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12省份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时空耦合特征及动态演进

[摘要]西部（部分）地区兼具“一带一路”国内循环和“长江经济带”上游的双重媒介作用，其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于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的推进更是重中之重。选取西部12省份2010—2020年面板数据，通过“熵权TOPSIS-耦合”模型构建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及其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指数，并对两者进行综合评价，进一步通过空间地图探索分析法、莫兰指数及高斯核密度估计法，探究西部12省份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及其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演变、动态演进及极化趋势。研究表明：2010—2020年西部12省份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内部层级分位变化较小，仅重庆实现了较大层次的提升，四川、重庆、广西、云南的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四川、重庆、云南、广西耦合协调度排名依旧靠前，但层级分位变化较大，其中“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方面都较为凸出；总体上西部12省份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态势，但省际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差异存在扩大态势， “一带一路”沿线西部省份耦合协调度都至少提升了两个等级;西部12省份在综合考虑省际地理距离和耦合协调度差距后空间集聚性依旧存在。

[关键词]对外开放；经济发展；“熵权TOPSIS-耦合”模型；动态演进

一、 引言及文献述评

“西部大开发”20年之际，“国内国际双循环”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被提上议程1，“一带一路”倡议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等伴生新思想不断迸发，即对外开放并不一定只依赖港口和海岸，内陆地区也可以进行“陆路型”对外开放，至此形成了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格局。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远离海岸线，不具备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自然条件，如今这种新思想给西部地区的“症结”带来了新药方，那么探讨西部地区目前对外开放水平处于何种状况便尤为必要。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不断贡献于经济发展已经得到众多学者的基本认同，但西部地区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协调状况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依旧未知。

基于以上研究背景及迫切现状，本研究力图作出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通过“熵权TOPSIS-耦合模型”构建“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及其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并对两者进行综合评价，方法上优于单一的熵值法。第二，进一步通过空间地图探索分析方法剖析其时空耦合特征。第三，通过高斯核密度估计方法刻画其动态演进状况，进而分析两者耦合协调度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的测度经历了从单一指标到综合指标的跨越，单一指标方面由于侧重点不同主要分为外贸为主的指标、基础设施为主的指标以及科技创新为主的指标。外贸方面，大多数学者习惯采用外贸方面的指标来体现对外开放水平[1]，其中以外贸依赖度、外资依存度和对外旅游开放度居多。有学者发现我国在对外开放水平方面总体上对前者依赖性大于后者，同样基于熵值法构建对外开放度，“一带一路”政策显著促进了甘肃的对外开放水平[2]。有学者从贸易竞争角度，在“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新格局背景下，通过构建贸易竞争指数发现西部地区与东盟产业间和产业内贸易潜力依旧巨大[3]。基础设施方面，有学者从数值分析角度进行研究发现，只有不断降低内陆区际贸易成本并且与沿海开放水平同步才能形成边缘增长中心[4]。制度与科技创新方面，有学者发现山西对外开放水平依旧较低，突破点在于“制度创新”[5]，而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在全方位对外开放大战略背景下关键点在于“科技创新”[6]。综上，可以看出，外贸、基础设施及科技水平是构建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理论基础。据此，本研究将综合考虑以上3个方面对“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进行科学、合理的构建，从而为探讨其与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

基于不同综合指标方面，空间溢出效应方法角度，部分学者选择第三产业产值作为回归子代表经济发展水平，从投资、消费、科技等方面选取回归元，发现京津地区服务业的发展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贡献度依次为科技水平、基础设施及政府干预[7]。除此之外，大多数学者都采取熵值法、主成分分析等方法构造“高质量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发现“对外贸易”是我国高质量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8]，也有学者对“对外开放水平”和“高质量经济”分别构造综合指数，得出我国对外开放度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呈现“N”形非线性关系的结论[9]。学者们主要利用动态因子分析[10]、熵值法[9]、主成分分析[11]及其相关算法等对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进行综合测度。总体上，指标系统层方面研究较为完全，主要分为4个层次，开放基础[12]、对内开放程度、对外开放程度[12]及开放潜力[10]。四大自贸区中，广东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第一，上海次之，第三和第四分别是天津和福建[10]。研究方法方面，无论是因子分析、熵值法及主成分方法都存在损失信息度并且无法进行综合评价的缺陷，“熵权-TOPSIS”法比单纯的熵值法更有效[13]，并且TOPSIS算法比熵值法更能体现综合性[14]，而基于此种方法的权重结果可以赋予耦合协调度模型更合理的分布权重[15]。

基于不同政策背景，近年来西部对外开放水平对（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大多基于国家政策，“一带一路”[16]“西部大开发20周年”[17]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大背景[18]等。“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新兴古典视角，外贸水平和双向FDI典型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并且基础设施的作用日益巨大[19]。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政策在应对我国对内区域协调发展和对外国家经济安全方面日益举足轻重[20]。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举头并进，西部大开发20年来成绩斐然，但是民族地区的发展依旧不平衡和不充分[17]，西部大开发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才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出路[16]。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但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核心在于要加强“产业对外合作水平”和“中心城市”的建设[21-22]。西部大开发政策边际经济效益随着经济发展及其结构优化不断降低，解决措施在于将“政策贡献”转化为“市场驱动”[23]。耦合协调度模型已经被广泛用于测度两个对称或非对称主体的深度融合或协调状况[24]，而核密度估计法则用于刻画耦合协调度随时间变化的动态演进状况[25]。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显著落后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已是既定事实，并且西部地区内部对外开放水平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但针对西部地区而言加强对外合作迫在眉睫，因此不难发现西部地区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存在较强区际异质性，这种区际异质性为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探讨奠定了理论及现实基础。

目前，关于“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的构建已经从单一指标跨入了综合指标，当仅用“对内和对外开放程度”衡量时体现一般对外开放水平，纳入“开放基础和开放潜力”并且通过一定方法进行综合指标构建才能衡量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除构建基础理论在衍变，构建方法也不断迭代，从最初的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到目前主流的熵值法，信息损失度不断缩小。从三级指标到二级子系统层面，外贸又可以分为对内开放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综合目前研究现状的开放基础和开放潜力便组成了“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的子系统，即开放基础、对内开放程度、对外开放程度及开放潜力。开放基础包括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内和对外则体现外贸水平，开放潜力更多通过科技水平表征。空间上我国区域开放型经济水平自西向东依次上升，时间上区域开放型经济水平因省而异，但大都与自身经济水平密切相关，这也证明了本研究的必要性，通过“熵权TOPSIS-耦合”模型综合构建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并且通过该方法对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及其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进行综合评价。此外，为了解决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以及是否存在极化情况，本研究引入高斯核密度估计方法刻画该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进。

二、 研究设计

1. “熵权TOPSIS-耦合”模型

“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通过熵权TOPSIS法综合构建得到[2]。“经济发展水平”由“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表征[7]，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量变基础，经济发展更多发生在经济增长后期质变阶段，而经济发展早就由第二产业或工业驱动转变为更多依赖第三产业或服务业的边际递增驱动。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具体构建指标如表1所示。GDP、人口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代表理论基础消费能力[12]，里程数代表基础设施水平[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代表实际消费情况[1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在西部大开发的20年间作用不容忽视[23]，相较于进口，财政支出更多照拂出口状况[5]，继往开来的西部大开发更需要“保护与开发”并重[20]，因此绿化覆盖率与医疗状况也需要体现[26]。关键文献对外贸、基础设施和科技水平较为重视，这3个方面已分别融入开放基础、对内和对外开放程度及开放潜力。因为“对内和对外开放程度”仅能表征一般对外开放水平，而现有文献关于构建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与一般对外开放水平指标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将“开放基础和开放潜力”子系统纳入考量。本研究所有数据均来自EPS数据平台。

表1 “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指数构建及权重

[子系统层 子系统层权重 指标层表征 指标层 指标层权重 指标性质 开放基础 0.1716 基本经济水平 GDP（亿元） 0.0555 正向 消费人口基础 常住人口（万人） 0.0552 中性 消费基础支撑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年） 0.0299 正向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铁路和公路里程数（KM） 0.0310 正向 对内开放程度 0.2676 旅游业发展水平 旅客周转量（亿人公里） 0.0443 正向 基本进口水平 进口总额（万美元） 0.0970 中性 实际消费水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0.0714 正向 本地投资水平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0.0549 中性 对外开放程度 0.3470 对外旅游业水平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百万美元） 0.1046 正向 基本出口水平 出口总额（万美元） 0.0984 正向 出口支撑水平 财政支出（万元） 0.0393 中性 外国直接投资水平 FDI（亿美元） 0.1047 正向 开放潜力 0.2138 理论研发潜力 学校数（所） 0.0450 正向 实际研发水平 专利授权数（件） 0.1072 正向 生态与绿化水平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0053 正向 医疗设施水平 医疗机构床位数（张） 0.0563 正向 ]

熵权TOPSIS-耦合模型的权重结果[weightj]与熵值法一致，区别在于通过[weightj]构造决策矩阵[decisionmn]，[standardij]为归一化后的原始数据。

[standardij×decisionj=w1standard11…wnstandard1n………w1standardm1…wnstandardmn] （1）

TOPSIS部分关键在于需要计算正负理想解[positive]和[negative]的欧几里得距离：

[pdistance=j=1n[desicionij-maxdesicion1j…desicionmj]2ndistance=j=1n[desicionij-mindesicion1j…desicionmj]2] （2）

最终计算相对接近度[RCi]如式（3）所示并进行降序排列，图1的名次便由相对接近度降序排名所得。

[RCi=ndistancepdistance+ndistance] （3）

通过熵权TOPSIS法得到指标权重，为“耦合协调度模型”奠定了基础。如式（4）所示，[HighQualityOpen]为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EcnomicDevelop]为经济发展水平，其他符号意义同式（1）。

[HighQualityOpen=i=1132j16standardij×weightj] （4）

进一步计算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Fusiondegree]和耦合协调水平[Fusionlevel]：

[Fusiondegree=2×HighQualityOpen×EcnomicDevelopHighQualityOpen+EcnomicDevelop2Fusionlevel=Fusion×TT=α×HighQualityOpen+β×EcnomicDevelop] （5）

当融合度纳入协调指数[T]时才能形成最终的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Fusionlevel]。[α]和[β]由各自主体的占比所确定。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如表2所示，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同样参照此表，取值区间越大，耦合协调等级越高，耦合协调度越高，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级别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