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创业活力与城市就业增长

[摘要]当前我国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就业，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则提供了促进就业的新政策方向。基于“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探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劳动就业增长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宽带中国”战略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城市劳动就业增长，对中小型城市和东部城市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主要归因于当地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劳动就业的增加。影响机制的分析显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增强城市企业创业活力，并提高区域劳动力需求。因此，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该着重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激发企业创业活力并稳定劳动就业。

[关键词]信息基础设施；企业创业；城市就业；“宽带中国”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源源不断的新增就业不仅帮助我国实现卓越的经济成就，还大大提高了百姓的生活水平。但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我国劳动力市场造成了巨大冲击，使我国就业形势面临总量和结构双重矛盾，对我国人民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就业的重要性，“十二五”规划就提出就业优先战略，党的二十大会议再一次强调“健全就业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1是促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中之重。因此，在“保就业”的背景下，需要探寻促进城市就业的政策路径。

众所周知，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促进经济复苏的常规手段之一。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国务院制定了适度超前基建投资的应对策略，2023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将会通过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回升。根据我国当下产业发展的现状，信息网络产业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过程中最活跃的产业，为促进我国就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信息基础设施作为信息网络产业的现实载体，超前基建投资以信息基础设施为重要方向，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快速恢复，推动生产率提升，还可以拉动劳动力就业，实现“保就业”的政策目标。因此，有必要具体评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我国城市就业的促进效应，为“保就业”与“稳增长”的宏观政策提供政策指导。

“宽带中国”战略是评估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我国城市就业影响的最典型切入点。“宽带中国”战略是我国于2013年为了解决我国互联网网速慢、覆盖范围小、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而提出的基础设施建设战略。该战略在三年里遴选出120个城市作为“宽带中国”示范点，加速提升信息网络普及率和信息网络速率，实现了信息互联网的空前发展。我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从2017年的3.49亿人升至2021年的5.36亿人，增长了53%。从网速来看，百兆宽带接入比例从2017年的38.9%升至2019年的93%1。因此，本文通过“宽带中国”战略运用多期双重差分估计的方法，验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否在促进就业方面发挥战略引领作用以及探索信息基础设施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机制，为促进民生福祉、推进国家经济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1. 文献述评

就业问题关系到国泰民安，是决定一个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因素，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早在李嘉图时期，他就曾讨论过技术进步对于就业的替代效应，而马克思更是从资本有机构成的角度得出技术进步会通过提升资本在生产要素中比例的方式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着网络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互联网信息技术在诸多领域越发重要，对各行业带来了直接的技术冲击。那么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带来的技术冲击对劳动力就业造成了何种影响？

近年来，有国内外专家认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信息技术发展会抑制就业。从就业本身来看，Frey等[1]从就业类别的角度分析得出信息技术将会替代一半的劳动力就业。Dube等[2]从宏观失业率的角度研究表明，信息技术的投入并没有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甚至降低了男性的就业人数。王俊等[3]认为互联网应用促使当下形成了当前国际生产资料网络“中心—外围”结构，从而使西方陷入去工业化浪潮，严重减少了就业机会，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陈建伟等[4]从就业结构的角度出发，认为ICT类通用型技术在促使城市就业结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同时，会引起结构性失业。

与上述专家不同，大量的学者还是坚持信息基础设施普及带来的技术冲击可以有力促进劳动力就业。Bai[5]利用美国州级宽带使用数据得出网络性能的提升会促进就业增长。Biagi等[6]通过翔实的实证研究否定了过去信息技术替代劳动力的观点，事实表明，无论从产业领域还是企业维度，这种替代效应并不显著。马俊龙等[7]则从劳动者人力资本与家务劳动时间两个机制阐释了信息技术对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王子敏[8]则认为信息技术普及导致的劳动技能升级显著提升了劳动力就业质量。戚聿东等[9]认为信息技术冲击带来的数字生活普及可以通过提升劳动者就业概率的方式缓解就业压力。方福前等[10]则认为以互联网技术为特征的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优化生产环境、提高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改善社会环境的方式在经济健康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夏海波等[11]发现即使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挤出—补偿”效应，但是仍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服务化、缓解劳动力错配的方式对劳动力就业产生积极影响。齐秀琳等[12]认为“宽带中国”战略带来的数字经济冲击在显著促进农民工就业的同时也提高了农民工工作收入。

综上，信息基础设施影响就业的文献已很丰富，但是仍存在补充空间：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对就业的影响渠道的研究还不够全面。以往研究对于影响机制有一定的探索，但是没有涉及企业以及部门层面的探索。本文将从城市层面角度出发，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企业创业活力以及劳动力部门再调整等方面对影响机制的研究进行补充。二是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就业效应的因果识别不够稳健。本文通过利用“宽带中国”政策，运用动态双重差分模型的计量方法，并通过排除其他相似政策干扰的方式，大大增强探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就业效应的稳健性。

2. 研究假设

首先，基于上文的研究基础，可以发现当下对于信息基础设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还存在争论。具体而言，信息技术设施建设对就业从理论上来看具有双重效应：创造效应和挤出效应[13]。创造效应是指网络信息基础设施的扩张可以直接创造关于软硬件开发、运营维护等高技术密集性的工作岗位。与此同时，互联网支撑下的平台经济，也提供了大量诸如外卖员、自媒体等工业岗位，而且学习互联网技术也为解决结构性失业提供了新的途径。挤出效应是指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可能客观上提高人力资本成本，从而降低了劳动力需求，减少了就业岗位[14]。此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会直接导致部分高重复性、低技术附加值的工作岗位消失。当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就业的创造效应大于挤出效应时，那么就会促进劳动力就业水平的提升。

其次，信息基础设施假设对就业创造效应十分显著。具体来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3个机制影响劳动力就业，分别是生产率效应、产业升级效应和平台经济效应。第一，从生产率效应来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增加意味着数字信息技术、大数据等新技术逐渐普及，直接提升了劳动者的生产效率，降低了企业成本，推动企业扩张，为社会提供了更多就业空间[15]。第二，从产业升级效应来看，加速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必要前提。一方面，制造业得益于产业结构升级[16]。比如沈洋等[17]的研究表明智能制造转型可以通过加速产业集聚扭转劳动力错配，提高劳动力就业效率。另一方面，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公共基础设施存在共享效应，会进一步吸引企业和劳动力的转移，形成经济集聚效应。经济集聚是一种城市空间经济的自发行为，任何企业的集聚效应的产生会直接影响到劳动力就业水平。钟粤俊等[18]则直接证明了集聚可以直接促进服务业就业水平。第三，从平台经济效应来看，作为新组织、新模式和新业态的平台经济需要高水平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才能运转[19]。虽然平台经济是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就业数量本身的贡献水平并不高，但是其搭建的平台可以为更多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提供巨量的就业岗位，比如快递业和外卖业。平台经济甚至改变了传统经济社会的经营模式，大大拓宽了企业的经营边界，使企业不再拘泥于单一城市，激发了企业的生产潜力，带动了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因此，本文认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通过影响企业行为促进劳动力就业水平提高。

最后，“宽带中国”战略通过增加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大大释放了企业活力，进而对劳动力就业市场产生积极影响。企业活力包括企业的进入与创新活动，以及企业的生产绩效水平，而信息基础设施的搭建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直接促进企业激发活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搭建会改善中国资源错配的现状，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缓解企业面对的信息不对称难题[20]。具体来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信息技术冲击会加速地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发展水平，甚至会惠及批发零售、交通运输等诸多其他细分服务行业。这些行业的企业可以直接感受到时间成本、交易成本、企业运营成本的降低，这将直接促进企业更加积极地参与市场经营活动，并大大提高企业绩效，从而大幅增加了劳动力需求。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地区劳动力就业水平。

假设2：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不同行业部门、不同城市规模的劳动力就业率的促进效应存在异质性。

假设3：信息基础设施通过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以及企业创业活力的渠道促进地区劳动力就业水平提升。

三、 实证分析策略

1.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借助“宽带中国”战略的政策实施作为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外生冲击，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劳动就业增长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具体而言，基于2014—2016年“宽带中国”战略示范城市创建的多批次试点政策，以“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城市为处理组，以非试点城市为对照组，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计量估计。本文构建以下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Yct=α+βTreatc×Postct+γControlct+μc+λt+εct] （1）

式（1）中，被解释变量[Yct]表示城市c在年份t的劳动力就业情况，采用城镇从业人数的对数值、年末从业人数与年末总人口数比值来衡量。[Treatc]表示“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城市的政策虚拟变量，如果某一城市为试点城市，则[Treatc]取值为1，否则为0。[Postct]表示该城市被纳入“宽带中国”战略试点的时间节点，将该城市成为试点城市之前的年份赋值为0，之后的年份赋值为1。对于对照组样本，均取值为0。[β]为核心估计参数，表示“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城市劳动就业水平差异。[Controlct]表示城市特征变量向量，以缓解因遗漏变量偏误与政策试点非随机性等内生性问题而可能导致的模型估计偏误。[μc]表示城市固定效应，排除城市层面不随时间变动的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干扰；[λt]是年份固定效应，用以控制所有县域随时间变动的宏观因素；[εct]是随机扰动项；[α]为截距项。模型所有估计结果的标准误在城市层面进行聚类，以缓解可能存在的序列相关问题。

为了得到估计系数[β]的无偏估计，本文将采取以下措施尽可能地缓解内生性问题。第一，在基准回归结果基础上，将计量模型（1）中的年份固定效应替换成省份—年份固定效应，以控制不同省份层面随时间变化的其他政策对回归结果可能造成的干扰，例如2015年及以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在不同省份的推广；第二，采用事件研究法将多时点双重差分基准模型扩展为动态模型来进行事前平行趋势检验；第三，排除同时期其他经济政策的实施对回归结果可能造成的干扰，例如数字经济相关的政策实施（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等战略）；第四，进一步提供基于多次随机冲击的安慰剂检验，以排除城市层面不可观察因素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