiz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ased on panel data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digital economy in 11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0， a composite system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established.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odel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level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w urbanization，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wo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re showing an increasing trend year by year， with significant regional heterogeneity;th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digital econom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imbalanced， and the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generally lags behind that of new urbanization;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digital econom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as significant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China should explore plans and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digital economy in differentiated regions， leverage the radiation effec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d promote the early realiza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Digital economy;Coupling coordination;Spatial autocorrelation

作者简介  谢世钊（1999—），男，湖北恩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管理。

*通信作者，副教授，硕士，硕士生导师，从事农业经济与管理研究。

收稿日期  2023-10-10

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长江经济带贯穿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经济带，是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推手，推进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关乎我国发展全局。而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已成为新型城镇化强有力的助推器，以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新型城镇化，也是城镇化和我国国情相结合的标志性体现［1-2］。如何利用数字经济推进新型城镇化，已成为当下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现有学者围绕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研究主要分为3个方面。第一，围绕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包括数字经济的指标体系构建及其作用。对数字经济的测度主要考虑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3个方面［3-4］，数字经济的作用主要分为数字红利和数字鸿沟2类，由于各地数字经济水平存在差异，不可避免地导致数字鸿沟，进而拉大收入差距，但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数字鸿沟可逐渐弥合，从而缩小收入差距［5-6］。第二，围绕新型城镇化的相关研究，主要为新型城镇化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现有研究主要从以人为本出发，从人口、经济、生态城镇化等多方面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对新型城镇化进行测度［7-9］。任杲等［10］采用障碍度模型得出城镇化率、城乡差距、大城市的辐射作用及GDP能耗是制约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张虎等［11］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得出，GDP、产业高级化和政府财政支出能提高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第三，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主要围绕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直接影响以及作用机理展开。数字经济通过数字技术提高了新型城镇化资源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城镇产业结构、助推城镇建设科学化，能够显著促进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并且新型城镇化质量具有空间溢出效应［12］。杨瑞等［13］通过中介效应和门槛模型得出，技术创新水平在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此外要素禀赋在数字经济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门槛作用。通过梳理现有研究文献，王常军［14］认为在发展目标和内在要求上，新型城镇化和数字经济达成高度一致，并分析了两者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

综上，现有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上探究了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之间的关系，已形成较完整的研究体系，但对两者耦合协调的实证研究较少。基于此，笔者以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为研究对象，全面考虑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状况，构建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并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及空间自相关模型等方法对我国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把握其时空演变特征，进而提出我国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建议，以期为我国加快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协调推进提供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机理分析

新型城镇化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供需市场和机遇，数字经济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新动力源［14］。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离不开高水平的数字技术。首先，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提高了居民对互联网应用的需求量，为数字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及资金要素，从而为数字经济提供了供求两端的动力；其次，社会城镇化推动了道路、互联网设施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数字经济打好了基础；最后，生态城镇化对各行业产业数字化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生产、运输及经营全过程需要采用更加智能、环保的方式，这推动了企业向数字化转型，扩大了数字产业规模。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城乡发展限制，破除了欠发达地区的融资约束，并推动地区经济增长，进而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首先，数字产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就业吸纳能力以及创业激活能力，同时还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数字化转型，降低了失业率，进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4，15-17］；其次，数字基础设施以及互联网技术创新了公共服务治理方式，提升了社会公共

服务的供给质量［18］；最后，数字技术具有节能生态的优点，

有助于从生产、生活和生态三方面驱动城镇绿色转型［19］。

综上所述，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呈现出互相促进的发展态势。二者具备耦合协调发展基本条件。其耦合协调机理如图1所示。

1.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参考杨瑞等［13］和赵永平等［20］的研究方法和其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并结合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状况及变化趋势，从人口、经济、社会及生态环境城镇化4个方面选取了20个指标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体系。参考谢文倩等［21］研究成果，从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应用、数字行业发展3个方面选取了11个指标构建了数字经济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均采用熵权法测算出综合得分，见表1。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是测度研究对象系统整体或内部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程度的重要指标。考虑到区域发展处于不平衡不充分的状态，参考王淑佳等［22］的方法，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关系，二者的耦合协调度计算公式如下：

C=2×A×B（A×B）212（1）

T=αA+βB（2）

D=（C×T）12（3）

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在0～1，D越大，二者越呈良好的协调发展态势；T为系统间综合协调指数；C表示耦合度，其值越接近于1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的耦合程度越高；α、β为待定权重系数且α+β=1，该研究认为在协调发展过程中，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同等重要，取α=β=0.5。参考卢辉等［23］的研究成果，并根据实际情况和研究需要，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失调类、拮抗类、磨合类和协调类4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