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价格、劳动力流动与制造业转移关系再研究

[摘要]在拓展的“中心—外围”模型中引入住房价格，分析住房价格及生存黏性对制造业转移的影响机理，利用2002—2020年35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限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城市相对住房价格与制造业相对就业规模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2）以制造业劳动力年均工资收入与所居城市住房价格的比值刻画的“生存黏性”与城市制造业相对就业规模显著正相关，揭示以劳动力为载体的制造业转移内在动因。提出优化资源配制、“因城施策”、实施区域制造业发展战略等建议。

[关键词]住房价格；劳动力流动；制造业转移；面板门限模型

一、 引言

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分配货币化政策实施以及房地产市场建立，为中国房地产业高速发展注入了内生动力。中国房地产业发展为城镇居民住房条件改善、城镇化发展及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作出了突出贡献。然而，一方面城市房地产业快速增长助推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土地价格和住房价格持续上涨，导致城市劳动力生存黏性降低；另一方面房地产业高收益的特点会吸附大量资金向其聚集，对制造业发展产生排挤效应。在劳动力生存黏性下降和房地产业对制造业产生排挤效应的双重作用下，制造业呈现出从东部城市向中西部城市转移的特征。2022年1月1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5年，产业转移政策环境更加完善，中西部、东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显著提升，制造业布局进一步优化、区域协同显著增强1。

为此，理论界对城市住房价格、劳动力流动与制造业转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得出结论：城市住房价格上涨会降低劳动力相对效用，阻碍劳动力向城市流入，降低城市产业集聚度；与此同时，城市住房价格上涨会导致本城市产业向住房价相对较低的城市转移，致使产业呈现分散化格局。然而，住房价格、劳动力流动与制造业转移之间既存在集聚效应又存在抑制作用，可能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换言之，大中城市一方面象征着良好的城市发展前景、匹配度高的就业机会以及更大的财富增长空间，同时还意味着更优质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城市发展初期相对较低的住房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会吸引劳动力流入，由于劳动力流动与产业集聚高度相关，进而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另一方面，人口集聚导致住房价格上涨，这使劳动力生活负担加重，在劳动者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情形下，高住房价格会增加生产生活成本，阻碍劳动力流入，导致相对就业规模缩减，进而诱发制造业转移。因此，基于非线性关系解释和分析住房价格、劳动力流动与制造业转移之间的内在机理，对于引导制造业合理有序转移，促进形成区域合理分工、联动发展的制造业发展格局有着重要意义。

二、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针对住房价格、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间关系的研究虽较为丰富，但大多仅限于线性关系研究。Krugman[1]和Baldwin[2]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研究得出劳动力供给状况直接导致企业的集聚程度，即劳动力集聚会带来产业转移，进而形成产业集聚。国内学者研究聚焦住房价格、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之间的线性关系。高波等[3]基于拓展引入住房价格因素的新经济地理学标准模型，首次将住房价格、劳动力流动和产业转移三者结合进行研究，发现区域住房价格差异导致劳动力流动，从而引发产业转移。刘志伟[4]发现城市住房价格上涨挤出部分企业，形成产业梯度转移，致使城市低附加值第三产业向高附加值领域转型。邵挺等[5]研究指出长三角地区大型城市住房价格高速上涨导致制造业从高住房价格地区迁移至低住房价格地区，形成制造业分散化布局。谭锐等[6]研究发现由于大城市在基础设施水平、劳动力等方面集聚优势超过住房价格高速上涨的集聚不经济，制造业更可能选择城市内而非城市间转移。席艳玲等[7]发现相对住房价格与第二产业就业和产出呈倒“U”型关系，即过高的房价会对第二产业造成挤出效应，抑制其就业和产出。赵杨等[8]则认为城市房价升高会对第二产业就业人数造成挤入，对第三产业就业人数造成挤出。林永民等[9]研究发现房价与产业结构升级也存在正向促进与反向抑制作用，即房价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倒“U”型关系，并且房价的非理性上涨会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阻力。

综上可见，已有成果更多基于住房价格、劳动力流动与制造业转移的线性关系展开研究，仅有的基于三者非线性关系的研究成果，缺乏理论模型支撑。为此，本文基于“中心—外围”模型，建立住房价格、劳动力工资、贸易自由度等因素与劳动力间接效用的函数关系，揭示住房价格与制造业转移间非线性关系的内在机理。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理论层面构建非线性理论模型，为住房价格与制造业转移间非线性关系提供理论支撑；现实层面运用面板门限模型对理论模型中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确定城市住房价格于非线性关系中的拐点，为识别城市自身制造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提供依据。

三、 理论模型及内在机理

模型假定某国存在两个经济区：地区1和地区2，两地区劳动力均可自由流动，且不考虑农业部门情况。两地区消费者（同样也是劳动者）具有相同偏好，并通过合理分配收入，消费不可贸易住房和可贸易工业品，以实现效用最大化。

1. 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条件下的工业品和住房需求函数

由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表示地区[i=]{1，2}消费者效用如下：

[Ui=CμiMC1-μiH] （1）

[CiM=∫s∈Ndisσ-1σdsσσ-1]

[PiM=∫s∈NPis1-σds11-σ]

[PiMCiM+PiHCiH=Yi=WiLi] （2）

[0<μ<1<σ]

式（1）（2）中，[Ui]、[CiM]、[CiH]分别表示地区[i]消费者效用及所消费的差异化工业品和住房数量，[di]（s）代表地区[i]消费者第[s]种工业品消费量。[PiM]、[PiH]对应地区[i]工业品价格和住房价格，[PiM]为Krugman提出的工业品价格指数，[Pi]（s）为地区[i]第[s]种工业品价格，[Yi]为地区[i]经济总收入，[Wi]、[Li]分别代表地区[i]劳动者工资收入及数量。[N=Ni+Nj]，是地区[i]和地区[j]工业品种类之和，[σ]为工业品品种间的替代弹性，[μ]为消费者在工业品上的支付份额。

基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得地区[i]消费者对工业品与住房需求分别为：

[CiM=μYiPiMCiH=1-μYiPiH] （3）

进一步求得地区[i]消费者对地区[i]生产第[s]种工业品需求及对地区[j]生产第[s]种工业品需求：

[diis=Piis-σPiM1-σμYi            i=1，2，  sϵNi] （4）

[djis=TPjis-σPiM1-σμYi            i，j=1，2， sϵNj， T>1] （5）

式（4）（5）中，[Piis]表示生产于地区[i]销售于地区[i]的第[s]种工业品价格；[Pjis]表示生产于地区[j]销售于地区[i]的第[s]种工业品价格。[T]为Samuelson[10]提出的冰山运输成本。

2. 基于企业“利润最大化”优化工业品价格指数

假定制造业企业使用[β]单位劳动力可变成本和[m]单位固定成本进行产品生产，则地区[i]生产[xs]单位产品的成本函数为：

[TCiS=γ+βxisωi] （6）

式（6）中，[γ]为[m]单位固定成本的资本报酬，[xis]为地区[i]企业生产第[s]种工业品产量，[ωi]为地区[i]劳动者工资。则地区[i]制造业企业利润函数如下：

[Πis=Piisdiis+Pijsdijs-βωidiis+Tdijs-γ] （7）

由利润最大化条件得均衡价格如下：

[Piis=σσ-1βωiPijs=σσ-1Tβωi] （8）

[Pjjs=σσ-1βωjPjis=σσ-1Tβωj] （9）

则[PiM]价格指数形式可变为：

[PiM=σσ-1βNiωi1-σ+NjTωj1-σ11-σ] （10）

3. 构造并化简区域间劳动力相对效用函数

由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条件得消费者间接效用函数，并将式（10）代入可得：

[Ki=μμ1-μ1-μWiLiP1-μiHσσ-1βμNiωi1-σ+Njϕωj1-σα] （11）

式（1）中，[α=μ1-σ] ，[ϕ=T1-σ]，[ϕ]表示贸易自由度，[0<ϕ<1]。当[ϕ=0]代表两地区完全没有贸易；当[ϕ=1]时，两地区没有贸易壁垒，市场一体化。同理得地区[j]消费者间接效用函数为：

[Kj=μμ1-μ1-μWjLjP1-μjHσσ-1βμNiϕωi1-σ+Njωj1-σα] （12）

根据长期均衡的区位选择条件可知，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决定因素为两区域间相对效用，构造相对效用函数如下：

[Qij=KiKj=WiLiWjLjPiHPjHμ-1NiNjωiωj1-σ+ϕNiNjωiωj1-σϕ+1-α] （13）

取对数化简得：

[lnQij=lnWiWj+μ-1PiHPjH-12PiHPjH2-αlnϕ+ϕ-α1-ϕ2ϕNiNj-1 ] （14）

4. 利用区位选择理论建立住房价格与制造业就业间非线性关系

由长期均衡区位选择理论可知，两地区劳动力效用水平相同即[Qij=1]；则式[14]可变为：

[α1-ϕ2-ϕϕNiNj=lnWiWj+μ-1PiHPjH-12PiHPjH2-αlnϕ-1] （15）

进一步化简可得相对住房价格与制造业相对就业规模间非线性关系：

[NiNj=ϕα1-ϕ2-ϕ lnWiWj-ϕμ-12α1-ϕ2-ϕPiHPjH2+ϕμ-1α1-ϕ2-ϕPiHPjH-ϕαlnϕα1-ϕ2-ϕ]

由于[α<0]，[μ-1<0]，[0<ϕ<]1，则上述公式中的[-ϕμ-12α1-ϕ2-ϕ<0]，[ϕμ-1α1-ϕ2-ϕ>0]

同时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假定可知，两地区的相对就业与[Ni/Nj]间存在高度正相关。借鉴已有参考文献，用两地区的相对就业规模代理[Ni/Nj]，从而可得相对住房价格与相对就业规模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由模型得出其内在机理为在经济发展初期，具有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的地区率先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制造业，此时生产要素价格较低，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空间较大，高额利润驱使企业向该地区集聚，同时吸引了劳动力。当劳动力这一可流动要素大量集聚时会造成不可流动要素住房的相对数量减少，进而导致相对住房价格上涨。此时劳动力主体会被迫做出自身效用最大化的选择，即劳动力要想选择消费多样化产品，就必须忍受大城市房价，否则就迁移到小城市，于是本文提出命题1。

命题1：在地区间相对工资水平、贸易运输成本等一定条件下，相对住房价格与制造业相对就业规模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

而住房价格通过作用于劳动力流动影响制造业转移，其内在作用机制为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劳动者追求效用最大化行为。为此，本文引入“生存黏性”的概念，用于衡量劳动力对所居城市的依存度，并从侧面反映劳动力转移意愿，进而揭示以劳动力为载体的制造业转移内在动因。生存黏性越弱，劳动力对所居城市依存度越低，则劳动力转移意愿就越强，制造业相对就业规模下降。于是本文提出命题2。

命题2：以制造业劳动力年均工资收入与所在地区住房价格的比值来刻画劳动力“生存黏性”，其与制造业相对就业规模高度正相关。

四、 实证分析

1. 实证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本文选用2002—2020年35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依据Hansen[11]提出的面板门限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模型优点在于无需给定非线性方程形式，门槛值及其个数由样本内生决定，且可避免模型引入平方项可能造成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面板门限模型类别基于门限值个数可分为单一面板门限模型与多重面板门限模型。本文依次进行单一门限及双重门限效应的检验，其模型设定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