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税能否倒逼产业升级?

[摘要]在面临环境污染和经济转型双重挑战的背景下，研究环境保护税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以2018年“环境保护费改税”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探究环境保护税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保护税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产业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环境保护税对中、西部产业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推动东部产业升级的影响不明显。机制分析发现环境保护税通过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和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了产业升级。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了合理调整环境保护税征收标准、制定差异化的环境政策、积极扶持企业创新活动等相关建议。

[关键词]环境保护税；产业升级；双重差分法

一、 引言

我国经济正处于由高消耗、高投入、高排放、低收益粗放型增长方式向低消耗、低成本、高收益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产业不断调整优化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必然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1。环境规制是指对各种污染公共环境的行为进行限制，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环境规制主要分为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型环境规制两种方式，其中我国环境保护税作为市场型环境规制方式，由排污费改革而来，于2018年1月1日正式实施。环境保护税是我国首个以环境保护为直接政策目标的税种，法律效力大大提升。在面临环境污染和经济转型双重挑战的背景下，环境保护税的开征是否能够起到协调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如果环境保护税能够倒逼产业优化升级，那么内在机制又是如何？这些问题的回答，对积极落实环境税政策，探索产业升级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只有少数学者直接研究环境保护税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更多学者研究宏观层面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环境保护税对产业升级影响的研究包括对环境保护税的模拟分析以及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定量分析。比如徐文成等[1]基于数值模拟结果提出，环境税实施会使得污染密集行业的产出减少而清洁行业产出增加，使得污染密集行业的有效人力资本供给向清洁行业转移。黄纪强等[2]根据各省环境保护税征收标准强弱考察了环境保护税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认为环境保护税只能推动东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

而关于环境规制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4种代表性假说，分别是“遵循成本假说”“波特假说”“污染避难假说”以及“不确定假说”。

“遵循成本假说”认为环境规制会使企业成本增加，降低企业生产效率，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不利于企业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詹蕾等[3]通过空间计量分析证实了环境总税费显著抑制了产业结构优化。“波特假说”则认为环境规制具有“创新补偿”效应，即合理的环境规制导致企业成本增加同时会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李虹等[4]采用中国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趋于有利。原毅军等[5]以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证实了正式环境规制有效驱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可将环境规制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动力。“污染避难所假说”则认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会导致污染密集产业转移至落后地区，但关于能否促进产业转出地和承接地产业升级的结论不一致。沈坤荣等[6]研究结论表明环境规制导致污染密集型企业转移到周边城市，但是并未促进转出地生产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董直庆等[7]采用环境技术进步方向模型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会迫使污染产业就近转移，短期内会促使污染产业承接地区绿色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但是对污染产业转出地的绿色技术进步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不确定假说”认为，由于时间、地区及产业等差异，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张成等[8]等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对不同地区企业生产技术的影响，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可以促进东部和中部企业生产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但是西部地区却并不符合这结论。谢云飞等[9]研究证实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均与产业结构升级呈倒“U”型关系。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研究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对环境规制强度提高能否推动产业升级的结论不一致。2018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环境保护税作为最典型的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能否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值得深入讨论和分析。二是大多数对环境规制与产业升级的研究都集中于宏观层面。环境保护税直接对企业征税，对企业的影响更为直接，从微观企业层面分析环境税的政策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据此，本文基于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18年“环境保护费改税”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环境保护税对产业升级的政策效应。本文的可能贡献在于：第一，从微观企业层面分析环境保护税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丰富环境保护税的政策效应研究。第二，在刻画企业层面的产业升级指标时，本文不同于大多数研究采用单一指标，既采用更为全面综合的全要素生产率，同时认识到全要素生产率在计算方法上的差别会使结果产生较大差异，也采用在计算和可比性方面具有优势的劳动生产率。

二、 制度背景和研究假设

1. 制度背景

环境保护税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最先提出的，是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对排污者征税，用税收来弥补排污者生产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使两者相等，以此来解决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问题。我国的环境保护税相关制度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1979年国务院环保领导小组在《环境保护法（试行）》1中明确规定如果企业排放污染物超标，则排污企业须缴纳排污费。此后国务院分别于1982年和1988年颁布了《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2和《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3，排污费制度由此确立。2003年，《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4实施强化了对排污费的征收和管理。2014年，发改委、财政部、原环保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1，要求各省份在2015年6月底前将主要污染物的排污费标准调整至最低标准之上。2018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2施行，标志着中国首个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税种产生。

排污费改环境保护税后，征收部门由环保部门改为税务部门，依法划分部门责任，理论上有助于克服排污费本身执法刚性不足，行政干预过多，强制性和规范性缺乏的问题。一方面环境保护税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大的权力，在规定最低税额标准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可以在不超过标准的10倍基础上上调收费标准。目前部分省份的税额标准是由排污费平移而来或者是将征收标准提高到税额下限，如湖北、浙江、福建、吉林等19个省份，而河北、山东、江苏等12个省份则调高了税额标准，明显高于排污费的收费标准。另一方面环境保护税中增加了应税污染物的范围。环保税法中规定其他固定废物的具体范围由地方确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污染物减排的特殊需要，增加同一排放口征收环保税的应税污染物项目。而在收入的归属上也发生了变化，排污费是中央地方按1∶9进行分配，但环境保护税全部规划地方。同时环境保护税增加了税收减免规定，对企业减排行为提供了更高的税收优惠。根据《关于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在沿用纳税人排放应税污染物浓度值低于规定标准值50%减半征收这条优惠之外，增设了一条，即纳税人排放应税污染物浓度值低于规定标准30%的，减按75%征收环保税，并且取消了加倍征收。环保税没有吸收原排污费超标、超总量加倍征收的规定，积极推动企业减排。环境保护税的正式实施对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研究假设

（1）环境保护税对产业升级的直接影响机制

环境规制对产业调整的影响主要基于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成本效应是由“遵循成本假说”提出的，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不断加大，污染排放标准不断提高，企业的治污成本变高，挤压企业的利润，不利于企业的创新投入，阻碍企业转型发展，从而不利于产业转型升级[10]。但是“波特假说”倡导的“创新补偿”效应则认为企业为了避免高额的污染治理成本，会通过技术创新或者优化资源配置等方式提高利润空间和企业竞争力，从而促进产业升级[4]。

环境保护税实施以后，环境规制强度和政策刚性提高，理论上会增加企业的污染治理成本。但是环境保护税实施首要目的是减少环境污染，并不是增加企业成本，因此环境保护税对符合排放标准的企业给予更多税收优惠，以此来激励企业创新和推动企业减排。企业为了更好地盈利和降低污染治理成本，规避环境保护税带来的压力，通过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和调整生产资源配置，减少污染物排放，从而促使企业自身生产结构的优化和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产业升级的概念复杂，不同产业和不同国家的产业升级会呈现不同的特点[11]。微观层面的产业升级概念，以Gereffi[12]的观点为主，他认为产业升级是企业能力提升的过程，是企业生产的产品由劳动密集型转变为资本、技术密集型，由低附加值产品转变为高附加值产品的过程。产业升级的基础是企业附加价值的创造，从而实现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付才辉等[13]将企业层面的产业升级概括为产业价值链上的企业通过提升自身的资源禀赋与能力条件来完成流程、产品、功能以及链条的升级，扩展其价值链活动范围，增加其活动价值增值的程度。

在刻画企业层面的产业升级方面，陈明艺等[14]采用劳动生产率、专利申请量以及专业化分工程度对企业转型升级进行衡量。巫景飞等[15]采用企业研发投入量衡量产业升级。但是无论企业采用哪种策略，企业在产品和产品价值链上发生怎样的变化，最终都会在企业生产率上得到体现[16]。因此本文采用生产率指标来反映产业升级的过程。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是最常用的衡量企业附加值创造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更为综合全面，因此本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刻画产业升级，并用劳动生产率进行稳健性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环境保护税能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倒逼产业升级。

（2）环境保护税对产业升级的间接影响机制

根据波特假说，环境保护税会通过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创新补偿效应”，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利润空间，推动企业产能结构优化，从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环境保护税的实施可以通过强化外部压力和激励，引导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内在动力，加大研发投入而促进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17]。企业创新能力在整个产业的转型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会对企业产生较强的正向激励效应，促使企业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和污染治理工艺，降低企业污染处理成本，不断向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且新技术的开发、传递、扩散和积累还会对产业分工进行深化，进而推动产业不断升级[18]。

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和经济水平的发展，一方面公众环保意识会增强，公众会倾向于购买绿色环保产品，企业必须通过优化内部资源配置和调整产品结构以更好地适应和满足市场需求的变化，从而推动企业升级[4]。另一方面，面对环境规制，多产品企业可以通过成本转移以及优化内部资源配置和产品结构来应对环境政策带来的影响。企业可以通过减少生产或者放弃生产环境成本高的产品，将生产资源转向环境成本相对较低、附加值相对较高的产品，进而推动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产业升级[19]。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说2：环境保护税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倒逼产业升级。

假说3：环境保护税通过推动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倒逼产业优化升级。

三、 研究设计

1. 研究方法与模型设计

本文以2018年“环境保护费改税”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检验环境保护税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将研究样本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其中重污染行业的企业为实验组，非重污染行业的企业为对照组。重污染行业是根据《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1和《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2中界定的16个细分类行业3。基于本文设定，构建以下初始模型：